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重大贡献，在于提出“西用”思想，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占据一定地位的。但是，他企图把“中体”和“西用”结合起来的说法和做法，受到了维新派思想家的批判。语文教学指导思想的理性质疑拉开了序幕。尽管这些思想家的着眼点并不是具体的语文教学，但其思想的针对性价值和启迪性意义对于语文教学的内容改革则是极其重要的。
最早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复，首先对“中体”所指的“旧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他看来，用“旧学”来怡情遣兴则可，用来救贪济弱则不行，因为治旧学者上是“救死不赡，宏愿长赊，所托愈高，去实滋远，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严复传文选》第57－58页），他还无情地嘲讽了张之洞的“体用观”，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的思想很明白，中学有中学的体和用，西学有西学的体和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收教育之功，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无法做到的。
严复之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提倡“中体西用”的口号，但根本目的和实质内容是不同的。他们所说的“中学”虽然也包括封建主义旧学，但要经过改造，给以新的解释，赋予“时代性”的新内容。比如维新派与洋务派都推崇孔子，但实际上是两个孔子在斗争。“康梁是以孔子的权威来为变法作辩护，在孔子之道的神圣保护伞下，宣传同圣道正相悖背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张之洞则是在封建圣教上镀上一层洋金作为保护，使之免于受到攻击”。（吕达《张之洞》，《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第55页）(www.xing528.com)
随着教育思想的进一步辩论，观点更加明确，对语文教学的针对性意义也更加显豁；特别是“五四”时期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后，思想家对于“中体”与“育人”的关系作了更加深刻的剖析。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鲁迅，他在《热风？随感录18》中说“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的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一个人“哪能早上打架，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他认为旧中国许多严重的社会矛盾都与这种思想有关。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地拔去了，‘二重思想’才好。”（《鲁迅全集》卷一）鲁迅把问题一下子推到了“台口”，这就是，“器用”与“思想”虽然看起来是两方面东西，但是真要掌握“器用”必要有先进科学的思想作指导，一个人的思想之魂被改造了，必有利于“用”。也就是说“体”和“用”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关系，而不是“体＋用”的关系；语文教学是育“体”的，因此，其原来的内容必须革新、扬弃和推翻，否则，就不能使学生成为有新思想、懂新器用的一代新人。那么，有利于塑造学生新“体”的语文教学新内容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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