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书中的模糊语言研究

法律文书是法学、写作学、语言学、逻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边缘性学科。从法学的角度上看，主要是指各类法律文书的法律特征；从写作学的角度看，主要是指法律文书的文体实质和特征。著名法学家麦考密克说过：“法学其实不过是一门法律语言”。在现实法律实践中，可以说准确性、完整性是法律文书和法律语言最重要的准则。因为，法律文书与其他普通的应用性文书相比，直接涉及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甚至是身家性命。所以，法律文书的语言要尽可能表意准确，解释单一，便于操作。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社会大众对法律的美好期许。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文书并不全部都是精确语言，模糊语言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于从案件受理、调查取证、审查起诉、证据认定，裁判结论等各个环节，法律文书也对模糊语言的运用并非一味地排斥。适当运用模糊语言可以使法律文书的语言达到实质上的准确。比如：我国公安机关在制作起诉意见书、提请批准逮捕书时，通常会以时间起笔来叙述案件的来龙去脉，习惯性运用：“××年××月××日××时许”这样的语言表述，其中“××时许”就属于模糊语言，既简练又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在叙述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过程和行为性质时，也经常运用“数额较大”“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等诸如此类的模糊语言。总之，恰到好处地运用模糊语言，能够起到精确语言无法实现的表达效果，也可以留给法律文书制作者提供一个可供把控的空间。可以说，在法律文书中运用模糊语言是完全有必要的。

（一）有限的精确语言无法满足法律现象不断变化的需要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律现象用绝对精确的语言难以穷尽司法者的实际需要，只有用模糊语言进行表述才会使文书更加规范。比如：公安机关在起诉意见书中陈述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时间时，常常以相对模糊的时间起笔，如“××年××月××日上午10时许”，这个时间概念就属于模糊语言，由于部分刑事案件的发生的精确时间点难以确认，用这样的模糊语言处理反而更加合理，也更加符合实际情况，避免了案件陈述中语义的绝对性，其他司法机关和社会大众也完全能够理解并接受。除此之外，侦查文书中关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过程、分析犯罪嫌疑人行为性质等情况下，也会运用到模糊语言。而在民事案件中，对于案件双方当事人的纠纷经过，如果无法查证绝对精确的案件细节，在不影响案件性质的前提下，做模糊处理会更加妥当。

（二）部分法律概念本身语义边缘存在模糊性(www.xing528.com)

英国法学家哈特耶指出：语言具有空缺结构的特征，每一个字、词组和命题在其中心范围内具有清晰直白的意思，不过，随着由中心向边界的扩展，语言会变得越来越不清晰，在一些“边缘地带”，语言则根本是不明晰的。也就是说，一个概念的中心含义可能是清晰的、确定的，但离开了这个中心，它就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不管是在规范性的成文法律文件中，还是在法律文书中，部分词语本身具有表意的模糊性，不能在语境中消除，由于语言自身的不明确导致了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

（三）部分内容无须准确表达或者不便于准确表述

法律文书代表着国家意志和法律权威，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规范性和严肃性。而法律语言作为法律文书的载体以及表现形式，区别于其他语体的语言，不能追求形象生动，而应该具有庄重、简洁的特性才能保证与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相匹配。潘庆云教授认为“法律语言不仅是经过斟酌权衡的最准确的语言，也应该是经过筛选净化的最庄重肃穆的能显示法律权威性的语言。唯其如此，才能保证诉讼活动以及各项法律事务的顺利进行；唯其如此，法律语言才能在加强群众的法制观念、提高群众的道德修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在公安机关制作的侦查文书中，有时候会涉及到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社会阴暗面，尤其是对强奸、猥亵、侮辱等案件中行为人行为过程进行陈述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有伤风化的情节和不文明的语言等，如果不加模糊化处理地直陈其事，不但有损法律的庄重威严，也会破坏法律文书语言的纯洁，对于这些特殊情形，精确详细的语言显然不能解决问题，而模糊语言的使用则会避免这一尴尬现象，也会使法律文书语言表述显得庄重，得体。除此之外，模糊语言还可以对案件受害人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