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学与人类学
不难看到，虽然伯克还无法用一个比较明确的词来进行限定，但他在此所观察到的这种史学趋势的新变化，显然早已不是简单的社会史了，在他所提到的各种理论中，人类学（不仅只是社会人类学一种）因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伯克的视野中。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学的历史化，一是历史学的人类学化。英国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早在1963年便撰文提出了结合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观点，并付诸其关于巫术的历史研究之中，堪称这一领域的开创者之一(23)。不过，两者真正的对话和跨学科研究的实现一直到70年代才开始，并逐渐认识到对方学科的可资借鉴之处。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人类学对其他遥远文化的研究，同历史学对遥远的过去的探寻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但是在从事不同阶段和领域研究的历史学家，以及他们对不同的人类学分支的借鉴中，又表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伯克对此进行了分别的说明，对于文化史家而言，人类学一个主要的价值在于“它帮助他们第一次去注意并理解过去的‘他性’。其他文化的知识不仅是从相对的角度提供的帮助，而且也是一种互补的去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和再熟悉化（refamiliarization）的过程。一方面，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帮助历史学家认识到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可能是存在问题和需要解释的，从而避免了所谓的‘内在盲目性’；另一方面，它帮助我们解决了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的问题，通过将之置于一个比较的语境中来‘捕捉他性’”(24)。社会史家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则要相对较晚，且主要体现在对小规模社会的深入和细化研究上，即所谓的“微观史学”方面。
1987年，伯克发表了《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历史人类学：论感知和交流》一书，尝试用历史人类学的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理论立场，将人类学用于考察现在的理论、概念和模式来解释过去。在书中，伯克对什么是“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作了解释。
首先，他明确指出了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多样性，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侧重，“有些历史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于象征主义，另一些注重物质生活；有些重视理论和比较，另一些则侧重地方性特征”(25)。但从总体而言，历史人类学这个词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历史研究取向，同社会史相比较，伯克将之概括为五个方面的特点：
（1）不同于社会史更注重定量的证据和分析，历史人类学主要是定性的，且集中在特定的案例上。
（2）社会史描述的是大多数人的生活，但历史人类学则常常有意识地进行微观分析，聚焦在小的社会群体中，从而了解更深层、更丰富和更生动的生活。(https://www.xing528.com)
（3）社会史给出的是一种长期性态势的因果解释，关注那些当时代人并未理解和意识到的趋势，而历史人类学则恰恰相反，集中于克利福德·吉尔茨所谓的“深描”上，即根据一个特定社会自身的规则和类别给出其社会关系的解释。
（4）日常生活中的象征主义往往被文化史家（关注于“艺术作品”）和社会史家（关注于社会“现实”）所忽略，历史人类学则将之作为自己的中心议题，并试图说明日常琐碎的活动和仪式对维持或加强某种世界观具有如何重要的作用，因而他们会关注诸如日常的服饰、饮食、言谈、举止甚至手势和走路方式等的意义。
（5）社会史一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马克思或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影响，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源主要来自从埃米尔·涂尔干经阿诺德·范·格内普和马赛尔·莫思，直到当代的吉尔茨、维克多·特纳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等人及他们的理论(26)。
伯克归纳的这个五个特点，简而言之，就是定性分析、微观研究、厚描解释、象征意义和人类学理论五个方面，分别与历史学家在具体实践中的资料使用、研究范围、叙述和解释形式、认识视角及其理论来源相联系。当然，虽然他在将历史人类学同社会史作比较，但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在很多时候其中的许多特点也不是矛盾的，甚至常常发生重合。
不过，必须看到的是，人类学的确为历史学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认识的维度，在2004年的著作《什么是文化史？》中，伯克写道：“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文化史研究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向人类学的转向。”(27)如果留意一下伯克前后对此所用的措词，可以看到，之前他是将历史人类学同社会史作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而之后他渐渐注意到文化人类学开始将历史学家引向了文化史（或可以称作是新文化史）。他列举了一长串历史学家的名字来说明他们的这种转变，“20世纪末许多重要的文化史家，例如法国的艾曼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和达尼埃尔·罗歇、美国的娜塔莉·戴维斯和林·亨特、意大利的卡洛·金兹伯格、德国的汉斯·梅迪克，最初都自称是社会史家和马克思的崇拜者，即使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他们都转向了人类学以寻求另一种将文化同社会联系起来的方式，而不是仅把它作为社会的一个反映或一种上层建筑，不仅是锦上添花的点缀而已。”(28)
伯克本人实际上也属于经历这一转变的历史学家之列，从他个人的历史实践以及理论总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由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或新文化史）的逐渐过渡。伯克于1999年在中国几所大学所作的演讲及其间接受的访谈中(29)，把这种新的文化史取向称为“社会文化史”或“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是其主要的特征之一。他评论道：“像人类学家一样，历史人类学家研究日常生活，并试图找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规则、常规、习俗和原则。他们喜欢引用英国小说家L·P·哈特利（L.P.Hartley）的一句话：‘过去即异邦’，并将时间之遥与人类学家研究的空间之遥的文化作一类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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