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揭示千年衣冠服饰变迁

敦煌壁画描绘的是人和神的形象，神的形象也来源于人，出现人或神就必然出现衣冠服饰。因此，敦煌壁画不仅是一千年间的人物画宝库，也是从十六国到元代我国各民族衣冠服饰史珍贵的形象资料。

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宗教人物服饰，如佛、菩萨、天王、力士等，他们是神，是偶像，为了显示神的形象不同于世俗人物，除了头上加圆光，脚下踏莲花，笼罩上一层宗教神秘色彩外，往往在衣冠服饰上混杂中外，甚至加入一些想象成分，因而与现实人物的衣冠有一定的距离。另一类是世俗人物服饰，如故事画中的人物，特别是供养人像，都是有名有姓的现实人物的写照。《历代名画记》里评论宗教画家的作品时说，“朝衣野服，古今不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这说明宗教壁画中人物的衣冠服饰，不仅有现实依据，而且是随时代的改变而变化的。因此，它对于研究我国衣冠服饰发展演变的历史，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这篇文字主要谈世俗人物的服饰。

敦煌石窟创建于十六国时代，当时西北居住着汉、氐、羌、匈奴、鲜卑等民族，河西走廊相继出现了五个凉国，直接统治过敦煌的就有前凉（汉族）、后凉（氐族）、西凉（汉族）、北凉（匈奴）。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北方才为鲜卑贵族所统一。由于统治者的变动，民族的迁徙和民族风俗习惯的互相影响，早期壁画中的衣冠服饰也是“胡风国俗，杂相糅乱”①，汉装胡服同时并存。

深衣袍 是壁画中出现最早的汉装之一。所谓深衣，就是“蔽体深远”之衣，其形制是“短无见肤，长无被土”“连衣裳而纯之以采”②的大袖长袍。最早的男供养人即着交领长袍，领袖皆有缘，故事画中长者亦着皂袍。领袖饰白缘，腰束络带，长裾曳地，穿笏头履。这就是“襜襜曳长裙”③的周秦汉晋以来士庶男女通用的深衣。

裤褶 是胡服，春秋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以裤褶为戎装，其制上褶下裤，“窄袖，短衣，长靿靴，蹀躞带”④。

最早的男供养人，《尸毗王本生》中掌秤的人，戴白毡帽，穿条纹皂褶、白裤、长靿乌靴。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常服。今天新疆维吾尔族所着“袷袢”与此完全相同。

最早的女供养人也有两种服式：一种著交领大袖襦，领袖有缘，长裙。这是中原汉晋传统的衫裙之制。另一种窄袖衫长裙，类似鲜卑族“小襦袄子”。这是“杂以戎夷之制”⑤的北方服式。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元宏为了巩固鲜卑贵族的统治，加速推进汉化政策，改革服制是重要措施之一，曾明令禁穿鲜卑服，一律改着汉装，自己首先“服衮冕以朝飨万国”⑥，做出了示范，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南北文化交流。大约在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前后，南朝“褒衣博带”式的衣冠在敦煌壁画中大量出现。帝王官吏形象都穿上了大袖长袍，其主要形式有下列数种。

通天冠 帝王的朝服之一。《五百“强盗”成佛》故事画中的国王，即穿皂色深衣袍，领袖镶白缘，并有曲领，手挥麈尾，头戴通天冠。冠前有博山，后有卷梁，大体与汉晋服制相合。

笼冠 也叫武冠，“其冠文轻细如蝉翼”⑦，所以又叫“惠文冠”。285窟《沙弥守戒自杀品》长者向国王交纳罚金图中，国王、长者均于小冠上加白沙笼冠。国王着绯色深衣袍，曲领，坐皮垫上，手持麈尾，侍者张曲柄盖，持羽扇，以障蔽风尘。288窟供养人也戴笼冠，穿绛纱袍，领袖有皂缘，并有曲领和蔽膝，穿笏头履，衣裙曳地数尺，后有童仆提携（图16-1）。这大约就是汉代曾一度流行过的“狐尾箪衣”或者“偏后衣”⑧。

幅巾 又名缣巾。壁画中的帝王像有的着深衣，披大裘，头裹幅巾。《汉书》里说，当时的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美”⑨。可见幅巾是一种流行的头饰。魏晋南北朝时代仍然承袭前代遗制，庶民百姓也裹幅巾，但不着深衣而穿裤褶。

图16-1 贵族及奴婢 莫高窟第288窟

帝王像也有着深衣大袍，戴卷檐白毡高帽的。这种毡帽又叫“白题”，是少数民族的“首服”。由于西北地区多民族聚居，民族风俗相互影响，往往胡帽汉装，互相混合。这在河西魏晋墓画中是屡见不鲜的。

犊鼻裤 古代的亵衣（衬裤），一般不外服，而壁画中的农夫、屠户、泥工、篙工，都裸体着黑布或白布“犊鼻裤”。这种裤非常简便，“以三尺布为之，前后各一幅，中裁两尖，裆交续之，今之牛头子裈，乃农夫衣也”⑩。敦煌遗书中说“被受饥荒，衣穿犊鼻”，可见这是穷困的劳动者的主要服装。

妇女多着大袖裙襦，襦是上衣，裙是下裳。这是古代妇女的基本服制。壁画中的贵族妇女，头梳大首髻或双鬟髻，着对衿襦，裥色裙，“五色素质”。有的“裙上加细布裳”11（短裙）。285窟一女供养人，腰束蔽膝，蔽膝两侧有旒，走起路来随风飘扬，这叫“袿衣”，是贵族妇女的礼服。《宋书》里说：“皇后谒庙服袿属大衣”12。这些供养人虽不是皇后，但与谒庙之义是相符的。

