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梦文化传承体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这对于继承、弘扬中华文明，满足国人精神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必须认识到，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不是要简单地复归传统文化，为保障优秀传统文化健康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辩证分析，区别对待，特别是要防止当前兴起的几种不良倾向：一是要防止传统文化被迷信化的倾向。一定要警惕以传统文化为幌子，宣传封建迷信的东西。要积极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移风易俗，抵制封建迷信。二是要防止传统文化过分商业的倾向。不能把没有承载任何有价值的文化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下一味谋求经济利益。三是要防止传统文化保守复古的倾向。在近些年的传统文化热或国学热中，始终有这样一股思潮，似乎中国文化一切都是好的，只有中国文化才能解决中国及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21世纪就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等，这种思潮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复古主义和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中西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进一步深入了解和研究西方文化，大胆地吸收西方文化的文明成果，不断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

1.“国学热”的冷思考

近年来，“国学热”在国内外持续升温，社会上广泛兴起了学习传统文化的活动。这些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引发了如何重新评价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及作用、如何看待“国学热”问题的争论。关于“国学”一词的界定，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认为，从广义上看，国学是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美学、音乐等各领域的传统文化体系，从狭义上讲，则指占据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及其价值取向；也有学者认为，“国学”是指讲述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学问或学科，主张把“国学”界定在传统思想、学术范围内；也有人认为，“国学”所指的对象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它不仅包括儒家学说中的“国粹”部分，同时也包括道家、墨家等流派的学说中的“国粹”部分，而“国学”存在的状态，是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随着中国的实际而不断与时俱进，并在发展中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坚韧的生命力。

十三经

“国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但国学却并不仅限于儒学。目前对什么是国学，人们见仁见智，有不同的看法。譬如朱维铮先生认为：“如果讲‘国学’，就必须先确定两个前提，第一，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包括台湾在内，这是我们国的空间范围；第二，要承认中华民族是个复合体，‘国学’一定要包括各个民族群体。”^[64]季羡林先生的意见比之朱维铮先生又有一个更新、更进一步的看法，季老把“融入中国文化里的外来文化也应属于国学范围”的提法上升到“国学视野”的层面^[65]。当然，这种看法的不同本身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学”内容的丰富性和界定的复杂性。《辞海》“国学”条曰：“犹言国故，指本国故有的学术文化。”^[66]从这个意义上说，近20年人们所热谈的国学，其实是传统文化的别称，包括古代和近现代，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而非本国文化、民族文化的代称的近现代意义的国学。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自“五四”以来，中国学术与文化不断在提倡国学和废除国学间摇摆反复，其实，这正是自近代开始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反映。围绕这个问题，有过许多不同意见和争论，而在一个长时期内，否定和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潮曾经占着上风，并且在“文革”的十年中达到顶点。正所谓“物极必反”，十年“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横扫”及其所带来的破坏，也在促使人们反思，人们从反思中认识到近代以来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的错误，进而从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批判与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这一认识与转变的历程，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标志着这个民族渐渐告别过去的“批判、否定传统文化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标志着这个民族的文化觉醒。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取得伟大胜利，而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迎接民族伟大复兴，但在反观现代社会发展中显现出的种种弊病，也促使人们对文化问题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应对现实种种问题的资源——这些就是“国学热”形成的时代背景。

“国学热”不能演变成“复古风”，我们要对传统重新判断，进行批判的继承，在创新中发展；国学的复兴也不是唯国学独尊，而是以国学文化为根吸取更加丰富的养分，是现代中国文化新的繁荣和新的发展。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以世界的视野和与时俱进的思维来发展国学，使国学不仅仅是“一国固有之学问”，而是建立一种包容性的、不断更新和创新的民族文化。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从西方文化中引入我们民族文化中缺乏且有利于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文化元素。

“国学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影响日益扩大，海外华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感也进一步增强。“国学热”的出现和升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种认同感增强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考察“国学”倡导者的文化背景，应当说这些人对“国学”的认知并不一致，甚至是参差不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一致的。他们提倡国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促使人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同时也是为了增强华人世界的凝聚力。实事求是地说，目前真正能将华人世界联系在一起的，除了黄皮肤、黑眼睛和华语之外，可能更多的是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应当说，这种历史文化的认同在所有的华人，特别是海外华侨的心中，都是时刻存在的。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这种认同感的强弱程度是不同的：当中国国力十分虚弱时，这种认同感是潜在的，甚至被掩藏了起来；当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时，这种认同感则会强烈地表现出来。海外有不少华人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浓厚的感情，或者有着深入的研究。目前国内“国学热”的出现和升温，除了国内的自发因素外，也与海外一些华人的推动有着很大的关系。这是一件有益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的事情。

2.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强调“要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并强调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加快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广泛共识。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域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的特质。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必须保护、挖掘、创新、利用、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既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也是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的需要。

