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书信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收集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1860年至1864年所写的书信。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出现了持续很久的政治反动，接着，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始了一个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活跃时期，同时还出现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高涨。在德国和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仍然没有解决，民族统一运动又重新开展起来；在俄国和美国革命形势逐渐形成；革命风潮也触动了波拿巴法国、奥地利帝国和其他国家。

新到来的革命高涨的特点是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的增长。无产阶级运动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无产阶级日益摆脱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他们的战友所进行的革命的科学世界观的宣传，促进无产阶级了解自己的阶级利益，并且有助于培养它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精神。

1860—186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致力于继续发展自己的学说，特别是经济理论，争取团结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论证革命无产阶级对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迫切任务的态度。这些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无论是著作还是书信中都到处可见。他们这一时期的著作和书信，对国际生活的一切重大事件都做出反应，讨论和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策略路线。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60—1864年的书信证明，象在前几年一样，马克思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继续研究经济理论。早在1860年初他就着手准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工作。按照马克思的最初的意图，第二分册应该对“资本一般”，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本身进行分析批判。在新的革命高涨到来的条件下，用经济理论知识武装无产阶级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尽快完成并出版这本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必须对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给以应有的回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中断了差不多一年半。直到1861年6月初马克思才重新动手写他的主要的经济学著作。

在工作条件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到1863年7月马克思就完成了这部篇幅巨大的手稿，总计约二百个印张。这部手稿由马克思题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续篇。但是马克思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放弃了自己这部经济学著作的最初的计划和以分册形式出书的打算。他在1862年12月28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说，他决定把自己的著作的第一部分作为独立的一卷出版，以《资本论》为标题，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见本卷第636页）。可见，这时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在按照新的计划即按照在《资本论》中彻底体现出来的计划写作。

1861—1863年手稿的内容本身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部手稿的相当大一部分（第Ⅰ—Ⅴ本，以及第ⅩⅠⅩ—ⅩⅩⅢ本）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初稿，而手稿中篇幅更大的另外一部分，总共将近一百一十个印张，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初的和唯一保存下来的稿本，按照马克思的新计划，这部分手稿应当成为《资本论》的最后一册。在1861—1863年手稿中还专门叙述了或顺便提到了许多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详细发挥的问题。从马克思1863年8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1861—1863年手稿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巨大理论意义，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评价自己的作品时写道：“……现在我看着这整个庞然大物，而且回想起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见本卷第364页）。

为了寻求那些复杂的经济问题的严密科学答案，马克思在这几年研究并批判地利用了大量专门的经济学文献、官方报告和报刊上的材料。他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那些错误的或纯粹辩护士的理论。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信有时对斯密、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著作中的某些不正确的原理提出尖锐的但总是公正的批评。同时指出马尔萨斯、罗雪尔等庸俗经济学家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通信中系统地记录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完成的革命变革道路上的重要标志。因此，1861—1863年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创立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使我们不仅更好地了解《资本论》的创作经过，而且更好地了解它的内容。马克思的许多书信，是清楚扼要地阐述这一时期他所解决的最困难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真正杰作。例如，马克思1862年8月2日和8日给恩格斯的信就具有独特的科学意义。这两封信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根据价值规律阐明并科学地论证了关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的理论，同时从理论上分析了绝对地租的起源。列宁在摘录这两封信时特别指出，信中对复杂问题的叙述“通俗、简洁、明确”（见列宁《〈1844—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要》1959年俄文版第285页）。马克思1863年7月6日的信也完全是这样。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天才地表述了他后来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所论证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马克思1863年1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也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信中确定了机器的真正概念，并且扼要地描述了机器的发展历史。

从许多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创立经济学理论的时候，经常同恩格斯商讨一切重要的理论问题，非常重视恩格斯的批评意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在两位伟大的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在创作方面的亲密友谊中锻造出来的。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有无比丰富的材料说明他们的科学兴趣是广泛的和多样的。1860—1864年这一时期恩格斯继续深入研究军事理论问题，特别是各种武器的发明和发展的历史。恩格斯对军事科学的研究，对于确定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社会阶级性质，对于揭示作为马克思主义战争学说的不可分离部分的武装斗争规律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恩格斯在这几年中仍然象过去一样对语言学感兴趣，他重新开始研究塞尔维亚文和俄文。恩格斯继续研究自然科学，阅读了赖尔和赫胥黎在地质学和比较解剖学方面的著作。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也很重视自然科学。1860年马克思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给予它极高的评价，在以后的几年中还不止一次地重读这一著作（见马克思1860年12月19日和1862年6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以及马克思1861年1月16日给拉萨尔的信）。1864年马克思又重新开始深入研究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阅读洛德、施旺、施莱登和其他自然科学家的著作。在这几年当中，马克思下了很多功夫研究数学，特别是微积分。