窄衫小袖是北周时代出现的新装。壁画中的贵族妇女梳“盘桓髻”，着小袖衫，披长巾，长裙曳地数尺，身后有奴婢提携，与《雷青日札》所记：“先见广西妇女衣长裙后曳地四五尺，行则两婢前携之”完全吻合，大约是受南朝“尚宽衣”的影响。

古代“女子十五而笄”，即以簪束发头顶以示成年。早期壁画中妇女的发髻有大首髻、鬟髻、丸髻、双鬟髻、双丫髻等数种，有髻而无饰。北周时代，女供养人开始着“帔帛”，隋唐以后普遍流行。

在描写战争的壁画中，有各种武士穿着的各种戎装。西魏作战图中的官兵，均为乘铠马的骑士，戴头牟，内穿裤褶，外披裲裆甲，持枪执盾，腰挂弓囊箭靫。所谓“裲裆”就是“一以当胸，一以当背”13，是一种比较简便的铁甲，北朝民歌中有“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裲裆”14的描写。在南北朝的陶俑中，在河南邓县画像墓中，在麦积山北魏时期的壁画中，都可以看到着裲裆甲的铠马骑士，它是南北通用的武装。

壁画中另一种武士，戴兜鍪，着护膊、胸甲、护髀，形制与铁甲相同而没有甲片，这种甲胄，大约就是“犀甲”或者“牛皮铠”。穿这种甲，行动轻便，“刀箭不能入”。北周武帝时，“白兰献犀甲铁铠”15，可见这种甲胄各族通用。

裤褶是庶民常服，壁画中的奴婢、猎户、乐工、舞伎、商旅多着此装，但它也是戎装，西魏作战图中之官兵和“强盗”均着裤褶，官兵于褶裤上再套裲裆甲，“强盗”则头束绢带，脚穿麻鞋。行刑的武士亦穿裤褶，头裹红巾，叫“军容抹额”16，是秦始皇时代制定的武士首服。

图16-2 男供养人 （匈奴人） 莫高窟第275窟

早期的少数民族供养像均着裤褶，275窟男供养人（匈奴人）（图16-2），头戴冠后垂巾，着小袖褶，白裤，这种裤褶与汉代“襦裤”有关。河西匈奴族，早已受到中原封建文化的熏陶。鲜卑族供养像则着圆领小袖褶、白布小口裤、乌靴，头裹幅巾，或戴卷檐毡帽，腰束革带，垂蹀躞七事17，有的脑后垂小辫，是鲜卑族索头部的风习，当时人称“索头鲜卑”18。还有驯象、牵马、赶驼、驱驴的胡人，均着裤褶。尽管魏孝文帝严令禁止穿“窄领小袖”的鲜卑服，甚至以不禁鲜卑服“可以丧邦”19相胁迫，但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是不易废除的，同时还有部分鲜卑贵族反对改革服制，所以，鲜卑族中还是有许多人沿袭旧习，仍穿裤褶。隋代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为唐代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唐王朝在政治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民族关系也有很大的改善，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反映在衣冠服饰上不仅在继承前代“法服”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统一的服制，而且大量地吸收了少数民族和外国的衣冠服饰，出现了许多花样翻新的时装。唐代的时装，多为“胡服”，鲁迅说“唐代大有胡气”20，提倡胡服是一个重要方面。

唐代壁画中主要服式如下：

衮冕 《维摩变》中之帝王，戴冕旒，着深衣，曲领，大带大绶，笏头履。衣上饰日月星辰，大带画升龙，有十二章之饰。帝王昂首阔步张臂前进，左右有侍臣扶持，与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之光武帝刘秀、吴主孙权、晋武帝司马炎等形象所服衮冕相同，基本上与“武德令”规定相符。

通天冠 帝王朝服之一，壁画中之帝王、太子均服通天冠。冠形较前准确，前有金博山，后有卷梁，着深衣袍，或白练裙襦，高头履。

进贤冠 百官服饰之一。帝王图中之侍臣，多戴进贤冠，簪白笔，着白纱中单，领袖有缘，长裙蔽膝。冠侧插“貂尾”。唐制规定，中书令、侍中、左右散骑常侍，“并金蝉左右珥貂，侍中与左散骑常侍左貂，中书令与右散骑常侍为右貂”21。唐代所谓“八貂”，都是宰相一级的官吏。《张淮深变文》中有“诏命貂冠加九锡”“今秋宠遇拜貂蝉”等语，可见被封为散骑常侍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也有“貂尾”之饰，与中原服制相同。

幞头靴袍 唐代壁画中出现了大量戴幞头，穿窄袖长袍、乌皮靴的人物。这是吸收了西域各族“窄袖长身袍”与幞头结合而成的一种新装，是唐代初期最流行的男式“胡服”，到了盛唐时期逐渐为“襕衫”所代替。中书令马周把窄袖袍与深衣结合在一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之上服”。此后百官皆服“襕衫”，盘领褒博，大袖长裾“缺髓者日缺骻衫”22，成为士庶通用之服。

幞头是隋唐时代最普通的首服，它是从汉晋幅巾、燕巾演变而来。“后周以三尺皂绢向后幞发名折上巾通谓之幞头”23。北周时代已形成定制，隋代幞头多为平顶，二角系额前，二角系脑后。唐初作了一番改进，“以罗代绢，又令重系前后以象二仪，两边各为三撮取法三才”24，成为农民、圉人、奴婢、官吏、贵族通用之服，唐初叫“软裹”，盛唐以后才施屋分级，前低后高，内施漆衬，外裹皂罗。幞头两角形式不一，有垂角、长脚、牛耳、跷脚等形式，随形定名，无一定之规，形式不同，却有时代先后之别。

