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囚徒天子，大清皇陵崇陵飘摇，光绪帝受制于归政条目

光绪帝在大婚后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了，虽然只有十九岁，但也到了收回朝政大权的时候，也就是说，慈禧应该归政于光绪帝了。不甘心就此失去政权的慈禧，在光绪帝大婚之前指使她的心腹炮制出一个所谓《归政条目》，作为光绪帝“亲裁大政”后永久奉行不替的法规，以此来辖制光绪帝。

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初一日，礼亲王世铎抛出了太后归政后的《归政条目》：

明年二月恭逢归政大典，除业经归复旧制各事毋庸另议外，现在应办之事，有应归复旧制者，有仍应暂为变通者。臣等悉心商酌，并与醇亲王面商，意见相同，谨议条目，恭候钦定：（一）临雍经筵典礼，御门办事，仍恭候特旨举行；（二）中外臣工奏折，应恭书皇上圣鉴，至呈递请安折，仍应于皇太后、皇上前各递一份；（三）各衙门引见人员，皇上阅看后，拟请仍照现章，于召见臣等时请懿旨遵行……以上各条，恭候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该《归政条目》明确规定了慈禧的权力，其中的关键有两条：一是中外臣工的奏折，仍应一式两份，即太后与皇帝各一，这样皇太后仍可在奏折上批示懿旨，决断一切；二是各衙门引见人员，仍照现章，请懿旨遵行。这也就是说，朝廷的用人大权仍掌握在慈禧手中。这两条概括起来便是“用人行政”，这是清廷权力之根本。

慈禧对《归政条目》非常满意，批示道“如所议行”。光绪帝名为“亲裁大政”，实际上在清廷统治权力中仍处于陪衬地位，不能完全摆脱“挂名皇帝”的处境。慈禧之所以如此慷慨大度，在“训政”仅一年半的时间，就让光绪帝“亲裁大政”，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经过大婚与归政，慈禧在光绪帝身上加了两道枷锁，内廷有皇后为耳目，外廷有《归政条目》限制，这为光绪帝日后掌管朝政设置了最大的管理障碍，这样慈禧便可以在颐和园里放心地“养性怡情”了。

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初三日，慈禧正式宣布“即日归政”，并驻跸颐和园。从此，慈禧由台前转向幕后，而光绪帝则成为一个站在政治舞台上的政治玩偶。但不管怎么说，光绪帝在实际上也有了一些权力，在朝廷中逐步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帝党集团，并与慈禧集团展开了艰难的明争暗斗。

在后宫中，光绪帝虽然冷落了皇后——慈禧的侄女，但与珍妃之间的感情却日益深厚。他喜欢与珍妃单独相处，还因怕珍妃寂寞，下朝后便匆匆赶到珍妃所居住的景仁宫中。对于光绪帝与珍妃的真挚爱情，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中这样描述：但他为了他心爱的女人，他是决计不惜领受人家背后的议论的。或者也可以说，在处理朝政和对付其他一切人的时候，他心里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一个万乘之尊的皇帝，可是一想到珍妃的时候，天所赋予人类的好色的天性，已侵入了他浑身的神经系统，把那些自尊心、虚荣心等全赶走了，他几乎忘记他所处的地位和四周的环境了。

独守空房的皇后，作为安插在光绪帝身边的暗探，她无时无刻不像幽灵一样监视着光绪帝，自然也看到了光绪帝与珍妃卿卿我我的恩爱场景。醋意和恨意同时迸发，皇后因此把珍妃在宫中“不守规矩”的行为及卖官、接受贿赂、支持光绪帝变法等都及时地报告给了慈禧。当然，在她看来，她所做的一切丝毫没有超出她的职权范围。但她所做的这一切，其后果却对光绪帝和珍妃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获得这些信息后，看到光绪帝不仅想在政治上试图摆脱自己，还冷落了自己亲选的皇后，跟自己侄女之外的女人相处得如此火热，本来真想安心静养一下子的慈禧，便想借打击珍妃之机来警诫光绪帝。

