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统治，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并给其以沉重打击。然而，法国大革命期间不健全的政府制度，造就了拿破仑这个法兰西人民的皇帝。1815年，在滑铁卢战役过后，路易十八得以复位，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在波旁复辟王朝时期，国王有着较大的行动自由和更大的专制权力，他们常常随心所欲，解散议会，任免首相和大臣，颁布敕令。1830年，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国会让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三世以法王路易十三的后代支系第八代孙的身份继承王位，法国进入了奥尔良王朝即七月王朝时期。奥尔良王朝不敢明目张胆和议会对抗，使得奥尔良王朝的政治体制具有二元制的特征，即有国王和议会两个权力中心。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推翻了金融贵族统治的七月王朝，建立了革命临时政府。在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这个临时政府的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阶层的代表。这样，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根本就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是立宪君主制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庸人的想象里，在那些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资产阶级的甜言蜜语里，资产阶级的统治似乎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于是，无产阶级以为这个临时政府似乎就是他们以前所向往的消灭了一切阶级对立、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社会共和国。针对这种普遍的陶醉状态，马克思在《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剖析了法国二月革命建立的共和国的实质，认为它不是巴黎无产阶级强令临时政府接受的那个社会共和国，而是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社会重新加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完备的纯粹的统治形式”[10]。因此，从本质上讲，资产阶级国家与某个特定少数阶级联合，压迫它自己的社会或该社会的多数。[11]
马克思从法国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人员和机构构成中看到，占社会成员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掌控着国家的政权。他对二月革命前后法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资产阶级分裂成为两大集团，一是大地产，一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大集团曾先后独占政权，前者在复辟王朝时期独占过政权，后者在七月王朝时期独占过政权”[12]，而二月共和国“不是资产阶级中的少数几个集团，而是法国社会中所有阶级，都突然被抛到政权的圈子里来”[13]。由此看来，在二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只有一小部分人打着国王的旗号进行统治，而二月革命后的共和国中则“打落了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冠”，使资产阶级国家借社会的名义进行统治。然而，马克思看到的却是二月革命产生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工人阶级只有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个代表，甚至连拉马丁这个“不代表任何特殊阶级”的“二月革命的代言人”，按其地位和观点来看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并且，与任何世俗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人任主席的卢森堡委员会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行政权。这表明，临时政府这个“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后、站稳脚跟之前对无产阶级的“临时”让步。也表明彼时法国无产阶级还抱有与资产阶级共存的幻想。实际上，无产阶级的社会机构和资产阶级共和国之间，即两个具有阶级矛盾的政治权力之间根本不可能并存。于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把实际的国家政权和行政枢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14]更为露骨的是，还没等共和国宣告成立，内阁的一切职位都已被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国民报》派的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们瓜分了。[15]不久，在5月4日开幕的制宪国民会议中，占压倒优势的也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国民报》的共和派，而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则被国民议会排除在由自己所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之外。[16]因为资产阶级是不能容忍与自己利益相冲突的阶级与自己同时存在于同一个政府之中的。这样，资产阶级就完全控制了共和国的立法权和执行权。六月起义失败后，卡芬雅克组建了清一色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被排除出去。(www.xing528.com)
据此，马克思认为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完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这个共和国使一切有产阶级同金融贵族一起进入了政权的圈子”[17]。也就是说，二月共和国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面的统治，一切有产阶级和金融贵族一样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从而由部分金融贵族的统治变成真正的资产阶级全体的统治。在马克思看来，在法国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而在二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于是，这个曾被无产阶级幻想为“社会共和国”的共和国只是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综合，是资产阶级两大集团“在同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维护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又不停止相互间的竞争”的组成形式[18]。这个叫作“资本”的共和国的国家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占社会成员的少部分但拥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的资产阶级手中。他们依靠财产和教育上的优势，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领域处于支配地位，进而占据了国家机关的各个要职，控制了国家权力。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19]。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把王权当作“替罪羊”，当无产阶级起来造反的时候，就让王权承受工人阶级的炮火；而当王权成为工人阶级的累赘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推翻王权。无产阶级依靠当时在巴黎的强大武装力量把共和国强加给临时政府，并非无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代替资产阶级君主国，是资本的统治获得了充分完善的表现。资产阶级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君主国的区别，只是掌权者是资产阶级“全体”还是“其中一小部分”，只是资产阶级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还是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统治，而这些对于广大无产阶级来说则是无限制的专制统治，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因此，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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