笠帽半臂 壁画中的舵师、纤夫大半戴笠帽，穿窄袖衫，外套半臂，白布裤，芒。半臂就是短袖衣，隋朝内官多服长袖，“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其式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25，是适合劳动人民生产劳动的服装，也是唐代男女通用的服式。这种服式从中原一直流行到西域。

隋唐壁画中妇女的服饰，变化异常，丰富多彩。既有汉式礼服，也有吸收了西域各族和外国的衣冠服式后创造出来的新装，因而唐代妇女的“时世装”层出不穷，其中主要的有下列几种：

大袖裙襦从隋代到唐初，壁画中的皇后、命妇、庶民均着交领大袖襦、白练裙、蔽膝、方头履。有的蔽膝两侧有旒，保持汉晋“袿衣”形式而又略有新意。

衫裙 衫是单衣，衫裙之制从大袖裙襦演变而来。130窟都督夫人着碧罗花衫、绛地半臂、红罗裙、白罗画帔。这是开元、天宝以来普遍流行的一种时装。

窄衫小袖 隋唐妇女又一新装。窄袖长垂，裙腰高束，这就是隋代所谓“半涂”（长袖），贵族庶民上下通用。唐初窄袖与隋代不同，有圆领、交领，袖至腕、长裙曳地，脚穿弓履或高头履（图16-3），即唐诗中所谓“小头鞋履窄衣裳”26，与西安和吐鲁番出土的墓画、绢画中的宫廷仕女装扮完全一样。

唐代还出现过一种特殊的服式叫“幂”。壁画中骑骡的妇女身着大红袍，头戴笠子，下服长裙帷帽，前拥项下，后披肩臂，仅露面部。《唐书》里说：“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幂，全身障蔽，不欲路途窥之。”27这种束缚妇女的封建礼教，到武则天执政以后，才遭到抵制，幂、帷帽相继废除。这种服制大约是吐谷浑民族风俗，也可能与阿拉伯服饰有关。在新疆出土的绢画和陶俑中都可见到非常完整的形象。敦煌也出土过这样的绢制帷帽。

图16-3 唐初妇女服饰 莫高窟第375窟

丈夫靴衫 盛唐壁画中有戴幞头、着窄袖衫、穿长靿靴的侍女，幞头罗纹如纱，透出额头，这就是唐诗中所谓“新装巧样画双蛾，慢裹恒州透额罗”28，这种装扮出自宫廷。太平公主曾着“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歌舞于高宗和武后筵前。按《新唐书》里说，这种衣男子之衣的服装是“奚、契丹之服”。可见这也是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服制。

从上述几种服装来看，唐代的新装、时装不少是西北少数民族或中亚各国乃至波斯的服式，唐代通称“胡服”。元稹诗中说：“女为胡妇学胡装，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乐与胡装，五十年来竟纷泊”。当时两京士庶男女，竞衣胡服，蔚然成风，而且“出自城中传四方”。敦煌石室出土的衣物单上，就有“半臂”“长袖”“京褐夹长袖”“京褐夹绫裙衫”“天九蜀春衫”29等等记载，可见长安洛阳的“时世装”，很快就传到河西走廊与天山南北。

唐代贵族妇女不仅在衣裙上标新立异，而且在发髻和面饰上也争奇斗艳。唐代发髻多种多样，壁画中见到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髻，发髻高耸头顶，如“椎髻”“半翻髻”“飞髻”“双鬟望山髻”等30；另一类为抛家髻，“两鬓抱面”31，头顶作各式朵子。但多是假髻。唐代店铺里有各式假髻出售，新疆唐墓中出土了用漆纱制成的随葬假髻。贵族妇女的假髻上有的插鲜花，有的饰宝钿，有的簪步摇，也有不着花钗的“素绾乌云髻”。唐代贵族妇女在面饰上也煞费苦心，往往“开额去眉”，再施蝉鬓，画蛾眉，抹铅粉，涂胭脂，点口红，晕额黄，贴花钿，画花子，极尽豪华艳丽之能事。

劳动妇女则不着花钗，多作高髻、双鬟髻、双丫髻。中唐《弥勒变》中，一农妇束高髻，着连衣裳，白布大口裤，麻鞋，卷起袖筒，挥手播种。唐诗中“帛练束腰袖半卷，不插玉钗装梳浅”的句子32，就是对劳动妇女服饰的描写。

隋唐壁画中战争场面很多，武士的服装有甲胄、战袍、衩衣等类。有一类武士戴兜鍪，着身甲和髀裈，即所谓“三属之甲”。敦煌出土大业五年武备残卷中有队副贾□，“队头氾翼下，金甲二十五具并明光”33。唐代十三种甲中的第一种光明甲，隋代已经在敦煌流行。唐代河西十军三守捉中，瓜州有“墨离军”，沙州有“豆卢军”，玉门关还有五千甲兵，加上土镇兵，有一万八千人的军事人员，都穿步兵骑兵服装，而且是当地分发的。敦煌出土分发武器残卷中有：“张灰子官甲一领并头牟”，“押衙罗贤信，官甲一领并头牟、付膊”34。这些官兵用的甲胄武器与壁画中甲胄之制完全相符。又据《武备志》记载“甲重四十五至五十斤”35，显然大半是骑士甲，壁画中的骑兵着此甲者甚多。壁画中也有一种无鳞饰的甲胄，大约就是《唐六典》中所说的布甲、皮甲或者绢甲，斯坦因就曾在于阗废墟里发现过唐代屯戍士兵用的“犀甲”。皮甲比铁甲轻巧，便于在沙漠里行军驰射。