由于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的六十大寿，因此在这年的正月初一日，慈禧对先朝各帝的遗孀和光绪帝的妃嫔进行了一次加恩晋封，其中也包括珍妃姐妹，二人从嫔晋封为妃。但是，姐妹二人的册封礼还未举行，十月二十九日慈禧突然降下一道懿旨，将瑾妃、珍妃降为贵人。据太医院记载，降级之前的二十八日这天，珍妃还遭到了“褫衣廷杖”这样的严厉处罚，即被脱去衣服，用棍子在大庭广众面前接受责打。作为主子，在宫女面前脱衣挨打，这不仅是皮肉之苦，更是尊严的丧失。但这还不算完，两天之后的十一月初一日，慈禧再次降下两道懿旨，一是强调了皇后的地位和权力，二是告诫她们姐妹，衣、行、服、饰等不准违例。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慈禧强调“皇后有统辖六宫之责”的禁牌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慈禧要求已是贵人的瑾妃、珍妃“改过自新”的禁牌

慈禧对珍妃的惩罚还有连带关系，她的姐姐瑾妃是受到牵连吃了挂落，但这些无疑是给光绪帝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暗示光绪帝今后应该小心做事。对于爱妃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光绪帝疼在心里，却不敢有任何不满。此时他需要面对的，还是国家大事：大清国千疮百孔，内忧外患。

光绪二十年（1894）春，日本蓄谋已久，借清政府出兵支援朝鲜镇压东学党农民起义之机，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进兵朝鲜。六月二十三日，日军对中国军队不宣而战，并在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上击沉了装载着中国军队的一艘英国商轮，由此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初一日，清政府对日本宣战，中日战争全面拉开。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仓皇迎战，大清国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攻占威海卫，清朝被迫与日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怀着雄心壮志，决心励精图治、重振朝纲的光绪帝对于甲午战败、签订条约，感到了莫大耻辱，悲愤至极。他清楚地认识到国势的艰难，因此，当他第一次看到康有为的变法奏书后，引起了强烈的思想共鸣，显得异常兴奋，遂有了变法求新、以图自强的决心。这无形中标志着光绪帝与慈禧关系的破裂，整个朝廷中的维新派和保守派之间充满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危机。

光绪帝戊戌变法颁布的《明定国是》诏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以大清皇帝的名义，毅然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维新，起用维新志士，随即又陆续颁布了一百多道变法令。许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以无比兴奋的心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立即投入到了这场变法维新当中去。遗憾的是，历史没有让人看到这场变革的成果，而是留下了一个极为悲惨的结局。就在光绪帝颁诏变法一百零三天之后的八月初六日，慈禧接到荣禄密报光绪帝要谋逆，恼怒的慈禧在中南海瀛台召见了光绪帝，大骂其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并将光绪帝软禁于此。为了将光绪帝控制在自己的掌控中，光绪帝的关押地点随着慈禧居住地而改变，慈禧在中南海仪鸾殿时，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慈禧在颐和园时，光绪帝就被囚禁在颐和园玉澜堂。八月初八日，慈禧再次训政。八月十三日，维新党人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血染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党和支持变法维新的人士，逃的逃，死的死，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慈禧借机开始了第三次垂帘听政。但是她对光绪帝总是耿耿于怀，处心积虑地想找理由废掉光绪帝。为此，她借光绪帝有病之机，散布皇帝病重的消息，要求各省推荐名医治病。这是在为废掉光绪帝做舆论上的准备。慈禧的举动，不但遭到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外国人对此事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通过清朝的外交部——总理衙门一再进行交涉，强烈要求洋医生为光绪帝诊病。最后洋医生的诊断结果证明光绪帝并无大病。借病废黜光绪帝的目的已不能达到，于是慈禧又挖空心思地考虑废黜光绪帝的其他主意。

时任清廷军机大臣的荣禄是慈禧的心腹大臣，他看出了慈禧的心事，但他深知慈禧是被一时的气愤冲昏了头脑，这样做不仅国内的封疆大吏会反对，就连外国人也会出面干涉的。为此，荣禄请求慈禧单独召见。

