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国家思想：资产阶级国家批判的维度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政治国家的现代国家只是实现了政治解放，还没有彻底解决人的解放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根源需要到市民社会中去寻找。在现代的市民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力量：前者拥有资本的所有权，占支配地位；后者则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处于从属地位。这就决定了现代国家与资本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马克思认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1]这样，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现代国家”便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同义语。

马克思根据1848年欧洲革命前后的实践，详细考察了法国从七月王朝到二月革命再到雾月政变的历史过程，从资本的逻辑发现了造成现代国家历史限度的根源。他发现，表面上看，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共和国取代七月王朝，打落了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冠，使资产阶级国家借社会的名义进行统治，而事实上，写在资产阶级建立的现代国家宪法上的“人民主权”原则中的“人民”不是社会全体成员，而只是占社会成员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国家权力被资本的所有者——资产阶级的代表所掌控，资产阶级就完全控制了整个共和国的立法权和行政枢纽。这就使国家机构沦为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其根本职能也是维护资本统治并奴役劳动的社会秩序。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机构，制宪议会，“在需要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时，它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派的支持票；而在需要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它甚至连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保皇集团如出一辙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32]。特别是当资产阶级的骗术被揭穿，无产阶级起来反抗的时候（如六月起义），资产阶级国家就会通过强大的行政力量，运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器，对无产阶级实施赤裸裸的暴力镇压。六月起义的失败“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33]。

在权力运行上，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控制着议会，支配着立法权；独占着内阁，垄断着行政权，甚至为了巩固统治秩序废除普选权，使权力结构呈现出行政权架空立法权的态势。资产阶级原先是按照分权制衡原则来组织自己的政权的，特别是在代议制建立初期，立法权似乎更受重视一些，甚至出现了所谓“议会万能”的论调。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巩固，行政机关逐渐成了兴趣焦点，资产阶级国家的现实发展也呈现出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之上的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资产阶级分权制度本身就蕴含着行政权支配立法权的先天性缺陷。如二月革命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把实际权力授予总统，而力求保障国民议会精神上的权力，使国民议会永远留在舞台上，成为公众日常批评的对象，而总统却在“极乐世界”，从而造成了有责无权的议会和有权无责的总统之间的不对等，使“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和国民发生个人联系”^[34]。另一方面，出于维护阶级利益和统治的需要，资产阶级也会千方百计地限制立法权而扩大行政权。因为议会这个曾经作为资产阶级反对王权的工具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甚至获得统治权力的战场。于是，行政机关逐渐脱离议会的有效制约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核心，而议会则逐渐沦落为行政机关的附属品。这样，当无产阶级通过议会斗争掌握立法权而对资产阶级统治构成威胁时，资产阶级便可以利用行政权力支配的常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制度、愚民的僧侣、奴性的司法体系和政府权力，毫不犹豫地消灭立法权以阻止无产阶级的“和平夺权”。此外，为了保证国家能够在现代化大生产和现代社会发展中更好地发挥“总资本家”的作用，国家权力需要对市场和社会生活实施有效干预，立法权和司法权由于不适应瞬息万变和错综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而将一部分权力转交给行政机关。这也造成了行政权的日益扩大和超常发展。(www.xing528.com)

而且，社会与国家在资产阶级时代实现现实的分离，已经表明社会把经济领域从国家收回到自己的手中。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也试图通过普选、代议制、社会舆论等途径寻求社会对国家的监督。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社会与国家之间应该呈现出一种国家重新统一于社会的关系。然而，从1848年欧洲革命后法兰西共和国的制度安排和现实发展来看，旧式的国家机器却在资产阶级时代膨胀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不断地脱离社会的控制而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行政权支配立法权的态势，必然造成行政权的超常发展致使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达到无所不包的程度。马克思看到在行政权力扩大的背景下，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达到了一个极端，认为：“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大军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35]在庞大的行政主导的国家寄生机体的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的控制之下，现实的社会必然陷于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的萎缩状态。其实，不止法国，就是其议会有“议会之母”之称的英国此时也出现了行政权超越立法权的态势。比如，马克思在《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一文中写道：“帕麦斯顿的执政，不是一个普通内阁的执政，而是一种独裁。从对俄战争开始起，议会几乎放弃了它的宪法职权；在缔和以后，它也没有敢于重申这种职权。它经过一种逐渐的、几乎是觉察不到的衰退过程，已经降到了立法团的地位，它所不同于原来波拿巴的那个御用机构之处，只在于它那虚饰的门面和装腔作势的高调。”^[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