帝王图中的仪卫武士则属另一种武装，多半戴进贤冠，穿绯色大袖衫，白练裙，乌靴，在绯衫上罩以裲裆甲，持刀的仪卫武士与作战武士的服制略有不同。

战袍 是各族武士通用的服装，争舍利图中的各族国王，戴各种皮帽、毡帽，穿窄袖袍，革带乌靴，唐诗中有“缝袖须缝窄窄袖，窄袖弯弓不碍肘”36，说明这种窄袖战袍适应作战需要。

衩衣 唐代壁画中的大将军，着幞头靴袍，佩剑，其袍与战袍大体相同，唯袖较大，两侧开褉，故名衩衣。衩衣便于骑马，是武官常着服装之一。

红巾抹额 唐代壁画中的门卫、侍从、刑吏、射手等多着衩衣、大口裤、乌靴或麻鞋，戴交脚幞头，在幞头上加“红巾抹额”，持刀剑弓矢。唐人所谓“红巾末首，裤靴握刀”，“戎装，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裤靴”37，就是指的这种武士的头饰。

唐代大统一以后，形成了“四海今一家”38的新局面，民族关系日益亲密，许多西域民族首领做了唐朝的官吏，“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许多少数民族将领在唐王朝的统一事业中立过汗马功劳，使统一的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达到了空前的强大，因此在唐代壁画中出现了各族各国的人物形象，也反映了各族各国的衣冠服饰。

由于敦煌地接西域，壁画中西域各族的人物较多。有一类人物穿盘领窄身小袖缘袍，腰束革带，穿乌皮长靿靴。有的剪发，有的戴各式毡帽、绣帽、毡笠、浑脱帽，或头束缯彩。以之与梁元帝《职贡图》和乾陵墓前石刻外国君长使者形象相较，再与唐代文献中所说的“俗剃发齐项，惟君不剪发……王以锦帽头，锦袍玉带”39的龟兹人，“衣古贝布，著长身小袖袍、小口裤”40的揭盘陀国人，“剪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裆裤”41的高昌国人，“男子通服长裙缯帽”42的吐谷浑人相印证，可以大体肯定，他们是葱岭以东的疏勒、龟兹、吐谷浑、高昌等地的人物，衣冠服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还有一类人物，服装与龟兹等国人物大同小异，多着卷领窄袖长袍或披毡裘，穿豹皮靴，戴卷檐毡帽。有的项饰瑟瑟珠，双耳垂环，深目高鼻，浓眉虬髯，大约是昭武九姓诸国使者，这些国家属于唐代昆陵、蒙地二都护府管辖。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说：“从大食以东，并是胡国，即安国、曹国、史国、石国、石骡国、米国、康国……衣著白叠衫，裤带及皮裘……康国并剪须发，爱戴白毡帽子。”唐书中所谓“织成毡帽虚顶尖，细叠胡衫双袖小”43，即指中亚各国人物服饰。

壁画中还有高鼻深目虬髯卷发，赶驼驱驴的胡商（图16-4），有的穿窄袖袍，有的穿“贯头衫”44、乌靴，大约就是来自中亚和西亚的商人。特别是波斯人，长期以来他们把中国的丝绸转运到西方，直达罗马。罗马贵族在汉代就已经穿上了中国“织成锦绣文绮”45的衣服，匈奴贵族也穿上了汉朝赐给的“锦袷袍”。南北朝时期波斯锦又输入中国，畅销西域。北周时代中国皇帝曾以精美的锦袍赠送波斯国王。隋朝波斯国王又以波斯锦袍赠送给隋文帝。46在强大的唐代，中国的锦袍更是珍贵的礼品，西域各族、中亚各国，往往上表请求唐朝赐锦袍、宝带，甚至借紫。同时西域的“窄身小袖袍”也成了唐朝帝王的朝服和百官士庶的常服。历史事实说明，在长期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中，中原与西域各族，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在衣冠服饰上早已有了相互影响的关系。

图16-4 胡商 莫高窟第45窟

图16-5 各族王子图 莫高窟第103窟

壁画中还有南海诸国人物，面部扁平，眼大唇厚，鼻孔朝天，肤色紫黑，卷发，裸体跣行，斜披锦巾，穿短裤，绫锦缠腰，项饰宝珠璎珞，手脚均佩环钏。这就是《新唐书》里所说的“不识冰雪，常多雾雨，王著白古贝，斜络膊，绕腰……拳发黑色，俗皆徒跣”47的南海一带的“昆仑人”。各国王子图中侍者扶持的是昆仑王，驯狮牵象的是劳动人民，当时称为“昆仑奴”。唐代诗人张籍有一首《昆仑儿》诗中写道：

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

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

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

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

这首诗形象地描写了昆仑人的风俗习惯和衣冠服饰，是壁画中昆仑人最好的注释。

各族王子中还有着白练裙襦，或着深衣袍，蔽束膝，戴莲花冠，插鸟羽为饰的人物（图16-5），史籍中所载“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48、“朝服尚白”“皆著曲领”“衣锦绣之文襦”“如唐巾裙”等，与此大体相符，显然这是属于东邻诸国的衣冠。唐朝与东邻诸国山水相连，交往频繁，衣冠服饰上有相似之处是很自然的。

