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学案》卷四十四《玉林学案上》：玉林为学，与顾、惠诸氏之研覃经训，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殆相应求。而键户著述，世无识者，海内知己，独一潜丘。遗书之存亡，不绝如缕，至五世而克延厥绪，其书始传。古今之皓首穷经，湮没不彰者多矣，若玉林之发潜阐幽，赖有贤裔，业绵绨帙。史列儒林，非厚幸欤?〇臧琳，字玉林，武进人，父宇经。先生幼端敏，不好弄喜。博综经史，百氏之书，至释、道、稗官野纪，皆所浏览。不当意者，时弃之，多不卒业。父训以朱子读书循序渐进之法，始大悔悟。弱冠为县学生，文名盛著。父教之曰：“吾不以汝骤获科名为幸，能为吾臧氏读书种子则善矣。”先生色喜，拜受之。自有明三百年来，士人多限于制义，而不能自振。其为词章之学者无论矣，为义理之学者，或貌袭程、朱，或言不用六经可以明心见性，此圣人之意不明于天下后世，六经几何不为糟粕也。先生独忧之，教门人后进以小学，必以《尔雅》、《说文》为宗，曰：“不识字，何以读书?不通诂训，何以明经?”其论治经也，必以汉注、唐疏为主，曰：“此其本原也。本原未见，而遽授以后儒之传注，非特理奥有不能骤领，亦惧为其隘也。”父教既以读书种子期先生，先生亦以此自任，遂绝意举子业，一以研经考古为务。撰述《尚书集解》一百二十四卷，凡自汉伏胜、孔安国、许慎、郑康成、马融、王肃，及明邱濬、王樵之说，莫不搜辑荟萃，弃瑕取瑜。又时出己论，补先儒之所阙，垂二十年而成。又著《经义杂记》三十卷，阎潜丘序之，称其深明两汉之学。尝谓《礼记》中《大学》一篇本无经传可分，阙处当补，诚意关头，于学者最为切要，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不当退移于后。以宋、元、明以来学者好为改窜，因作《大学考异》二卷，而以汉注旧本为得其真。先生之学，于六经无不通，而尤邃于《尚书》、《春秋》，于《礼》有辑录而未成。又有《水经注纂》三卷，《知人编》三卷、《困学抄》十八卷，皆藏于家。康熙五十二年卒，年六十有四。(参史传、杨方达撰《传》)
《清史稿·儒林二》：臧琳，字玉林，武进人。诸生。治经以汉注、唐疏为主，教人先以《尔雅》、《说文》，曰：“不解字，何以读书?不通训诂，何以明经?”键户著述，世无知者。有《尚书集解》百二十卷、《经义杂记》三十卷。阎若璩称其深明两汉之学。钱大昕校定其书，云：“实事求是，别白精审，而未尝轻诋前哲，斯真务实而不近名者。”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存目。[1]
卢文弨《臧琳传》：臧琳字玉林，武进人。康熙间补县学生。其学谓不通训诂无以明经，治经以汉注、唐疏为主。著《经义杂记》三十卷、《尚书集解》一百二十卷。(下略)(载《常州府志》)[2]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三《臧玉林先生事略》：臧先生琳，字玉林，江苏武进人。康熙间补县学生。其学谓不通训诂，无以明经。治经当以汉、唐注疏为主。著《经义杂记》三十卷、《尚书集解》百二十卷。别白精审，实事求是，未尝轻诋前哲。至于《诗》、《礼》二经，王肃私窜以难郑氏者，尤能推见至隐。阎百诗见其书，叹其精确，称为隐德君子。先生玄孙庸学于卢抱经学士，学士校《经典释文》，见先生书多引其说。
阮元《儒林传稿》卷三、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三、唐鉴《学案小识》卷十二《经学学案》皆有传，存目。
臧琳《尚书集解自序》：琳不揣固陋，手自撰辑，上探伏、孔、马迁之奥，中采许、马、郑、王之诣，下逮唐、宋、元、明之说，莫不条分缕析，依经附注，撷其精英，弃其瑕疵。间下己意，亦不数见。盖以前人之义已备，故一己之说不赘。惟文字异同之间，有系圣经匪浅。而自唐儒陆、孔以来，多所依违，鲜能折衷。琳少学诂训，颇解于斯，凡有可据，随为条证。欲少求益于前人所得之外，非忘其大者远者，而议其小者近者也。据颖达《正义》之本，仿何晏《论语》之注，别以姓名，题为《集解》。三易其稿，廿年而成，为卷凡一百有二十，附以《序目释文》四卷。若夫删繁订失，是深有望于后之君子焉。康熙四十四年太岁乙酉仲冬月，武进臧琳谨序。[3]
臧琳《经义杂记自序》：居平不揣固陋，考究诸经，深有取于汉人之说，以为去古未远也。为诸生三十年，未尝一日不读经。偶有一得，随笔记录，间有他说，亦附益之。岁月既多，卷帙遂富。伏处草茅，不克遇当代名儒巨师，商榷是非，删裁蔽冒，深以不闻过为憾。丁丑之岁，太原阎百诗先生来常，过从请质。先生见而叹赏，以为学识出唐儒陆、孔之上，相与切磋疑义，为之作序。平生知己，一人而已。后之君子见此书者，能为琳正定，是所厚望也。夫康熙四十二年孟春，琳识于丰玉堂。(见《经义杂记》卷首)