荣禄像

大阿哥溥儁像

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记载：

荣禄问：“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

慈禧答：“无有也，事果可行乎？”

荣禄说：“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

慈禧说：“事且露，奈何？”

荣禄则说：“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www.xing528.com)

慈禧沉吟良久，答曰：“汝言是也。”

荣禄的意思是说，如果直接废掉光绪帝，反对的人一定很多。不如以替光绪帝立嗣为名，立一个大阿哥。再找一个合适恰当的理由让大阿哥继位，顶替光绪帝。

“阿哥”，在清朝宫廷中一般是指皇子。“大阿哥”是指皇长子，即有继皇位权的皇子，光绪帝没有子女，谁能当上大阿哥，就意味着谁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慈禧经过认真仔细考虑，最后选中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端郡王载漪是道光帝的第五子惇亲王奕的儿子。咸丰十年（1860），载漪过继给道光帝的三弟瑞亲王绵忻之子奕志为后，初袭爵贝勒，光绪十五年（1889）加郡王衔，光绪二十年（1894）晋封郡王。因述旨时误将“瑞”字写成“端”，于是便将错就错，称为“端郡王”了。载漪无才少能，慈禧很厌恶他，仅以皇室嫡系的身份承继显爵。载漪可以时常出入皇宫，是因为慈禧考虑到他的父亲惇亲王奕在辛酉政变中“有隐德于太后”，且载漪兄弟在戊戌政变中又“告密于太后”，也算是有功的。《清史稿》上称：“载漪福晋，承恩公桂祥女，太后侄女也。”此种说法是不对的。近年来有人考证，载漪共有三位福晋，其中没有一位姓“叶赫那拉”的。而慈禧共有四个侄女，也无人嫁给载漪。从这点上说，这次慈禧选立皇储，并非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娘家的利益。但不管怎么说，只要光绪帝不复辟，能将其置于死地的任何人选，慈禧都会考虑的。

于是在慈禧的授意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立十五岁的溥儁为大阿哥，为同治帝的皇子。这样，与同治帝是同辈的光绪帝就成为多余的了。这一年为农历的己亥年，故史称“己亥建储”。本来，原定第二年（1900）元旦举行光绪帝让位典礼，改元“保庆”。但上海绅商联名上书阻谏，维新派及海外保皇党人也纷纷致电反对。邀请参加庆贺典礼的各国公使，除俄国公使表示赞成外，其他各国公使也拒绝参加。慈禧想用大阿哥取代光绪帝的行动再次遭到挫折。这也成为她日后与外国人撕破脸的一个主要原因。

紫禁城平面示意图

光绪帝被囚禁后，受此牵连的还有他最心爱的女人——珍妃。慈禧把光绪帝囚禁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这位处处与自己不合拍的珍妃，她把珍妃关进了冷宫。所谓“冷宫”就是紫禁城景祺阁北头一个单独的小院，名“东北三所”，东北三所和南三所，是明朝奶母养老的地方。珍妃住北房三间最西头的屋子，屋门由外倒锁着，窗户有一扇是活的，吃饭、洗脸都是由下人从窗户递进去，不许同下人交谈。没人交谈，这是最苦闷的事。吃的是普通下人的饭，一天两次倒马桶，由两个老太监轮流监视，这两个老太监无疑都是慈禧的人。最苦的是遇到节日、忌日、初一日、十五日，老太监还要奉旨申斥，即由老太监代表慈禧，历数珍妃的罪过，让珍妃跪在地上恭听，指着她的鼻子进行申斥，并指定在吃午饭的时间进行申斥。申斥完了，珍妃还必须向上叩首谢恩。光绪帝和珍妃从此不但承受着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而且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感情折磨。但是，他们革新兴国，追求美好甜蜜爱情的心没变，因此他们顽强地坚持着，无时不在等待时机，相信彼此总会有见面的机会，总有扬眉吐气的时日。