“安史之乱”以后，河西为吐蕃奴隶主统治达七十年之久。吐蕃奴隶主俘汉人为奴隶，并强令汉人改着吐蕃装，只准每年元旦祭祖先时“衣中国之衣”，事毕“号恸而藏之”49。当时沙州人民“皆胡服臣虏”。由于沙州人民团结抗蕃，维护国家统一，坚守孤城达十一年之久，在“无徙他处”的条件下，才以城投降，何况阎朝降蕃亦非真意，沙州人民是暂时把愤怒埋在心里。除了少数为吐蕃奴隶主效劳的官吏而外，老百姓多不愿着蕃装，因此，吐蕃统治时期壁画中的人物衣冠多为汉装。长庆二年（822年）唐使过龙支城时，看到唐代戍边将士子孙“未忍忘唐服”50，文宗时使者去西域经过河西，也看到诸州人民“其语言稍异而衣服犹不改”51。敦煌出土《张淮深变文》中记载长安使者到敦煌时说在各州看到一些人“左衽束身”，“独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可见吐蕃统治时期的壁画中，人物衣冠多为汉装是有其特殊历史原因的。

帝王的衮冕，百官的幞头靴袍，妇女的大袖裙襦、袿衣，均继承盛唐形制，只有贵族妇女的大袖裙襦更为褒博侈丽，襦袖之大足有三四尺，唐王朝虽有禁令，只有李德裕在他的营内明令执行，“袖阔四尺，今令阔一尺五寸，裙曳地不过三寸”52，但王公贵族并不执行，因而壁画中宽衣大袖照样流行。

壁画中出现了武士长身甲，“衣之周身窍两目”，并有甲靴，所以“劲弓利刃不能甚伤”53。大历以后的塑像和壁画中到处可见，是吐蕃军队一种极严密的防御武装。

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天宝以后各族各国衣冠服饰的相互影响，各族王子的衣冠也发生了变化，窄身小袖袍有些已变为襕袍、缺骻衫或者大袖裙襦，戴各种“毡帽”“绣帽”“侧帽”“搭耳帽”和“暖耳”，穿履、乌靴。既有唐朝官服的形式，也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色。

最突出的是出现了以吐蕃赞普为中心的各国王子图，赞普及侍者均着左衽长袖缺骻衫，辫发束髻于耳后，项饰瑟瑟珠，头戴红毡高帽，腰束革带，佩腰刀长剑，穿乌靴，张曲柄盖（图16-6）。与《新唐书·吐蕃传》中所说“衣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其官之章饰最上瑟瑟”“男女皆辫发，毡为裘，赭涂面”大致相符。唯赭面风俗壁画中没有发现。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入藏以后，“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壁画中的吐蕃装已是革除赭面将近百年的风俗，正如唐人陈陶《陇西行》一诗所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可见已不完全是吐蕃原来衣冠。

赞普身后有戴虎皮帽，着虎皮衣的侍者。虎皮吐蕃叫“大虫皮”。吐蕃制度，“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54。虎皮衣帽是吐蕃表彰英雄的民族服装。

壁画中还有身着左衽长袍，头束双童髻的奴婢，这是蕃汉混合装。吐蕃统治时期沙州建立了许多部落，如思董萨部落、阿骨萨部落、行人部落、中元部落等，聚居着各族人民55。吐蕃人民与汉族人民在“义同一家”56的长期生活过程中，生活风习互相交融，自然形成的一种混合装。

图16-6 各国王子图 莫高窟第9窟

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顺应各族人民（其中包括吐蕃人民在内）的意愿，率众起义，收复了河西十一州，恢复了农业生产，打通了中西交通，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唐王朝封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治河西。在张氏家族统治期间，衣冠服制与中原无异。帝王仍服衮冕，通天冠则犀簪导，大袖襦，缘裙，蔽膝，与“开元礼”规定相符。官吏仍着大袖裙襦或幞头靴衫。幞头略有变化，“其垂二脚或圆或阔，用丝弦为骨，稍翘翘矣”57。节度使张议潮、索勋等画像均着赭袍，戴幞头。幞头二脚翘于两侧，已有平直倾向，这是唐代幞头从软裹到硬脚的一个大变化。

农民、船夫、奴婢亦着幞头靴衫，但多为缺骻衫，幞头形式也不一样。

贵族妇女多着衫裙、帔帛、高髻、花钗。宋国夫人着青罗襦、长裙、高髻，饰花钗九树。《开元礼》内外命妇花钗条说：“……施两博鬓，宝钿饰，一品九树”。被封为古神武统军、万户侯、“官高一品”的张议潮的夫人，头饰花钗九树，合于当时封建品级制度规定。

晚唐时代贵族妇女襦袖越来越宽大，并出现了一种新装——白纱笼袖，即在大袖锦襦内穿一层透明的白纱袖，手笼袖内，略见指掌。衣裙帔帛日益豪华艳丽，发髻面饰也更为复杂，满头插花钗，项饰瑟瑟珠，眉间作五出梅花，涂红粉，画蛾眉，点花子，与《簪花仕女图》的服饰多有共同之处。所以敦煌曲子中说：“及时著衣，头梳京样”。陆游的诗里也说：“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可见敦煌的时装与中原衣冠的变化息息相通。

劳动妇女也着衫裙帔帛，但质料则为粗糙的绢葛，色彩限于黄白。奴婢亦有着幞头靴衫，“束装似男儿”58的装扮，“臧获贱伍者皆服襕衫”，可见这是唐代奴婢的时装。壁画中也有穷苦的乞讨者，头无花钗，衣无纹饰，破衫敝裙，衣不遮体，与敦煌民歌中“妻子无裙复，夫体无裤裈”59的描写相符，与贵族衣冠形成鲜明的对比。