许多书信证明马克思对于通史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古代史和宗教史感兴趣。马克思研究了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内战，他在1861年2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热情地评价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斯巴达克，把他看作是古代最出色的统帅之一和被奴役群众的杰出的领袖。“一位伟大的统帅……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见本卷第159页），马克思就是这样评价自己所喜爱的英雄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视法的历史和理论问题。马克思1861年6月11日和7月22日给拉萨尔的信，以及恩格斯1861年12月2日给马克思的信，都说明他们在深入地研究罗马法和中世纪后期西欧各国对罗马法的吸收（袭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1年读了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对拉萨尔在法的历史方面的观点做了深刻的批判。同拉萨尔对法的范畴的唯心主义解释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法的关系的物质基础，指出法的关系是受生产关系即财产关系制约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许多书信是专门论述欧洲和美洲一系列国家的重大事件的。他们特别注意的是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德国和意大利都成为统一国家的民族统一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0年的书信中经常就意大利人民反对内外敌人的英勇斗争交换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1860年5月加里波第的志愿军（有名的“千人志士”）在西西里登陆，密切注视加里波第向意大利南部的英勇进军，这次进军结果使意大利南部从波旁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高度评价加里波第的革命策略，以及加里波第的军队在为意大利人民利益斗争时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勇敢精神。他们认为加里波第是英勇果敢的领袖，是真正的人民统帅。恩格斯在1860年10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加里波第又一次战胜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时写道：“这个家伙对军队的影响必定是不可思议的。”（见本卷第10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主张用革命的方法统一意大利。他们在书信中揭露了同拿破仑第三勾结的卡富尔的反革命政策。马克思在1860年10月2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卡富尔完全是波拿巴的工具”（见本卷第566页）。工人阶级的领袖认为，卡富尔和自由保皇势力硬要通过王朝统一意大利是违背意大利人民利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对加里波第进军和卡富尔的反人民政策的许多看法，在他们的文章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特别注意德国的政治发展。他们揭露普鲁士的反革命制度，揭露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军阀的反动政策，密切注意德国的活跃的政治生活和国内蓬勃兴起的民主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主张用革命民主主义的方法统一德国，认为只有全民运动能够使阻碍这一任务实现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动派无能为力。他们尖锐地批评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在所谓宪制冲突时所采取的怯懦立场。宪制冲突的原因是，议会下院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需要大大增加军事开支的军队改组提案。议院的自由资产阶级多数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在1862年达到了顶点，这时作为政府首脑的俾斯麦不经议会同意就着手进行军事改革。可是普鲁士资产阶级不敢积极反对政府的政策。议会的自由派议员在宪制冲突时只限于说一些反对派空话而已。恩格斯在1863年5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嘲笑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时写道：“还没有一届议会这样顽固地和不适时宜地坚持这种原则，即资产阶级的反对派在同专制制度和容克奸党的斗争中负有挨揍的义务。”（见本卷第34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指出，反革命力量的阵地因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懈和背叛的政策以及它向容克地主和保皇奸党投降而巩固了，所以俾斯麦后来才能够以普鲁士为霸主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

从发表的书信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俄国农民争取废除农奴制的斗争。他们认为这一运动是一个伟大的事件，是欧洲革命的强大后备军。恩格斯在1860年1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高兴地指出俄国农民解放运动在增强。他在这封信中说，“在俄国，情况也在变得很复杂”，他所指的就是农民运动的增长。恩格斯认为俄国贵族的立宪运动可能同农民革命运动有联系（见本卷第9页）。恩格斯在1861年11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也指出俄国农民暴动在增强，他说，“俄国和波兰的情况很好”（见本卷第205页）。

在1860年至1864年这段时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谈论的主要题目之一就是美国的事件。共产主义创始人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始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对工业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不断增长的对抗进行了长时期的观察，预见到在北美合众国必然要发生与废除奴隶制的斗争有关的深刻的社会动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在南部各州连续发生的黑奴起义，是种植场奴隶制危机的明显的表现。尽管这些起义被种植场奴隶主残酷地镇压下去，无产阶级的领袖却把它们看作是即将到来的更加顽强和持久的反奴隶制斗争的先声（见马克思1860年1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60年1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在书信中评价第一个试图用武力解放黑奴的约翰·布朗所领导的起义的意义时写道：“据我看来，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见本卷第6—7页）