阎若璩《臧玉林经义杂记序》：《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谐声。谐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
，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礼记》：“哀公问政，子曰：仁者，人也。义者，宜也。”《论语》：“季康子问政。子曰：‘政者，正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说文》引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又曰：“推十合一为士。”又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又曰：“乌呼也，取其助气，故以为乌呼。”又曰：“粟之为言续也。”又曰：“黍可为酒禾入水也。”又曰：“貉之为言恶也。”又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孟子曰：“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又曰：“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又曰：“洚水者，洪水也。”又曰：“人者，仁也。”圣贤之诂训声音之学何如哉?《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子夏见读史志者云：‘晋师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问诸晋史，果曰己亥。”圣门之校订之学何如哉?秦、汉大儒精专斯业，如毛公、伏生、董仲舒、韩婴、司马迁、孔安国、司马相如、扬雄、刘向、刘歆、贾逵、许慎、马融、蔡邕、郑康成、卢植、服虔、应劭等，学有纯驳，行有邪正，然并先儒之领袖，后学之模范也。魏、晋以来，颇改师法。《易》有王弼，《书》有伪孔，杜预之《春秋》，范宁之《穀梁》，《论语》何晏集解，《尔雅》郭璞注，皆昧于声音、诂训，疏于校雠者也。疏于校雠，则多脱句讹字，而失圣人手定之本经。昧于声音、诂训，则不识古人之语言文字，而不能得圣人之真意。若是，则学者之大患也。隋、唐以来，如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等皆好尚后儒，不知古学，于是为义疏，为释文者，不能全用汉人章句，而经学有不明矣。宋儒出，而以心得者为贵，汉、唐之说视之无所用，自宋以来，言北海则为俗学，言新安则为圣贤，习尚久矣。毗陵臧玉林先生，隐德君子也，深明两汉之学，既通声音、诂训，又雅擅二刘、扬子云之长，撰《经义杂记》三十卷，皆有关经学。余则推性善，戒惰逸，辨谬讹，补遗脱，一字一句，无不精确，洵可为首出之士矣。闭户研述，世无知者。若璩既读是书，先生命为之序，遂不敢辞，而摭其颠末如此。康熙三十六年季夏。[4]
钱大昕《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傅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国朝通儒若顾亭林、陈见桃[5]、阎百诗、惠天牧[6]诸先生，始笃志古学，研覃经训，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同时毗陵有臧玉林先生，亦其流亚[7]也。先生博极群书，尤精《尔雅》、《说文》之学，谓；“不识字何以读书?不通诂训何以明经?”孳孳讲论，必求其是而后已。潦倒诸生卅年，未尝一日不读经，偶有所得，随笔记之。先生既不自表襮，侪辈或非笑之，独百诗先生极口叹赏，以为学识出唐儒陆、孔之上，然闻者犹疑信参半。先生殁九十余年，海内尊崇古学者日益众，而文孙在东擩染祖训，好学深思，益有以昌先生之学。顷来吴门，出是书，属予校定。[余][8]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谓诂训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诂训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声音与训诂相通，汉儒犹能识之。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夫岂陋今荣古，异趣以相高哉?先生之书，实事求是，别白精审，而未尝驰骋其辞，轻诋先哲，斯真儒者之学，务实而不矜名者。予是以重其书，而益重其人也。