唐代舞乐是很盛的。唐王朝设有内外教场专门训练歌舞百戏艺人，并拥有“音声人”万余人，皇宫里有“宫伎”，官府里有“官伎”，军营里有“营伎”。《张淮深变文》里有“日置歌筵”的记载，可见节度使衙门里是有“官伎”的。《张议潮出行图》中有“营伎”，乐工均戴缬花帽，穿团花袍、褠衣、白裤，与唐代鼓吹乐工服装相同。舞伎分两行：一行戴幞头，另一行束双髻，缯彩络额，垂于背后，均着缺骻花衫、白裤，挥舞长袖，大概是吐蕃舞。张议潮起义队伍里有大量的吐蕃人民，其中就有能歌善舞的“吐蕃女子”。《宋国夫人出行图》中也有一组歌舞，舞女四人，高髻，衫裙，帔巾，笏头履，四人围成方阵，挥动长袖，翩翩起舞（图16-7）。与唐诗中所说“妙手轻回拂长袖，高歌浩瀚发清商”60的中原清商乐相似。长袖则是中国传统的舞衣之一。

图16-7 舞乐 莫高窟第156窟

壁画中还有许多民间俗舞俗乐。如婚礼中、酒肆里，都有小型舞乐，舞工乐工均着幞头、襕衫、乌靴。舞姿，一手高举，一手叉腰，很像六么舞。

唐代歌舞与百戏往往混在一起，壁画中有各种“竿木之戏”。《宋国夫人出行图》中的“戴竿”最为惊险，顶竿者着连衣裳，外套半晰，白裤乌靴，头顶长竿。竿上四少年赤裸上体着犊鼻裤，攀缘做戏。有的平衡，有的倒挂，有的攀缘，身轻脚捷，非常惊险。

张议潮收复河西以后，政治形势变了，吐蕃赞普的形象退出了画面，吐蕃装在壁画中几乎绝迹。

唐代末年，在军阀割据声中，曹议金继张氏之后为归义军节度使，从五代到宋初百余年间，曹氏家族祖孙五代统治瓜沙等州一百四十多年。他们与中原政权有密切的关系，与北方的辽、西面的于阗和西州回鹘、东面的甘州回鹘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甚至结成姻亲关系。反映在衣冠服饰上仍然是既有中原汉装，也有西域胡服。少数民族服装也逐渐染上了中原衣冠风采。

图16-8 曹议金像 莫高窟第100窟

图16-9 回鹘公主像 莫高窟第100窟

壁画中之帝王，服衮冕、通天冠、深衣袍，与唐代无异。于阗国王也戴冕旒，上缀北斗七星，着衮龙深衣袍，方心曲领，白纱中单，长裙蔽膝，大带，分稍履。腰佩长剑，衣裳饰日月星辰十二章，与《宋史》所载“珍异巧缛，前世所未曾有”的“平天冠”完全一致。所以册封使高居诲说：“圣天衣冠如中国。”61但于阗国王是回鹘人，还有一些特有的民族服饰，如“头后垂二尺绢，广五寸以为饰”62，手上戴镶嵌宝石的指环。近年来发现于阗国主牵狮像，高鼻虬髯，戴绣花搭耳帽，穿朱红袍。胡帽与汉装相结合，这些都充分说明于阗与中原亲密而又悠久的历史关系。

五代宋初，官吏着幞头靴衫或进贤冠大袖裙襦，曹议金、曹元忠等节度使形象皆戴展脚幞头，着绛色襕袍、乌靴（图16-8），与《宋史》所载宋朝人有赭黄淡黄袍衫，玉装红束带，皂纹靴……皆皂纱折上巾，大体相符。皂纱折上巾就是幞头，“五代渐变平直”，“平施两脚，以铁为之”63，逐渐变为后来的乌纱帽。

衫、袍，是五代宋初的“时服”。除了官吏，农夫、圉人、商贩、奴仆、舞伎皆着“四衫”、幞头、乌靴。幞头则多展脚、交脚、朝天等式。另一种西北特产的毛布做成的短褐，短身窄袖，也是各族劳动人民的常服。

五代宋初，继承了晚唐妇女的大袖裙襦，白纱笼袖之制，但襦袖之大远远超过了唐代。《旧五代史》里说：“近年已来，妇女衣饰，异常宽博，倍费缣绫。有力之家，不计卑贱，悉衣锦绣。”曹氏家族妇女画像中主妇奴婢，“悉衣锦绣”，头饰也更为复杂，“绣面”“花颜”，都超过了前代。敦煌曲子中所谓“犀玉满头花满面”，正好是曹氏家族奢靡之风的写照。

五代宋初流行回鹘装，戴凤钗步摇冠，穿翻领红袍、绣花鞋。节度使曹议金的夫人即着此装，但头戴毡笠（图16-9）。《新五代史》记载回鹘妇人时说：“妇人总发为髻，高五六寸，以红绢囊之。既嫁则加毡帽。”回鹘公主戴毡笠合于出嫁后的身份。窄袖翻领长袍则是回鹘妇女的时装和礼服。

五代宋初的甲胄之制，一如唐代。但帝王翊卫武士与唐稍异，均着绯衫，外套桶裲裆，穿战裙、大口裤，麻鞋、红巾抹额，持班剑，与《新唐书·仪卫志》中“……服绯施裲裆，绣野马，皆带刀捉仗”的“散手仗”相似。《曹议金出行图》中的仪卫武士则与此不同，皆着缬花帽、四衫，乐工、轿夫、奴婢也着此装。