象对待当时其他进步运动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对待美国的解放奴隶的斗争。他们认为，废除黑奴制的运动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及其摆脱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的开展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因素。无产阶级领袖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是，反奴隶制的斗争必然带有革命战争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样的战争能够加速欧洲革命危机的到来，能够使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提前发生。因此马克思强调美国内战的世界意义，而且认为战争的继续发展从欧洲革命运动的利益来看是很值得欢迎的（见马克思1862年10月29日和1863年7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洞察所发生的事件的本质，因此能够在美国内战爆发前几个月就得出了北部和南部即将发生武装冲突的结论。恩格斯在1861年1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描述美国南部出现的局势时写道：“只要北部稍微进行一点游击式的攻击，就足以引起燎原大火。无论如何，奴隶制显然会这样或那样地很快完蛋。”（见本卷第141页）

美国内战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聚精会神地注意美国事件的发展。这也是因为马克思在1861年秋恢复了一度中断的为美国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撰稿，而且他这时又开始为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新闻报》撰稿。从马克思1862年4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在德国传播对美国内战的正确观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的通信说明，马克思在写《北美内战》和《美国内战》这两篇文章的过程中仔细研究了英国报刊伪造的南部各州脱离的历史（见马克思1861年7月1日和5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根据对于美国的各种资料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所谓的“脱离运动”完全是种植场奴隶主的狭隘寡头政治方面的“篡夺”，甚至就在南部的各州也有过“对脱离的极其强烈的反抗”（见本卷第186页）。马克思指出，奴隶主为了使南部的没有土地的“白种贫民”俯首贴耳，也是需要军事专政的（见本卷第188页）。

马克思在1861年7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论述了美国内战的性质和原因，以及内战的动力问题。马克思认为北部和南部之间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即在北部各州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在美国南部保留下来并阻碍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奴隶制度之间的斗争。他特别重视西北部各州及其自由的自耕农居民的异常迅速的发展，并且得出结论说，这些州的经济利益就已经使它们成为奴隶制的最坚决的反对者（见本卷第180—181页）。

马克思在1861年5月给莱昂·菲力浦斯的信中，就对交战双方的胜利可能性作了推测，认为在战争开始时，早已做好战争准备并且拥有有经验的军事干部的南部将占优势。马克思指出：“最后当然将由北部获胜，因为它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出最后一张牌——奴隶革命。”（见本卷第596页）

恩格斯也指出了北军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因为恩格斯是精通军事科学的人，他对于美国事件的军事方面特别感兴趣。他在1861年6月12日和7月3日，1862年5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分析了一些最重要的战役、交战双方的战略和战术，并且对北部和南部的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做了准确的评价。恩格斯1862年5月23日和7月30日的信全部成为马克思在《新闻报》上发表的几篇关于美国内战进程的文章的基础。马克思认为恩格斯的军事评论非常重要，他要求恩格斯“每当战事起变化的时候”及时写出评论文章（见本卷第22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信中分析了北部到1862年年中达到特别危险程度的军事失利的原因，尖锐地批评北部资产阶级害怕战争具有彻底的、真正革命的反奴隶制斗争的性质所采取的懦弱和犹豫不决的政策。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关于战争性质和作战方法相互制约的重要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为废除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的人民性和革命性，要求采取相应的革命方法动员群众，才能顺利达到既定的目的。“如果北部不立刻以革命的方式行动，就会遭到一顿痛打”（见本卷第258页），恩格斯在1862年7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是这样评论局势的。马克思认为，让黑人有权加入北军作战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军事和政治措施。他在1862年8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只要有一个由黑人组成的团就会使南部大伤脑筋。”（见本卷第272页）

通信中所阐述的关于不能只从战争的军事方面判断战争前景的原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1862年夏北部的一系列的失败，使恩格斯对于北部是否能胜利发生了怀疑，马克思在回答恩格斯时写道：“我觉得，你有些过分看重事情的军事方面了”（见马克思1862年9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考虑到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的总和，他相信北部终究会采取革命措施，并且会撤销那些来自各边界蓄奴州的反动分子对军队的领导，因为他们力求在同奴隶主妥协的基础上作战。马克思认为，西北部和新英格兰对于“外交式的作战方法”的坚决反对是即将到来的革命爆发的征兆。他毫不怀疑人民将迫使林肯政府采取革命的作战方法。马克思在1862年8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指出，“如果林肯不让步（但他是会让步的），那就会发生革命”（见本卷第272页）。

