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中共历史转折，挽救中国革命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党内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变本加厉的推行。这种错误的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这时，许多干部对时中央领导的错误心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虽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加上一直支持他的周恩来、朱德等，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8日，红军总司令部进入遵义城，驻于老城子尹路中段东侧国民党第25军（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私宅。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共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作出决策；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这就是名闻中外的遵义会议。(www.xing528.com)

会上，首先由博古做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等客观因素，不承认他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引起与会者强烈不满。继而周恩来做军事报告，史称副报告。他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犯了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与李德，得到大家的认同。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定的提纲，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上的错误，史称反报告。接着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切中要害地进行了分析与批评，指出其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等错误，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及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大多与会者相继发表意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在危急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出奇兵，历时2个多月，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追截围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全歼红军的计划。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上成熟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