公元11世纪初，党项族据有河西，在“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64的基础上建立了西夏政权，统治河西一百八十余年。壁画中的服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原汉装，如妇女的窄袖衫裙、团冠。农夫、铁匠、商贩等头裹皂巾，穿襦裤、行縢、麻鞋；另一种是西夏装，赵元昊一方面“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同时又要显示民族特色，因而“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65。在唐宋袍衫之制基础上，加上党项民族服饰，就形成了“文职则幞头靴笏，武职则冠金贴起云缕冠，银贴间金冠、黑漆冠，衣紫旋襕，涂金束带，垂蹀躞66的制度。壁画中的武官服饰与此大体相符。奴仆则服缺骻衫，行縢、麻鞋。赵元昊还下过“秃发令”，故西夏人多不蓄长发。贵族妇女着交领窄袖衫、百褶裙、弓履，头戴小冠，两侧插步摇。窄袖衫是宋朝妇女时装，步摇冠又与回鹘装相似。当时西夏境内，从东到西都有回鹘部落，因而壁画中颇多回鹘形象。回鹘王戴白毡高帽，着圆领团龙襕衫、毡靴。侍从武士着褠白裤、束重带，垂蹀躞，戴毡帽垂红结绶，背圆盾，持铁爪篱。回鹘王妃着翻领红袍，戴“博鬓冠”67，上立金凤，四面插花钗（图16-10），与宋朝凤钗冠类似，其基本服制则与西州回鹘服饰相同。(www.xing528.com)

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了中国，袭用汉族封建制度，在衣冠服饰上，“近取金宋，远法汉唐”68，制定了一套历代相承的“法服”。同时也保留着蒙古族的民族服装——“质孙”（一色衣）。壁画中蒙古王公贵族着黄色“氁”（毛缎制成的衣服），戴笠帽。双耳饰环，耳后垂发髻，穿六合靴。其冠制与《元史》天子质孙中“宝顶金凤笠”相似。另有男装叫“搭护”，在衫外套“褙子”，并有比肩之饰，如武士云肩，穿五色靴，所谓“笠毡靴搭护衣，金牌骏马走如飞”69。搭护衣是蒙古族骑士的服装。

壁画中有蒙古贵族妇女的供养像，头戴“顾姑冠”，身穿“纹绣绞衣”。这种衣服“宽长曳地行者，两女奴拽之”70，这是蒙古贵族妇女的一种礼服。

总而言之，从十六国到元代的敦煌壁画中既有汉式衣冠，也有“胡服”，反映了多民族国家衣冠服饰的丰富多彩的特色，也反映了各民族风俗服饰互相影响的关系，为研究我国衣冠服饰发展史，提供了许多史籍所不载的珍贵资料。

衣服是人类必需的御寒蔽体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一，也是精神文明的表现。在阶级社会中，衣冠服饰也反映着鲜明的阶级意识。孔子在《论语》里说过：“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并把统治阶级的衣冠视为不可触犯的“法服”，这是奴隶主阶级的服饰观。到了封建社会，不仅封建地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存在着所谓“尊卑”“贵贱”的阶级差别，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有复杂的品级制度。隋唐衣冠就有九品制，每品还有正从之分，按法定品级，“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正反映了这个森严的阶级等级制度。

图16-10 回鹘王妃像 莫高窟第409窟

封建统治者宣扬以“礼”治天下，他们说：“礼莫明于服，服莫重于冠。”71所以服式多以冠为名。服式、质料、色彩、花纹都有鲜明的等级差别。壁画中的冕旒、通天冠、进贤冠、深衣袍都是帝王官吏的“法服”。裤褶、裙襦、犊鼻、巾帻多为劳动人民的服装，统治者称为“虞旅贱服”，而且规定“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有些服式虽然“贵贱通服”，但质料是不同的。汉代就有严格的规定，十六国时代，苻坚造了一种金锦，规定“工商皂隶妇女不得衣之，犯者弃市（杀头示众）”72。唐代的帝王、官吏、后妃、宫嫔，穿绮罗锦绣，而“诸部曲、客女、奴婢服絁绢布，色通用黄白，饰以铜铁”73。但是“豪家富贵逾常制……从骑爱奴丝布衫”74。所以唐代壁画中有许多官家奴婢也穿绫罗锦绣，可见禁令只是限制老百姓的。

服装色彩的等级制更为严格。服装色彩是随统治者的好恶而变化的。如唐初尚赤黄，“天子袍衫用赤黄”，因而禁止官吏百姓服赤黄。百官服色贞观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以后又多次改变，唐代前期供养人服色不完全符合制度。开元、天宝以后，唐王朝政治腐败，生活糜烂，“赐紫”“借色”风行一时，弄得朝会时“朱紫满庭”，品级不分。唐代后期壁画中的官吏形象，多着赭袍，没有朱紫青绿之分，这与当时服色混乱不无关系。但对庶民百姓“有不依令式”公开着朱紫青绿等色袄子者75，就必须命令有司“严加禁断”，否则“贵贱莫辨”“有蠹彝伦”，是要治罪的。