事件进程的本身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见是正确的。在人民群众的影响下，林肯政府在1862年9月就发布了解放黑奴的宣言，实行了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措施，这些措施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他在1862年10月2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南部人对于林肯法案的狂怒证明了这些法案的重要性。”（见本卷第29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指出北部方面的战争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同时也清楚地看到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和虚伪性。马克思在1862年9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评论北部资产阶级的作战方法时指出：“北部进行战争的方法，正是一个长期以来欺骗成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所能采取的方法。”（见本卷第287页）恩格斯认为，北部不能很快地转到以革命方法去进行战争的原因是“人民被侮辱了”，而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为了万能的美元”准备同奴隶主签订任何的和约（见恩格斯1863年2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北美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阶级性还表现在，战争时期中在统治集团支持下规模空前扩大的金融投机活动有增无已。马克思认为这一切现象是“北方佬在运动形式上的……可厌的方面”，即“这个民主诈骗成风的典型国家里”的可厌的方面；而对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本性说来，这是很自然的”（见马克思1862年10月29日和1864年9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本卷第292、424页）。根据战争时期北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经验，恩格斯得出一个对于革命的工人运动非常重要的结论：工人阶级将来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当作目的本身，对工人阶级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只是走向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手段和过渡阶段（见恩格斯1862年11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1年至1864年期间的通信，是他们1861—1862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闻报》上的论美国内战的文章的重要补充。这些信不但论及整个战争时期，有时还对各种活动家和事件进行比较尖锐的政治评论，这些评论，部分由于书报检查条例，部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都是不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到了美国内战的革命前景，他们非常注意这场战争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对欧洲各国首先是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国内状况的影响。还在战争发生以前，马克思在1861年1月16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就指出，“美国的奴隶占有制危机几年之后将在英国导致可怕的危机”（见本卷第574页）。1861年底已经发生的不仅笼罩英国而且笼罩欧洲其他国家的“棉荒”就是这一预见的证明。棉花危机同棉纺织业生产过剩危机交织在一起，给英国工人，特别是郎卡郡的工业区及其主要中心曼彻斯特的工人带来最严重的灾难，这些地区的棉纺织生产急剧缩减。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观察英国的危机的发展，同时密切注意英国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重新高涨的征兆。他们高度评价英国工人在美国内战时期所采取的国际主义立场和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这种顽强精神使英国统治阶级为支持南部种植场主而对美国进行干涉的计划归于破产。他们非常重视英国的工人群众大会，认为这种群众大会是无产阶级同民主解放运动团结的表现形式之一（见马克思1863年1月2日和4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但是，尽管工人阶级由于危机而陷入困难境地，在英国却没有群众性的革命行动，这表明改良主义倾向在从宪章运动失败以来就受工联主义思想影响的英国工人运动中仍然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无产阶级“凄惨地忍受”和革命热情明显衰退的原因是相当一部分英国工人被资产阶级腐蚀（见恩格斯1862年11月5日和1863年4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马克思1862年11月17日和1863年4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欧洲东部——俄国和波兰的运动有很大的兴趣。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许多书信专门就1863—1864年起义评价和展望了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本卷中的这些书信很有价值，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1862年停止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闻报》撰稿后，由于种种原因就没有机会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了。这些书信不仅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烈同情波兰人民的英勇斗争，而且揭示了波兰问题对当时整个欧洲革命运动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波兰解放运动看作是全欧洲范围的革命因素，因此特别重视波兰事件。他们认为，波兰恢复自由独立对于削弱沙皇在欧洲的反动作用，对于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本身民主运动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前提。马克思得到关于波兰发生起义的最初消息后，在1863年2月13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纪元……但愿这一次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见本卷第322页）。

