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马克思又提出“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两个比喻来探讨历史研究方法。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看起来并不符合传统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毕竟，生物学家往往通过人之前的种种动物的解剖来解释人为什么会成为人，进而驳斥了神创论。然而，马克思并非一个生物学家，在社会历史领域也并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毕竟，不可能完整地还原以往历史的原貌，也不可能将已经逝去的过往重新摆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退一步讲，即使这样是可能的，那也是不必要的，因为马克思的目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进行批判，而没有必要花费过多的精力在无关的地方。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采取“从后思索”法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一）“从后思索”法
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总体性视角的一大优势就是历史维度，不把资本主义看作天然合理之物。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生产组织，而它也并非是凭空出现的。要透视那些已经覆灭的各种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就必须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马克思用了一个鲜活的比喻，即“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也就是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
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猴体解剖与人体解剖
似乎这是有悖常识的，因为一般都认为“猴体解剖”是“人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就像达尔文做的那样，因为“人体”是由“猴体”进化而来的，所以先去考察“猴体”，才能更明白“人体”为什么会是“人体”。况且，马克思先去考察“人体”再去考察“猴体”，好像是把自己的研究变成了考古学。但实际上，马克思虽然从“人体”回到了“猴体”，但“猴体解剖”最终是为“人体”服务的，即对历史的考察最终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服务的。马克思认为，现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非那些已经逝去的社会制度。虽然社会发展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但我们已经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客体，我们也不可能在实验室中模拟千百年来所经历的一切。所以，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像达尔文或者考古学家那样遵从历史的顺序，只能走一条相反的道路，即“从后思索”法。
“从后思索”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历史是具有代际传承性的，过去的历史客体虽然已经逝去了，但它并不会完全消失，而是会以变形或者浓缩的形式再现于当代社会。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与古典社会、封建社会有着十分巨大的差别，但我们不能将它们完全分隔开来，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追溯的视角来看，当前社会的发达形式，已经以“征兆”或“萌芽”的形式产生于早先的社会了。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时间并非简单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直线进步，而是呈现为一种复杂而深刻的辩证结构：过去尚未过去，未来已经到来，过去与未来都同时汇聚于现在。
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
马克思的这番话似乎不难理解，同时代的很多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也抱有类似的看法。但一个关键的分歧在于，很多学者都持有这种“目的论”即认为历史是朝着某个确定目的地而不断前行的进步过程：“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这是一个十分常见的错误，在今天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例如，希特勒是一个恐怖的法西斯领袖，他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的人的伤亡，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考察希特勒的人生的时候，把他的任何作为都看作是朝着成为一个屠杀者而作的准备，就是一个荒谬的看法了。一些记录记载希特勒小的时候常常带着玩伴互相用木棍做一些比较暴力的游戏，很多人就认为这显示了希特勒天生就是恶魔的证据。但事实上，这种暴力游戏是奥地利的小男孩最常见的娱乐活动，在那时有比希特勒更顽劣的少年，但只有小希特勒成了希特勒。这种充满偏见的历史观往往会忽视客体在历史中复杂多元的结构，而把最终、最后结果看作历史的唯一方向，好像希特勒一生下来就想要成为杀人恶魔，并一生为之“奋斗”。
在社会历史领域，同样有人秉持着这种历史观。比如秉承了斯密理论框架的斯密主义者在思考资本主义制度发生的问题时，常常把整个历史看作朝着资本主义前进的过程。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像一个萌芽蕴含在封建社会当中的，而资本主义的发生不过是种种因素消除了阻碍资本主义生长的藩篱，而后资本主义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挣脱掉封建主义的外壳，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社会形态。换言之，他们都预设了资本主义逻辑，这种逻辑是势不可挡的，即使日耳曼人的入侵会让这个逻辑暂时无法生效，但它并不会消失，也不会被改变，它会如种子般静候激活它生长的露水。归根到底，斯密主义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契机——也就是“种子”——看作是一种根植在普遍人性当中的东西，即生产者会想方设法通过专门化、改善技术等方式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进而提高自己的利润。而封建主义是与这种“种子”的气质格格不入的，并且它外在压制了“种子”的生长。在这种思考模式中，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自然而然的一定会发生。而既然如此，更谈不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了，毕竟根植在人性当中的倾向怎么可能被批判？
各种古代社会制度遗留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痕迹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证明，它只能是合理性证明。举例来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租，可以看作是进化完全的“人体”。而当你了解了地租，你就能理解代役税、什一税、封建地租，因为它们的本质都是阶级剥削，所以“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但并不意味着代役税是地租的“种子”，它天然并且必然成长为地租。关键点在于透视这二者之间的生产关系本质，而非这二者之间的目的论倾向。
