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化表述，一般认为由张之洞为其定名，因“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71]。实际上，类似的认识早已有之。如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72]这里所说的富强之术即西方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即西学，是治国之辅助手段，而中国之伦常名教则为中学，是治国之基本。其他著名思想家也有类似表述，如郑观应称“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73]。“中体西用”是在传统思维框架下，将“师夷长技”思想导向深入，调和中学与西学主体地位的一种解决办法，是一种相对模糊的、有弹性的、可扩展的思维结构，而不是非此即彼。何者为体，何者为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张之洞对他所理解的中学与西学有过界定，“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74]。然则多数人对于体、用的内涵没有严格的限定，会随认识的不断深入，赋予体、用以新的内容，给出新的解释。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就其本来意义而言，‘中体’应是对于‘西用’的限制，但‘西用’既借‘中体’为入门之阶，便会按照自身的要求而发生影响，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范围内，实际却很难如愿。当这种矛盾日益明显之后，更开明的人们就会在事实的刺激下因势利导，走出更远的一步。”[75]
在不断的交融中，中体与西用的界限实际上是越来越模糊的。左宗棠在讲到自强之策时，提出“兼中西之长”。他说：“大约艺事以制造、语言、文字三者为要。能通中西语言、文字，则能兼中西之长，旁推交通，自成日新盛业。”[76]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他认为：“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借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77]但他同时也认为，“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78]。可以看出，左宗棠似更倾向于将中学与西学视作两种对等的学问关系，更强调学问间的互补，尽管仍突出道的主体地位，但中主西次的差等观念似乎已不再强烈。提倡中体西用最力的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清晰地表达了要突破这种界限的诉求，“使诸名将生今之世，必早已习其器，晓其法。参以中国之情势，即非仿行，亦必暗合，即出新意，亦同宗旨……若近日武臣怠惰粗疏，一切废弛，而借口于汉家自有制度，亦多见其无效忠死国之诚而已矣”[79]。
学者不一定直接参与社会实践，却可用手中的笔，打破旧思维模式的桎梏，转变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甚或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框架，助力社会朝着更积极的方向演进。
【注释】
[1]《丁日昌集》（上），第185页。
[2]《李鸿章全集》第六册，第159页。
[3]《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页十七，文海出版社，1967年。
[4]《李鸿章全集》第二十九册，第313页。
[5]《李鸿章全集》第九册，第261页。
[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24页。
[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八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2700页。
[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三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1081页。
[9]《李鸿章全集》第二十九册，第313页。
[10]《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652页。
[11]《李鸿章全集》第二十九册，第313页。
[12]见刘伟：《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0—81页。
[1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1296页。
[14]《中国军事史·兵制》，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28页。
[15]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
[16]《曾国荃全集》第二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244页。
[17]《李鸿章全集》第六册，第169页。
[18]《李鸿章全集》第九册，第260页。
[19]梁义群：《近代中国的财政与军事》，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2页。
[20]《近代中国的财政与军事》，第90页。
[21]《李鸿章全集》第九册，第261页。
[22]《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二册，第33页。
[23]《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一册，第49页。
[24]《李鸿章全集》第十册，第331页。
[25]《李鸿章全集》第八册，第30页。
[26]《李鸿章全集》第十五册，第406页。
[27]《李鸿章全集》第十五册，第33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卷一，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38—39页。
[2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8页。
[30]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6页。
[31]《魏源与晚清学风》，齐思和：《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第314页。
[32]方东树：《汉学商兑》，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33]《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4页。
[34]《汉学商兑》，第61页。
[35]阮元：《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第37页。
[36]《魏源全集》第十三册，第118页。
[37]《魏源全集》第十三册，第33页。
[38]萧一山：《清代通史》第六册，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206页。(https://www.xing528.com)
[39]《左宗棠全集》第十五册，第387页。
[40]姚鼐：《惜抱轩全集·文集》，中国书店，1991年，第46页。
[41]《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第92页。
[42]《四砭斋省身日课》卷五，页三十一，道光刻本。
[43]《四砭斋省身日课》卷四，页三十七。
[44]《四砭斋省身日课》卷四，页三十九。
[45]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2017年，第9页。
[46]《曾国藩年谱》，第9页。
[47]《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66页。
[48]欧阳兆熊等：《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第14页。
[49]《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第95页。
[50]《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391页。
[51]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二，页十八，文海出版社，1966年。
[52]《魏源全集》第四册，第32页。
[53]《魏源全集》第四册，第35页。
[54]《魏源全集》第三册，第628页。
[55]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
[5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1页。
[57]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34页。
[58]《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岳麓书社，1987年，第1272页。
[59]《李鸿章全集》第一册，第630页。
[6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8页。
[6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21页。
[6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六册，第166页。
[63]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卷二，页十一，文海出版社，1967年。
[64]《李鸿章全集》第二册，第115页。
[65]《曾纪泽集》，岳麓书社，2008年，第161页。
[66]《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7页。
[67]《郑观应集》（上），第243页。
[68]《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3—104页。
[69]《薛福成选集》，第103页。
[70]《李鸿章全集》第二十九册，第313页。
[7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7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8页。
[73]《郑观应集》，第276页。
[74]《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75]《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118页。
[76]《左宗棠全集》第十四册，第594页。
[77]《左宗棠全集》第三册，第55页。
[78]《左宗棠全集》第十四册，第594页。
[79]《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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