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兵。李鸿章治军承于曾国藩，其招募方式亦与湘军相同，“先选统将而后募营，其营哨须由统将自择”[149]。李鸿章也认为：“兵丁之强弱，视将领为转移，必须将领熟谙情形，始能督率弁兵，训练得力，又必须在该营带队日久，方能熟谙情形，断非内地各营员所能深悉，诚未便以规模久定、员弁熟谙，遂谓将领无须选择也。”[150]所以淮军亦采取勇自将招的办法，层层挑选，这样做的好处是：“勇则募自田野，多朴拙习苦之人，统领营哨各官自行挑选，一气呼应，易于效命。”[151]对招募地域，也采取同一地域的办法，“大抵将之于帅，弁勇之于将，皆须恩信素孚，忠奋易生。廉颇思用赵人，自昔为然”[152]。
关于选将。李鸿章认为，“有器尤须有人”[153]，无人才则装备皆成废物。但选将不能仅以忠勇与否为衡定标准，“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154]，他认为“可称将才者，颇难其选。现在西陲军事未竣，腹地伏莽尚多，而洋务方兴，海防孔亟。中国力图自强，变易旧用枪械，精练外洋利器，非久历战守、智勇通变者，不足以当军寄；其次亦须坚朴为质，兼有心思智术，乃可逐渐操习，日进精能，非仅勇猛粗厉之材所克济事”[155]，可以看出，李鸿章与湘军的选将标准大体类似，仍以朴质为本，但比较看重学习能力，特别是对洋器要能多所用心。从其对于部将的评价看，也比较看重对西洋长技的学习能力，如对王永胜评价：“熟悉西军技艺阵法”[156]，“乃发愤学习炸炮，阴结洋弁之精于炮事者，与之昼夜研究炮具及木心药性、准头用法，往往自出新意”[157]。
前期淮军将领主要以选将为主，后期随着西式装备引进力度的加大，特别是海军的快速发展，对军官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靠选将这种单一的方式已难满足需要，而必须以新的方式予以教育培养。李鸿章说，“惟中国选将必临敌而后得，西国选将以学堂为根基；中国军械不求甚精，操练不必甚严，西国则一以精严为主。取彼之长，救我之短，不妨参观互证，期有进益”[158]。他一方面聘请德国的教官训练哨队，“日后将学成者分派各营，充当教练，渐次扩充，成效必多，于海防不无裨助”[159]。另一方面则强调必须设立军事学堂，培养新式军事人才。他说，“其学有在岸者，有在船者。国家设立多学，教其各习艺业。在堂所学者其理，在船所习者其事；出学当差数年，可仍回原学，再加精练，按年考试”[160]。(www.xing528.com)
选拔高级别将领，李鸿章既看重学识，亦看重实战经历。排除政治和个人关系等因素外，在海军提督人选的任命上，李鸿章主要考察或纠结的就是上面的两点。李鸿章认为舰船管带必须是学堂出身懂得技术之人，“蚊船机器过精，非由学堂出身之武弁不能管带”[161]，大型舰船更要如此。以后他更多次重申，“此项人才必须由学堂出身，少有历练，方敢畀以带船出洋重任”[162]。其次，管带以上的将领须是有实战经验者，他认为：“惟系学生出身，西法尚能讲求，平日操练是其所长，而未经战阵，难遽胜统率全军之任。”[163]实际上，早在海军建设规划之初，李鸿章即已确定要以有实战经历的人来统带水师，“以中国曾经战阵之将会统，庶缓急稍有可恃”[164]。依此标准来看，丁汝昌出身陆军，没有学堂经历，但“留直后即令统带水师，屡至西洋，借资阅历，……情形熟悉”，李鸿章认为，“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165]。更重要的是“丁汝昌从前剿办粤捻，曾经大敌，迭著战功”[166]，这正是刘步蟾、林泰曾等有过出洋留学经历的将领所缺乏的。最终清廷任命陆军出身的丁汝昌为海军提督，负责北洋海军建设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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