王鸣盛《经义杂记序》：昆陵臧子在东力学嗜古，予既读其所辑郑康成《论语注》、卢子干《礼记注》，而爱重之矣。今复出视令高祖玉林先生《经义杂记》，属为序引。予读其书，随笔札记，非古不道，有阎百诗征士序，痛斥俗学，推崇古学，窃不禁跃然为吾道庆也。先生生长国初，其年殆与百诗亚。彼时运会初开，宗风未畅，然而落落数君子错峙海内，百诗外，如顾亭林、万季野、梅定九、胡朏明诸公，事必稽核，言必典据，古学之盛，基于是焉。而先生亦其一也。其考证之精博，几几欲与顾、阎诸公抗衡，特默而好深湛之思，不屑以标榜为事，故下士罕知之，要之，先生之为可传自若也。吁！由先生以来，又将百年矣，天下风气进而益上，雅材硕彦，奋起角立者数十百辈，迄于今而三代以上声音、文字、制度、典章、名物、象数、训诂、师法皆能顿十指而言其曲折，彬彬盛哉！溯厥首庸，实维先生与顾、阎诸公为之导夫先路耳。风流之所沾丐，复有耳孙鹊起，以古学名其家，在东盍勖诸，所以扩大先生之遗绪者将于是乎在。抑予观此书发首第一卷第一则说《论语》“正名”，彼时皇侃疏未出，而已能尊信郑氏“正书字”之义，所谓先觉者非欤?姚江卢召弓学士既为诠评，予复搜得数证，载鄙著《蛾术编》；而俗所称祢其祖者，《春秋》内、外传、《卫世家》皆无此言一，诚不知其何出也。夫人之于俗学拒之不坚，则于古学信之必不笃，信之不笃，则其好之必不深，而又安望其有成。读先生书者，当持此意以求之。乾隆癸丑季春月下旬立夏后五日，王鸣盛撰。[9]
焦循《雕菰集》卷十八《书潜研堂文集后一》：吾友臧在东刻其先高王父玉林先生《经义杂记》，请序于钱詹事竹汀先生。既为作序，在东刻入《杂记》后，亦载《潜研堂文集》中，例之通儒顾亭林、陈见桃、阎百诗、惠天牧诸公，叹为实事求是，别白精审，真儒者之学，务实而不务名。然则于玉林之书非未寓目者矣，乃《杂记》第十二卷，辨魏三体石经《尚书》，言《隶续》载魏三体石经《左传》遗字，尝以《左传》校之，见内有《尚书大诰》、《吕刑》、《文侯之命》三篇，错于《左传》中，苏氏题为左氏遗字，洪氏承之，皆不知有《尚书》，盖未尝遍读而细考之也，于是历详其所错者而注之矣。而《潜研堂文集》卷三十《跋隶续》云：“洪氏载魏三体石经《左传》遗字，盖洛阳苏望氏模刻本。顷金坛段若膺谛审之，知有《尚书大诰》、《吕刑》、《文侯之命》三篇，文错杂其间。向来考石经者，未之闻也。臧氏生若膺前且百年矣，若膺于《杂记》亦有序文，在东且引段氏说附入此条三字石经文，向果段袭臧之言与?在东与若膺交最深，尝以为生平知己，而典质衣物为刻《诗经小学》，则若膺独得之见，或不难持赠，此钱氏疑之而特为微辞与?或曰钱氏序玉林之书，在乾隆五十八年六月，或若膺此说与臧氏适同，而钱氏先见之。余观钱氏撰《溉亭别传》，载所定径一围三一六有奇，以为独得，及闻李尚之称奏九韶环田三积术，与溉亭之说合，即表于《十驾斋养新录》中，以为古人有先觉者，则玉林所见亦宜与若膺并举之，或偶忘之耳。若膺之学不必以此一端见，其不袭臧氏说，余信之。在东诚笃君子，其不致取段氏独得之见，以诬其先人，余亦信之。钱氏既存序文于集中，宜不为微辞。吾恐后之学者持此以疑臧氏也，而明辨之如此。”[10]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经义杂记序》：校书何放乎?放于孔子、子夏。自孔、卜而后，汉成帝时刘向及任宏、尹咸、李柱国各显所能，奏上，向卒，歆终其业。于时有雠有校，有竹有素，盖綦详焉，而千古之大业未有盛于郑康成氏者也。《七略》必衷六艺，删定必归素王，康成氏其亦汉之素王乎?盖一书流传既久，彼此乖异，势所必有也。墨守一家，以此攻彼，夫人而自以为能也，而郑君之学不主于墨守而主于兼综，不主于兼综而主于独断，其于经字之当定者，必相其文义之离合，审其音韵之远近，以定众说之是非，而以己说为之补正。凡拟其音者，例曰“读如”、“读若”，谓音同而义略可知也。凡易其字者，例曰“读为”、“读曰”，谓易之以音相近之字，而义乃憭然也。凡审知为声相近，若形相似，二者之误则曰“当为”，谓非六书假借，而转写纰缪者也。汉人作注皆不离此三者。惟郑君独探其本原，其序《周礼》有曰：二郑[11]、卫[12]、贾、马之文章，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然犹有差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夫就其原文，所谓相其文义之离合也。就其字之声类，所谓审其音韵之远近也。不知虞、夏、商、周之古音，何以得其假借、训诂?