1863年和1864年初的通信内容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波兰起义各个阶段的发展，特别重视俄国和波兰的农民群众参加起义。恩格斯在1863年4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所以把立陶宛的运动评定为最重要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个运动超出了波兰王国的疆界，而且农民也积极参加了运动。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指出，只有把广大农民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才能保证起义的成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波兰起义者阵营的力量配置情况交换了意见，他们一再指出，参加起义的扎莫伊斯基和查尔托雷斯基这一类右派资产阶级贵族分子的叛卖性。马克思认为这些分子同帕麦斯顿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直接联系（见马克思1863年7月6日、8月15日和9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担心地指出，波兰的民主力量没有成熟，波拿巴主义在一部分波兰民主主义者中间的影响日益增长就是证明（见马克思1863年3月24日和4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63年4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在1863年8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波兰事件就是被这个布斯特拉巴和他的阴谋对查尔托雷斯基派造成的影响完全搞坏了。”（见本卷第365页）(www.xing528.com)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对波兰起义的军事方面也很有兴趣。恩格斯对年青的波兰流亡者寄予很大的希望，非常熟悉他们的军事著作。他对在波兰开展游击战争以及根据波兰独特的斗争条件进行军事活动的思想给以肯定的评价。恩格斯密切注视起义的进程，指出它的军事组织方面的弱点：武器和有经验的指挥员不足，军事指挥相当软弱，从而使起义者和许多起义的指挥员的优秀力量在起义的头几个月就遭到毁灭（见恩格斯1863年2月17日、4月8日、6月11日和24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1863年9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表明，马克思曾同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拉品斯基上校来往。并热烈支持关于建立德国军团以援助斗争中的波兰人这一思想。

在起义前夕和在起义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波兰事件直接同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俄国的革命形势联系起来。关于波兰的命运同俄国的革命运动有最密切的联系的思想，关于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必须同俄国的革命结合的思想，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信中。

还在起义的头几天，恩格斯就写信给马克思：“波兰人真行。如果他们能支持到3月15日，那整个俄国就要动起来了。”（见本卷第32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许多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样，当时也期望被1861年的沙皇改革所欺骗的农民起来造反。在后来的信件中，恩格斯非常担忧地指出，农民没有发动起来，而这种发动本来会加速俄国的革命，从而给予波兰解放运动以新的推动。在波兰起义爆发初期，俄国农民运动已经低落，把力量消耗在分散的、自发的“暴动”中。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给地主当了几百年奴隶的人民，还没有力量进行“争取自由的、广泛的、公开的、自觉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70页）。由于波兰起义发动过早，因而沙皇政府才能够动员全部反动力量来对付俄国革命运动并阻止其发展。恩格斯在1863年6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看来波兰的起义在那里产生了肯定是不利的影响。”（见本卷第35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兰起义对德国革命发展的前途有重大的意义。他们指望，波兰起义同俄国的人民革命结合起来，就能使德国首先是普鲁士掀起革命高潮，因为在那里已经发生了尖锐的政治危机。恩格斯在1863年2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俾斯麦先生明自，如果波兰和俄国都革命化了，那他就要倒霉。”（见本卷第325页）马克思也认为，如果普鲁士失去了沙皇政府的传统的支持，那么普鲁士反动派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他写道：“普鲁士‘国家’（一种与德国极不相同的创造物），没有现今的俄国而同独立的波兰在一起是不能生存的。”（见本卷第33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普鲁士君主制对待波兰起义者所起的反革命作用。在起义爆发后不久，恩格斯就认为支持沙皇政府镇压起义的“普鲁士人的行径很卑劣”（见本卷第32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揭露国际反动派特别是普鲁士反动派的诡计有重大的意义，他们在通信中详细地讨论了以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发表《关于波兰的号召书》的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打算写一本专门的小册子《德国和波兰》，根据丰富的具体历史材料来深入考察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所采取的掠夺政策。马克思在1863年2月21日对恩格斯说道，“这我要用来进攻腐朽的霍亨索伦王室”（见本卷第329页）。