第一，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转化。复兴传统文化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的文化秩序，二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其中，理顺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转化，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相对于秦汉或者明清这些大小传统交流较为畅通的时代，近百年中国雅俗文化的急剧转化仍是个无法回避的严肃课题。晚清维新志士考虑的是如何使精英文化“通于俗”，以利于改良群治；如今我们讨论的是在通俗文化大潮冲击下，如何为精英文化保留一席地位。表面上还是雅、俗对话，可主动权和立足点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通俗文化的崛起非自今日始，精英文化的失落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只不过千里之堤溃于一旦，不免有点触目惊心。早已酝酿、积蓄多年的商品经济大潮，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此后文化精英们所主要面对的，已经由政治权威转为市场规律。对他们来说，或许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无足轻重。

四通八达的城市立交桥

百年中国，在雅俗对峙中，精英文化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尽管在绝对数量上，通俗文化早就占有明显优势；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仍然系于精英文化的诠释。清末民初的上海，各种或“品花”或“嘲世”的游戏文字风行一时，追求的都是“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的娱乐效果^[67]。这一通俗文化潮流，同时受到两种力量的夹击。先是传统士大夫斥责其伤风败俗，若《游戏报》主笔李伯元便受到“文字轻佻，接近优伶”的指控；后又有新文化人批评其拜金主义，若文研会和创造社联手“攻击《礼拜六》那一类的文丐”^[68]。“五四”以降，拜金色彩浓烈的通俗文化一直难登大雅之堂，很大原因是遭到新文化运动的沉重打击。

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我们需要深入检讨这场传统复兴运动发生的社会文化脉络，并尝试追问其中所蕴含的当代中国问题。中国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精神生命和群体人格得以发育、生长的根源，也是这种精神生命和群体人格能够绵延不断、演变发展的取之不竭的资源。正因为有着根源性因素和资源性因素的双重组合，传统文化不仅处处呈现出隽永的历史价值，而且内蕴有实践品格和现代意义。对此，学术界早已有共识，近年来，在社会大众层面上也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性回应。传统文化研究和现代文化建设有机地联系起来，从经典文本的解读到大众文化的研究，从分门别类的知识性、学理化梳理到传统文化精神的综合理解和整体把握，从传统文化载体的重视到文化多样形态和多元传统途径的研究，从学院派、精英式学问风格转向大众化、民间性的文化活动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取得积极的成果。可以说，古代先哲们曾大力倡导的“弘道”精神以及“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了再生和发扬。

第二，寻找传统文化复兴的活态载体。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身份的标志，不可谓不重要。然而，我们却面临着“文化的失传”和“文化的失守”双重危机，由此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安全问题”。为了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给传统文化寻找合适的承载物：其一，要重视民间文化的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多数来自民间，在对这些民间文化活动的长期保护、挖掘、演绎、传承中，产生了大量的民间文化组织，涵盖民俗、民歌、舞蹈、戏曲、庙会、书画、雕刻、剪纸、摄影等各项传统文化艺术，以协会、学会、研究会、艺术团体等形式组成。这些民间文化组织活动丰富、形式多样、活力十足，积极发挥各自专长，参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保护、传承和发扬，已成为构建传统优秀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力量。其二，要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文化产业体系。传统文化资源体现为良好的社会效益，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传承循环。文化产业的根本动力在民间，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走向市场化。一些比较有实力的文艺演出团体，要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发展成为影响力较大的文化企业；各类文化协会、文化研究会，也可以大胆改革创新，创办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产业；政府要鼓励民间绝技、传统习俗、民间艺人自筹资金组建文艺表演团体，只要是群众喜欢的优秀文艺演出，就应该大力支持发展，使其尽快走向市场化产业化。

第三，他山之玉，可以攻石：日韩文化发展的他者经验^[69]。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强国梦想，要大力解放文化生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的传播力。要坚持以现有文化资源为依托，以整合资源为第一目标，加强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推进文化创意发展和文化科技创新，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社会发展优势，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常说“他山之玉，可以攻石”，与我们相邻，并且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韩国，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的意义。

近年来，韩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其对民族传统文化从观念和行为等各方面的有力保护和传承，其具体做法是：其一，强烈的民族传统文化自觉意识。由于历史原因，韩国同中国在传统文化上有很相似的地方。现在，每年二月和八月初一，韩国还有到文庙祭祀孔子孟子的习惯。在传统的281所乡校和84所书院，仍然还设立有“忠孝教育馆”，经常开展有关儒学的学术活动。其二，政府的有效管理是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保护与传承的制度保障。自“文化立国”的战略提出后，韩国先后颁布多项政策促进文化产业事业的发展。还成立了各种行业协会，具体负责协调每个行业的发展。韩国还设立多个专项基金，如文艺振兴基金、文化产业振兴基金、信息化促进基金、广播发展基金、电影振兴基金、出版基金等。其三，韩国电视剧是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工业的成功结合。韩国认真思考和研究了本国的传统文化特点和其他周边国家地区的国情和文化。立足自身的文化和地理优势，巧妙地把自身的传统文化和现代传媒工具有机地相互结合，多方位多渠道地向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推销他们引以为自豪的韩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有着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在韩国，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广大民众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韩国的文化产业迅猛发展与他们重视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