归根到底，既然马克思不是为资本主义正名的，“猴体解剖”法就不能被当作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来理解。如果把马克思看作历史学家，那他的确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然而马克思本人说过：“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可见，马克思本人的意图并不在于还原过往的历史进程，而是从最发达和最复杂的对象入手，抽象出最本质的规定，再在历史中寻找这种规定的历史前提即征兆，也搞清楚这种前提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所以说，马克思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去考察，可以找到存在于过去的最与之相关的事物，从而避开了纷繁复杂的历史中的其他不相干的要素。马克思关注的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个结果，哪些因素本身将什么转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必要前提。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通过“从后思索”法。
在社会革命时期，思潮多元，可选择的道路很多，当事人对不同道路的优劣的认识不可能像后人一般清晰全面(https://www.xing528.com)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各种形式的考察
马克思在《导言》“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但他并未在这里系统阐释他是如何开始自己的研究的。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章”“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两节中才开始系统运用自己的“人体—猴体解剖”方法。而等到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时候，这个方法才完全成熟起来。
“猴体解剖”虽然无须精确还原历史的方方面面，但还是需要对人类历史作经验实证性的考察。比如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对史前社会还不甚了解，往往都是以《圣经》为依据或是以当代视角臆测古代生活，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人们不仅毫无保留地认为那里比任何地方描写得更为详尽的家长制的家庭形式是最古老的形式，而且把它——除一夫多妻制外——跟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家庭实际上就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历史的发展。
但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大批人类学家开始对人类的历史作系统细致的经验实证考察，比如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年）、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1865年）、泰勒的《人类早期史研究》（1865年）和《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的进化的研究》（1871年），等等。这些材料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不是自古有之的，而是有着漫长的历史发生过程。
同样，马克思也是通过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的研究，初步解决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一开始，马克思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前提——因为这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规定——分析为两个要素：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以便进行生产并增殖其价值；二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而通过历史的考察，上述前提的发生路径在于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试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走向解体。为了搞清楚这一资本原始积累是如何发生的，马克思探讨了历史上出现过的三种主要的所有制形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天然结合
古典古代社会
在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即亚细亚所有制当中，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天然地与客观劳动条件相结合，并且劳动者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当作自身现实性的主人。这样的一个天然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接着马克思推论出了气候、地理等特殊的自然性质是这种占有再生产自身和使自身对象化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
到了第二种形式，即古典古代时期（以罗马为代表），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而在公社内部，单个的人则同家庭在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上进行劳动。在这个时期，共同体已经不像第一个共同体那样是一个实体，个人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实体的纯粹自然形成的组成部分，而是以城市作为农民的居住地。在这个时期，耕地已经变成城市的领土，而不是像在第一种形式中那样，村庄表现为土地的单纯附属物。在这个时期，个人的财产不再直接就是公社财产，相反，个人成了公社的占有者。公社的成员不是通过劳动再生产自己，而是通过为保持联合体这种共同利益所进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
而到了日耳曼的所有制也就是第三种形式中，土地不再由公社占领（就像古典古代那样），而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公社自身支配，也就是公有地，另一部分被分隔，为各个劳动者所有。日耳曼的公社不像之前集中在城市，而是散布在乡村中。当公社转移到农村之后，家庭就变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有机体，所以这时公社只表现为一种联合而非联合体。在日耳曼人那里，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在这一时期，单个的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
通过对以往生产形式的考察，马克思认为财产的非经济起源，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历史起源。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的原始积累完全不像那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是“有德有能者创业致富”的田园诗般的过程，而是资本累积了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积累了同土地相分离的而且本身早已将人类劳动吸收在内的劳动的客观条件。资本的形成是资本的历史前提，而不是资本自身，这些历史前提已经消失，因此属于资本的“史前史”，而不是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形式。
日耳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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