有些书信还揭露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背叛立场，他们甚至连普鲁士政府“不断引渡波兰逃亡者”这件事也不敢提（见马克思1864年6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自由派市侩”的背叛是波兰起义失败原因，同时也是德国国内革命前景恶化的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斥责了沙皇政府对起义的波兰人的残酷迫害。他们在许多书信中还揭穿了英国、法国和奥地利政府的反革命政策，这些政府在沙皇政府镇压波兰起义方面实际上扮演了帮凶的角色。马克思描绘了英国大臣帕麦斯顿对波兰的政策的传统的虚伪性，他在1863年3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老狗帕姆丝毫不差地又在重施他1830—1831年时期的故技”（见本卷第332页，以及马克思1864年6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和马克思1864年3月29日给莱昂·菲力浦斯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西欧列强对待波兰问题的态度是欧洲资产阶级的反动阶级政策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63年波兰起义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只有同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紧密联合起来，才能保证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见恩格斯1863年6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波兰起义失败后欧洲革命运动的前途时，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在1864年由于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问题而同丹麦作战所能引起的德国政治形势的加剧寄以一定的希望。恩格斯在1863年11月24日写道：“丹麦事件……只能加速危机。”（见本卷第370页）马克思同意恩格斯的意见，也期望“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事在德国内部引起冲突”（见本卷第381页）。但是，正象波兰问题一样，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又向俾斯麦的容克政府屈服，从而表明自己没有能力对普鲁士君主制采取坚决行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殷切关心拉丁美洲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特别是关心在1861—1867年墨西哥人民反对西欧列强首先是法国的干涉的斗争。马克思仔细地观察墨西哥的事态，揭穿了法国殖民者想用蛊惑的手段，如1863年夏天组织骗人的“全民投票”等来掩盖他们对被征服国家的掠夺活动（见马克思1863年8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他辛辣地嘲笑了波拿巴主义的社会蛊惑方法，这种蛊惑行为在殖民战争的条件下采取了特别荒唐可笑的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根据波拿巴法国的革命危机的前景分析了拿破仑第三在墨西哥的冒险行为。通信中的许多评论和意见，揭示了拿破仑第三在墨西哥的殖民战争同第二帝国的内部政治危机之间的联系。马克思1863年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墨西哥的冒险是“没落帝国滑稽剧的十足典型的收场”（见本卷第322页）。马克思还在1864年3月29日给莱昂·菲力浦斯的信中指出，拿破仑第三想通过殖民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来巩固他在国内已经动摇的地位，由于在1863年春天立法团的选举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国内不满情绪的增长，他不得不“向外贩卖‘自由’了”（见本卷第648页）。马克思在1863年8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高瞻远瞩地预言，墨西哥远征必将失败，拿破仑第三的帝国一定会可耻地崩溃；“我认为，他无疑会因墨西哥的问题招致毁灭”（见本卷第36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1860—1864年期间的通信，鲜明地说明了工人阶级的伟大战士的实际革命活动，反映了他们为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即1847—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后继者——建立起来并且得到巩固，新的革命高潮才有可能以工人阶级的胜利而告终。所以，他们加紧活动，准备建立这样的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依靠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后保存下来的坚强的革命家核心，在集聚、教育和团结无产阶级战士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马克思和以往几年一样，同著名的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约瑟夫·魏德迈通信。1860年他还帮助魏德迈出版芝加哥的工人报纸（见马克思1860年4月9日给斐·拉萨尔、格·洛美尔、约·菲·贝克尔的信）。马克思竭力维护受统治阶级的警察迫害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1861年，他同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民主派人士广泛通信，以便组织释放奥·布朗基出狱的运动。在通信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法国的革命组织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见马克思1861年6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本卷发表了马克思给布朗基的亲密朋友法国政论家路·瓦托的信，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对于杰出的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作了明确的评论（见本卷第612页）。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给约·瓦·维贝尔的信大大地补充了过去知道的关于马克思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活动的资料。马克思孜孜不倦地宣传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的原理，始终不渝地关心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工人阶级。从1862年底起，马克思同德国的医生、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路·库格曼经常通信，他们之间的通信保持了十多年之久。马克思写给库格曼的一些书信阐述了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书信由列宁校订并写有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几年忙于建党，决不是要恢复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比较狭隘的组织形式。马克思1860年2月29日给弗莱里格拉特写道，他所说的党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见本卷第48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力图建立一个比较群众性的、同广泛劳动者阶层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未来的党应当把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应当成为一种巨大的政治力量，应当成为能够领导工人阶级为实现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和建设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一个有影响和有威信的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正在形成但还没有稳固的无产阶级干部队伍，使他们不受小资产阶级的反无产阶级派别的影响，保护他们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代理人对他们的诽谤和陷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0年写的许多书信反映了他们同卡尔·福格特的斗争。这个庸俗的民主主义者和波拿巴雇用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恶毒诽谤无产阶级政党。他在1859年12月出版的一本用心险恶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伪造事实和公开撒谎，对马克思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诽谤。他恶意攻击马克思的革命活动，硬说工人阶级的领袖怀有自私的目的；他力图把马克思及其战友说成是一伙与警察有秘密联系的阴谋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福格特的言论中看出资产阶级企图从精神上摧毁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破坏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马克思在1860年2月3日给恩格斯写道，福格特的攻击意味着“资产阶级庸俗民主派……对全党的坚决打击”（见本卷第23页）。因此，马克思在了解了福格特的小册子的内容以后马上就决定给予歼灭性的回击。正如马克思在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所说的，同福格特的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见本卷第44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使人们能够逐步了解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创作经过。从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几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非常紧张和非常细心地写作这部著作。为了得到真正描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活动和揭露福格特的材料，马克思写了将近五十封信，分发给他和恩格斯在工作中接触过的人或者是能够告诉他一些必要情况的人。为了充分有准备地反对福格特，马克思研究了大量的书籍和文件，从伦敦到曼彻斯特去找恩格斯讨论这部论战著作的写作计划，并且翻阅了恩格斯所拥有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的材料。