封建统治阶级的衣冠，不仅色彩鲜丽，而且有很多装饰花纹，帝王的衣裳饰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象征“光照下土”“泽沾下人”“神武定乱”“物之所赖”76等政治意义。帝王冕侧悬两个绒球，象征不听谗言。冕上垂十二旒，象征目不斜视。帝王将相衣服多以龙为饰，但帝王之服龙头向上，王公之服龙头必须向下，以示臣服于天子。官吏亦以品级高低，装饰不同的花纹。如果穿错了是要治罪的。《宋史·舆服志》里说：“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封建统治阶级在穿衣戴帽上都极力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他们的审美观点，其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巩固他们的封建统治。

图16-11 晚唐女供养人服饰 莫高窟第138窟

但是，通过衣冠服饰的形式、纹样、色彩，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织绣、印染工艺技术的高度成就，特别是在纹样的设计和创造上，像唐初有名的纹样设计师窦师纶所设计的“陵阳公样”，那是具有高度艺术意匠的。

早期壁画比较简略，但已能看到刺绣、织锦和蜡缬花纹。隋唐壁画逐渐精致，等身供养人像衣裙上有绣花，有织锦，有缬染，有绘画等不同手法的装饰。装饰纹样多种多样，从早期的棋局纹小团花到隋代的菱纹、忍冬纹、折线纹、狮纹、凤纹、飞马纹和具有波斯风味的圆环连珠纹、狩猎纹等，到了唐代则有石榴纹、团花纹、宝相花纹、菱纹、方胜纹、云纹、练雀纹、雁纹、鸳鸯纹、翔凤纹、团龙纹、狻猊纹等等。古代的工匠们把自然形态的植物、动物形象，加以概括、提炼、变化，组合成各种具有装饰美的纹样，并赋予不同的色调。特别是晚唐时代，缬染普遍流行，往往在衣裙上画出蜡缬、夹缬、缬的不同效果。最引人注目的是朱紫自然交错的撮晕缬，五彩缤纷，鲜艳夺目。唐诗中说：“布素豪家定不看，若无纹彩入时难。”77晚唐女供养人豪华艳丽的衣裙正是当时流行的时装（图16-11），也是官僚贵族们穷奢极欲的剥削生活的反映。

但是，“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宋·张俞诗）“窗下投梭女，手织身无衣。”（唐·于濆《辛苦吟》）精致的绫罗锦绣，美丽的装饰花纹和大方美观的服装式样，都是当时的技师和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

注释：

1 《南齐书·魏虏传》。

2 《礼记·深衣篇》疏。

3 《全北魏诗·罗敷行》。

4 沈括：《梦溪笔谈》。

5 《旧唐书·舆服志》。

6 《魏书·礼志》。

7 《晋书·舆服志》。

8 （宋）高承：《事物纪原》。

9 《晋书·舆服志》。

10 （宋）《事物原始》“裤”条。

11 喻归：《西河记》，《十六国春秋辑本》。

12 《宋书·礼仪志》。

13 （汉）刘熙：《释名》。

14 《乐府》卷二十五《企喻歌辞》。

15 《周书·武帝本纪》。

16 马缟：《中华古今注》。

17 蹀躞七事：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

18 《读史方舆记要》卷四。

19 《魏书·任城王云传》子澄附传。

20 《鲁迅全集》第10卷，第139页。

21 《新唐书·舆服志》。

22 《新唐书·舆服志》。

23 （宋）郭思：《画论》。

24 《新唐书·舆服志》。

25 （宋）高承：《事物纪原》。

26 白居易：《上阳人》。

27 马缟：《中华古今注》。

28 元稹《采春》，《云溪友议》。

29 敦煌遗书P.3410等号卷子。

30 《妆台记》，《格致镜原》卷十。

31 《唐书·五行志》。

32 张籍《采莲诗》。

33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劫31112号。

34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劫1898号。

35 《宋史·舆服志》。

36 （唐）刘秩：《裁衣行》。

37 韩愈：《送李端公序》《送郑尚书序》。

38 岑参：《入剑门作杜相二郎中》。

39 《唐书·龟兹传》。

40 《册府元龟·外臣部》揭盘陀国条。

41 《册府元龟》“高昌国”条。

42 《旧唐书·吐谷浑传》。

43 （唐）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

44 《旧唐书·波斯传》。

45 白里内：《博物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

46 《隋书·何稠传》。

47 《旧唐书·林邑国传》。

48 《新唐书·高丽传》。

49 《新唐书·吐蕃传》。

50 《新唐书·吐蕃传》。

51 《新五代史记》四夷附录第三。

52 《新唐书·李德裕传》。

53 《新唐书·吐蕃传》。

54 《新唐书·吐蕃传》。

55 P.2502，2686，S.1291、1475等号卷子，《敦煌资料》第1辑。

56 《通鉴》开元十八年。

57 （宋）毕仲询：《幕府燕闲录》。

58 （唐）李节：《长安少年行》。

59 《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

60 吴少微：《乐府》苏合香。

61 《新五代史·高祖本纪》。

62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63 《宋史·舆服志》。

64 《宋史·真宗本纪》、《回鹘传》。

65 《资治通鉴长编》。

66 《宋史·夏国传》。

67 博鬓冠以两博鬓发式制成冠，由假髻发展而来。

68 《元史·舆服志》。

69 （清）翟颢：《通俗编》。

70 《蒙达备录》《草木子》。

71 《文献通考》卷一二〇。

72 （明）胡侍：《真珠船》。

73 《唐会要》卷三十一。

74 元稹：《缭绫》，敦煌遗书P.5542号。

75 《唐大诏令集·官人百姓衣服不得令式诏》。

76 《旧唐书·舆服志》杨炯《公卿以下冕服议》。

77 （唐）郑谷：《锦二首》。

（原载《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