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于农民把对外国列强的不满集中发泄在外国教堂、教民及洋人身上，因此逐步形成了一支爱国的反洋组织——义和团。义和团先后打出了“助清灭洋”“保清灭洋”“兴清灭洋”“顺清灭洋”“扶清灭洋”等旗帜。慈禧认为义和团可以利用，因此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由初期的剿灭变成了招抚利用。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是这样写道：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荣禄）又有所表现……慈禧从上台那天起就没敢惹过洋人。洋人杀了中国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对她还不大，但现在洋人既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他废光绪和立大阿哥，这就是直接表示反对她的统治，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义和团不断地和洋人教会和清廷军队进行斗争，这时已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朝廷里几次派去军队镇压，都被他们打得丢盔弃甲。对团民是“剿”是“抚”，成了慈禧举棋不定的问题。载漪和大学士刚毅为首的一批王公大臣主张“抚”，并利用它把干涉废立的洋人赶出去。兵部尚书徐用仪和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完全反对这种办法，认为利用团民去反对洋人必定大祸临门，所以主张“剿”。两派意见正相持不下，一件未经甄别的紧急情报让慈禧下了决心。这个情报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释为想逼慈禧归政于光绪。慈禧大怒，立刻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和兵营。为了表示决心，她把主“剿”的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砍了头。

不管慈禧是真心联合义和团，还是利用义和团，但事实上，义和团确实由原先的“拳匪”变成了“奉旨义和团”，堂而皇之地进出北京城，并从国家政府部门领到所需的粮饷和武器。

由于有了义和团做支柱，慈禧恨洋人的心立时就膨胀起来了。她决定与洋人撕破脸皮，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五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出了一道既没有明确宣战对象也没有送到敌国之手的告国民及洋人的宣战“上谕”。战斗主要发生在天津和北京，战斗并不如意，甚至很糟。慈禧曾毫不隐讳地说：“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反倒因此事，洋兵已经攻入了北京城。慈禧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考虑逃亡了。她为了彻底断绝光绪帝留在北京的念头，于七月二十日令太监崔玉贵推（或扔）珍妃于井中，害死了光绪帝的心爱女人。

顺贞门内的珍妃井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像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挟携光绪帝，带着皇后、大阿哥及部分大臣仓皇逃离了北京城。为了安全逃出京城，慈禧特地换上一身青布粗衣，头上绾起汉式发髻，犹如一名逃难的农村老妇。光绪帝则身穿黑纱长衣、黑布裤。他们在神武门内登上临时准备的普通骡车，随行的王公大臣、太监宫女寥寥可数。慈禧对车夫说：“尽力赶，要有洋鬼子拦阻，你不要说话，我跟他说，我们是乡下苦人，逃回家去。”大清国的圣母皇太后居然沦落到这般境地，落魄狼狈地经怀柔逃往太原、西安。这次逃跑比第一次跟随咸丰帝逃往承德狼狈多了。大清国的皇太后虽然有惊无险地逃走了，然而留给北京人民的却是一场浩劫，留给中华民族的则是永远无法洗去的耻辱。

在1900年庚子之变前，列强各国对慈禧主战就很怨恨。宣战后，慈禧与列强的关系全面恶化。由此，列强想起了在庚子之战前主和的光绪帝。因此，列强感觉应该扶持光绪帝，迫使慈禧归政。列强各国通过外交渠道，纷纷要求慈禧归政光绪帝。德国外相向八国联军发出通告，表示将“助中国真正国君定乱保法”。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出国书：“如光绪大皇帝政权自操，将各国人民照约保护，剿平匪乱，我深愿力助挽回时局。”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致电光绪帝：“朕惟望大皇帝早日能复回实权，将不法者无论其官职大小，一律置之重典，并另设善后之法，以杜后患。”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更是力促光绪帝回到北京，试图以此使光绪帝摆脱慈禧的控制。德国皇帝、日本天皇及各国公使都曾致书光绪帝，声称只有在他回京之后才能举行“和谈”。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初四日在天津接见记者时也曾说：“中国政府于此时如欲保存现在之中国，则当急与各国联合以定和局。若能令光绪皇上脱离其被困之臣，则时局又甚易布置矣。……若幸而光绪皇上能迎还北京，则尤宜选举新党中能识大体之臣，以辅助之，为第一要义。”