马克思是在同恩格斯紧密合作下写作抨击福格特的著作的。当时恩格斯正在研究军事学术的理论和历史，应马克思的请求，为他的抨击性著作写了几篇关于某些欧洲地区的战略意义的材料。

从马克思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普鲁士政府竭力阻挠他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家免遭诽谤。马克思在写作抨击福格特的著作时，为了更广泛地揭露这个诽谤者，还对柏林的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起诉，因为这家报纸在1860年1月的两篇社论中转述了福格特的最无耻的谰言。从马克思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控诉被四个审级的司法机关驳回，其借口是在马克思的控诉书中看不到“公众利益”。马克思揭露了普鲁士司法制度的阶级性质，在许多封信中揭示了他的控诉被柏林的法院驳回的真正原因。马克思指出，柏林的法院是按照普鲁士政府的指示行动的，这个政府不愿意给马克思提供为无产阶级辩护的讲坛。马克思在1860年4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普鲁士政府的‘公众利益’……要求尽可能地诽谤我们”（见本卷第52页）。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证明，恩格斯对1860年12月出版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恩格斯1860年12月5日给马克思写道：“这本书我越读越喜欢。”（见本卷第11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他们同福格特斗争的书信，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给予歼灭性回击的鲜明的范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斐·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的纲领和策略的批判，在他们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历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六十年代初德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已经开始活跃，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已经走上独立政治斗争的道路，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策略的问题就有了实践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1861—1864年的通信使人们能够了解他们对拉萨尔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竭力扮作它的组织者和理论家的时期所采取的态度。

在评价拉萨尔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这个时期的活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拉萨尔的活动在一定的阶段上有助于德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进步党的影响。恩格斯在1863年5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注意了拉萨尔的宣传活动的这一方面，他写道：“用这样的办法可以重新争取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活动的地盘。”（见本卷第345页）1863年在拉萨尔的直接参加下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立，对德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列宁指出了拉萨尔活动的这一方面，提到拉萨尔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诚意协助下）走上的那条进步派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353页）。

但是，拉萨尔所制定的德国工人运动的纲领并没有向工人阶级展示出任何革命的前景，而是在它的队伍中播下了社会主义可以不通过不断的革命的阶级斗争而达到的幻想。1862年夏天拉萨尔在伦敦和马克思会晤时，无产阶级的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拉萨尔之间的原则性分歧就表现得明显了。马克思坚决谴责拉萨尔的改良主义纲领，这个纲领认为，在容克资产阶级的普鲁士国家的帮助下，通过为实施普选权和建立生产协作社的鼓动就能达到根本性的社会改革。马克思在1862年8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扼要地表述了他同拉萨尔分歧的实质。他写道：“我们在政治上，除了某些非常遥远的终极目的以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见本卷第272页）

对拉萨尔的作品的批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及拉萨尔的通信中占了很大比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拉萨尔的这些作品自命不凡十分肤浅，具有“小学生气”（见马克思1863年6月12日和8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谈到拉萨尔对间接税所发表的意见时写道：“因此，他的作品里有很多历史和理论方面的错误。”（见本卷第35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不指出，拉萨尔在批评资本主义时有许多地方是从他们的著作中，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中剽窃来的，同时他又把从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那里剽窃来的思想加以庸俗化和歪曲，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黑格尔主义者的唯心主义世界观。马克思看到拉萨尔作为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提出来的《工人纲领》以后，就在1863年1月28日给恩格斯写道：“这东西无非是把《宣言》和其他我们时常宣传的……东西，卑劣地加以庸俗化而已。”（见本卷第320页）在同一封信中，马克思指出，拉萨尔显然认为“他是命中注定要继承我们产业的人。这简直是荒唐可笑”。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样批判了拉萨尔在1863年全德工人联合会建立前夕所写的《公开答复》。他们尖锐地批判了拉萨尔的社会“处方”，指出拉萨尔肤浅地领会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不理解无产阶级解放的真正条件。恩格斯指出，拉萨尔把“阶级”和“等级”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并把手工业者看作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这不是偶然的（见恩格斯1863年4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拉萨尔的作品的批判性分析得出结论说，拉萨尔的纲领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利益，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细心观察拉萨尔的政治活动，严厉斥责他的错误策略，拉萨尔主张工人阶级同俾斯麦政府和容克地主采取共同行动对付资产阶级，以期得到某些让步。在拉萨尔发表了博得反动报刊喝采的言论之后，恩格斯写道：“这家伙现在简直是在为俾斯麦效劳”（见本卷第351页）。拉萨尔在普鲁士的宪制冲突尖锐化的条件下只攻击进步党，这对俾斯麦的容克政府是有利的。