不知古贤圣之用心，又何以得其文义而定所从，整百家之不齐与?自是至魏、晋间，师法尚在。南北朝说音义家虽多，而罕识要领。至唐，颜籀为太宗作定本，陆氏作《经典释文》，孔氏、贾氏作义疏，皆自以为六艺所折衷，究之定本不可遽信。《释文》、正义，其去取甲乙，时或倒置。经字之日讹，而经义何能毕合也。国朝右文，超轶前古，学士校雠之业至今日而极盛。前此顾宁人、阎百诗、江慎修、惠定宇诸先生实始基之。而隐君子武进臧玉林先生，潜德幽光，世未知其人也。今得其《经义杂记》三十卷读之，发疑正读，必中肯綮，旁罗参证，抉摘幽微，精心孤诣，所到冰释，宜百诗氏之赞叹欲绝也。然百诗氏《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等书，学者尊信久矣。先生之书今乃行于世，岂显晦固有时与?抑传之久者其出之固必后与?玉裁尝谓校书必毋凿，毋泥，毋任己，毋任人，而顺其理。今世颖异好学之士不少，倘善读先生之书，庶可心契康成氏之奥旨，而孔子微言、七十子大义可由以不绝不乖也夫。乾隆五十八年六月，金坛段玉裁拜手谨序。
江声《经义杂记序》：汉承秦灭学之后，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由是群经稍稍出焉，或得诸屋壁，或传自宿儒，故多有古文今文之异，而转之者又经各数家，渊源虽同，支流派别。兼之字或假借，训有多途，解说之不能画一，势所必然，要皆各禀师承，非有心立异。至东汉之季，博士子弟试科争甲乙高下，辄行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虽有宦者李巡白帝诏蔡邕等审定立石经，焉保无已经窜改者乎?厥后王肃欲与高密郑公为难，改经字，腾异说，甚且造伪书，六经之蟊贼蘖于此矣。延及唐初，陆德明、孔颖达辈专守一家，又偏好晚近。《易》不用费、孟、荀、虞而用王弼，《书》不用郑注而用伪孔，《左氏春秋》则舍贾、服而用杜预，汉学之未坠，惟《诗》、《礼》、《公羊》而已。《穀梁》用范宁集解犹可也，《论语》用何晏集解而孔、包、周、马、郑之注仅存。《尔雅》用郭璞，而刘、樊、李、孙之注皆亡，尤可惜者。卢侍中植注《礼记》堪与康成媲美，竟湮没无传焉。陆氏《释文》虽颇采诸家异同之字，而不能别白是非，或是非颠倒贻误后人。宋、元以降，郐下无讥矣。承斯后者欲正经文，刊讹字，复训诂，成俾各还其朔，岂不难哉！(见《经义杂记》卷首)
阮元《刻经义杂记题辞》：存目。[13]
刘咸炘《校雠丛录》云：叶焕彬谓臧琳《经义杂记》全与乾嘉诸儒所著书相类。方东树谓是镛堂窜乱。余则谓是镛堂一手改定。阎序不见于《潜丘札记》，附刻诗文内，其为伪托，又无可疑。镛堂《拜经日记》体例与此如出一手。(《推十书》丁辑第2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www.xing528.com)
今按：乾嘉考据学派向以“实事求是”相标榜，但不少考据学家也做出了许多有悖于实事求是的荒唐之事。惠栋、戴震、纪昀诸人皆有造伪之嫌。臧庸伪造《经义杂记》，托之高祖臧琳，又遍征乾嘉诸老之序，为一伪书贴上如此之多的护身符，而这些序文又无一不是别出心裁的绝妙好辞。呜呼！异哉！
【注释】
[1]详见中华书局本第17册，第5444页。
[2]今按：《抱经堂文集》未收此文。
[3]载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卷一，又见《清儒学案》。
[4]见《常郡八邑艺文志》卷六下。今按：此序疑伪。陈鸿森先生认为《经义杂记》为伪书。
[5]陈见桃即陈启源。
[6]惠天牧即惠士奇。
[7]“流亚”，一本作“一”。
[8]据《清儒学案新编》第三册引文补。
[9]陈鸿森辑《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见《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1册，第427～428页。
[10]今按：据陈鸿森先生研究，《经义杂记》乃臧庸据乾嘉诸老之书伪造而成。焦循之辨，不足为据。钱大昕、王鸣盛、段玉裁、江声诸大师皆为臧庸所欺骗，纷纷为此《杂记》撰序，阐明各自的经学见解，为此闹剧涂上一层正剧色彩，可谓歪打正着。
[11]二郑指郑兴、郑众。
[12]卫指卫宏。
[13]见《经义杂记》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72册，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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