慈禧深知，如果同意那些洋人的要求，让光绪帝返回北京，无疑是放虎归山，将为自己日后的政权留下无穷的后患。因此，慈禧只能保持沉默，并且准备逃到离洋人更远的四川。对于慈禧这样一个只顾逃命的大清国皇太后，洋人们也还真一时没了主意。但洋人很快放出风来，要另立一个政权来替代清政府。关于新皇帝的人选也确定了，据说是恭亲王奕之孙溥伟。山东巡抚袁世凯为此电告慈禧：“各国又有另立政府之说，使中国自相残杀，无一寸净土，计甚凶狡。”与此同时，清政府的大臣们还听到另一种传言：外国列强准备利用满汉矛盾，在明朝皇帝后裔中择立一位君主。当时反清复明的思潮已经开始抬头，如果洋人们真的这样做，后果很难想象。两江总督刘坤一向尚在西安的慈禧陈诉：“近来康党票匪正以反清复明煽惑人心，若各国再有此议，天下骚然，不可收拾。”李鸿章为此还专门派人前往西安劝说。此时的慈禧，对洋人的洋枪洋炮，既恨又无可奈何；对国内新产生的民族运动，既害怕又无计可施。慈禧终于放弃进入四川的计划，同时，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抛出了那句著名的卖国求荣口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清政府的求和上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在如何对待慈禧的问题上，外国列强内部本来就因利益取向不同而意见不统一，他们最终少数服从多数，慈禧的地位得到了外国列强的默认。对此，慈禧感慨万分：“洋人欲索此次祸难之唯一为首者，意盖指我，今幸未提出，不能不感祖宗之默佑也。”为了能很好地与洋人议和，代替慈禧顶罪的人总是要有的。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下谕旨，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人由于被冠以“祸首”之名遭到处罚。因此，他们这些人死的死，流放的流放，撤职的撤职，降级的降级，处罚得相当严厉和迅速。而各国列强经过反复的争论、商讨，终于共同开列了一份令各国都颇为满意的包括十二项条款的《议和大纲》，并声称“大纲”内容不得有半点更改。当议和大臣李鸿章将《议和大纲》的内容电告给在西安的慈禧后，慈禧发现自己竟未被列入“祸首”的行列，大喜过望，当即表示全部接受。在商议条款时，慈禧曾说过：“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成。”

外务部为已将《辛丑条约》排印齐全事致内务府咨文（附条约文本，1901年4月19日）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二十五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等十一国签订了中国历史上更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扩大和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还标志着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更痛苦的深渊，清政府也从此成为洋人的傀儡政府。但对于慈禧来说，《辛丑条约》的签订，不仅结束了她一年零四个月的流亡生活，也维持了她不归政的政治格局。

吏部尚书世续等奏报迎接回銮办理情形折（1901年5月26日）

慈禧回銮返京情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二十日，慈禧从西安回銮，经过开封时，借故大阿哥的生父载漪被列在祸首的名单里，慈禧发布诏书，撤去了溥儁的大阿哥名号，将他赶出了皇宫，只赏给一个入八分公的衔俸，毋庸当差。大阿哥的废去，使得光绪帝摆脱了被废黜的危险。但由于失去了洋人的支持，他也失去了历史给予他的最后一次掌权的机会。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二十八日，慈禧回到了北京。光绪帝仍然被囚禁在瀛台，除了经常忍受慈禧在生活上的虐待、情感上的折磨外，还要忍受那些刁顽太监的欺凌。光绪帝之死，自然也离不开太监这一特殊的封建社会群体，而清末太监的大红大紫与慈禧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故此，慈禧在临终时留下的遗命很值得深思：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谓殷鉴。

作为一代帝王君主，光绪帝身边的却都是一群宵小之辈，尤其是他的继母慈禧，与这样的独裁女人生活在一起，注定他摆脱不了命运的摆布和戏弄，而成为清朝唯一的一位“囚徒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