恩格斯在1863年11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拉萨尔的这一立场，并且写道，拉萨尔应当从《共产党宣言》中“好好学一学，在这种时候应该怎样对待资产阶级”（见本卷第370页）。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不知道拉萨尔和俾斯麦直接有勾结，但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行动客观上导致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针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的策略，他们提出了对封建反动派进行全民的革命斗争的策略，同时批判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不彻底的、畏首畏尾的政策。

马克思和恩格斯估计到拉萨尔的鼓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认为最好暂时不公开反对他。马克思1863年6月1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批判他的东西，是浪费时间……但是容忍他大吹大擂和不知分寸的做法也不行……因此，毫无办法，只好等待他什么时候怒气爆发。”为了反对拉萨尔的计划，马克思认为必须：

“（1）向公众指出，他怎样抄袭我们的东西，抄袭的是些什么；

（2）我们的观点同他的货色如何不同，不同在哪里。”（见本卷第35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在同拉萨尔私人会晤时或是在给他的书信中总要指出他的观点的错误。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确定拉萨尔不仅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而且在同反动的普鲁士君主制合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后，就同拉萨尔完全断绝了关系。

由于拉萨尔决斗而死，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5年9月所写的书信中对拉萨尔的社会政治活动作了总结。恩格斯承认他在政治方面“无疑是德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了拉萨尔在工人运动中所造成的机会主义倾向。恩格斯1864年9月4日给马克思写道：“对我们来说，目前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朋友，在将来是一个相当肯定的敌人。”（见本卷第419页）

由于拉萨尔在工人问题上向民族自由主义的政策方面摇摆，他的策略适应容克地主的领导权，他公然向俾斯麦献媚，所以必须提出工人阶级真正革命的策略来反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在德国工人中间广泛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著作。根据许多书信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在德国传播这样一些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等。他们认为完成《资本论》这一著作是尤其重要的事情。

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通过德国工人运动的真正无产阶级分子的活动来消除拉萨尔对德国工人的机会主义的影响。在1863—1864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1862年回到德国的战友威廉·李卜克内西保持经常的联系。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年的许多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非常注意德国工人阶级日益高涨的政治积极性。他们从李卜克内西那里经常得到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道，他们通过自己的指示和建议来帮助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工人中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1864年6月7日和9日的信很有意义，他们在这封信中阐明了他们对拉萨尔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活动所应采取的策略。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信证明，在长期流亡的岁月里他们并没有同德国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失掉联系。1864年6月佐林根的工人弗·莫尔和尤·梅耳希奥尔访问马克思（马克思在1864年6月3日和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这件事）令人信服地表明，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一如既往在德国先进工人中间享有巨大的威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关心巩固同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先进工人的联系，这就为1864年9月建立国际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第一国际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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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三十一封信。这些信大部分在国外刊物上用原文发表过。其中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给匈牙利的政论家贝·瑟美列、在荷兰的亲戚——菲力浦斯以及妻子燕妮·马克思的信。一部分曾在苏联的期刊上发表过。其余的信是按照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收藏的手稿和打字副本第一次发表的。属于这一类的还有恩格斯1860年4月11日给弟弟艾米尔·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60年4月19日给哥特弗利德·欧门的信；马克思的书信中第一次发表的有他在1860年6月1日给爱·费舍的信，1861年11月10日给路·瓦托的信，1862年8月19日给威·什瓦尔的信以及1863年12月15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在《附录》部分中还收入了燕妮·马克思给恩格斯和其他人的一些信，这些信或者是转述我们没有找到的那些马克思的信的内容，或者是按照他的委托而写的；其中有六封信是第一次发表的。

所有这些信大大地充实了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资料，它们是评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0—1864年在社会政治、科学和创作方面的活动的珍贵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