韩国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策略和传承意识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我国应该以战略性发展眼光认识文化产业和传统文化，加强各民族凝聚力，提升民众传统文化自觉意识。让新一代的年轻人在接受现代文化知识的同时也爱上传统文化，乐于传播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切不可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渐渐消失。

传统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使我们获得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品质。传统也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得以生长的根脉，它把我们和本民族久远的历史连接起来，使我们感受到自己是一棵有根的大树上长出来的枝叶，而不是现代化潮流之下的浮萍。因此，保护我们的传统，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重振国学，对于唤起中华文化自觉，恢复中华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提高国人的道德水准，提高个人的文化素养，提高国民的精神生活水平，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1]2013年3月7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转引自叶自成：《传统文化精华与习近平治国理念》，载《人民论坛》2014年2月7日。

[2]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转引自叶自成：《传统文化精华与习近平治国理念》，载《人民论坛》2014年2月7日。

[3]赵金刚：《传统文化教育更应注重价值传承》，载《中国教育报》2014年9月24日。

[4]赵金刚：《传统文化教育更应注重价值传承》，载《中国教育报》2014年9月24日。

[5]赵金刚：《传统文化教育更应注重价值传承》，载《中国教育报》2014年9月24日。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

[7]赵金刚：《传统文化教育更应注重价值传承》，载《中国教育报》2014年9月24日。

[8]杨波：《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现代寻根之旅？》，载《解放日报》2004年11月16日。

[9]杨波：《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现代寻根之旅？》，载《解放日报》2004年11月16日。

[10]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2年第1期。

[11]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2年第1期。

[12]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2年第1期。

[13]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2年第1期。

[14]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2年第1期。

[15]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2年第1期。

[16]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2年第1期。

[17]张岂之：《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

[18]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欧洲学院谈中华文明。

[19]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1]王杰：《传统文化中的主体价值及其现代转换》，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22]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2年第1期。

[23]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2年第1期。

[24]王杰：《传统文化中的主体价值及其现代转换》，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25]王杰：《传统文化中的主体价值及其现代转换》，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www.xing528.com)

[26]王杰：《传统文化中的主体价值及其现代转换》，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27]王杰：《传统文化中的主体价值及其现代转换》，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28]王杰：《传统文化中的主体价值及其现代转换》，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2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13页。

[30]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5页。

[31]汪洋：《中国文化复兴历程》，载《经理日报》2012年2月16日。

[32]辛鸣：《中国梦：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载《深圳特区报》2013年3月5日。

[3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写组：《洋务运动》，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26页。

[34]汪澎白：《艰难的转型》，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31页。

[35]曹锡仁：《中西文化比较导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第54页。

[36]戚其章：《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37]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67-69页。

[3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67-69页。

[39]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叙》。

[4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5页。

[4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9页。

[42]〔清〕张之洞：《劝学篇》，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

[43]《庸庵文编》卷2，第62-63页。

[44]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丛刊编写组：《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135页。

[45]《郑观应集》上册，第167页。

[46]《郑观应集》上册，第167页。

[47]陈炽：《〈盛世危言〉序》，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30页。

[48]戚其章：《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49]戚其章：《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50]欧阳军喜：《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态度》，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夏之卷。

[51]陈来：《人文主义的视界》，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0、32页。

[52]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南方印书馆1943年，第133-135页。

[53]毛泽东：《五四运动》，见《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45页。

[5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63、673、679、685、691、699、70页。

[55]毛泽东：《纪念白求恩》，见《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53页。

[56]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876页。

[57]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见《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500页。

[58]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见《毛泽东选集》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5页。

[59]陈占彪：《传统文化缺位与当代社会三重危机》，载《群言》2013年2期。

[60]吴迪：《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路径》，载《辽宁日报》2014年7月15日。

[61]李文堂：《世界文化大趋势：交流交融交锋》，载《人民日报》2013年1月8日。

[62]李文堂：《世界文化大趋势：交流交融交锋》，载《人民日报》2013年1月8日。

[63]陈占彪：《传统文化缺位与当代社会三重危机》，载《群言》2013年2期。

[64]朱维铮：《“国学”答问》，载《书城》2007年第9期。

[65]季羡林：《国学应该是“大国学”》，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6月22日。

[66]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2355页。

[67]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载《礼拜六》1914年第1期。

[68]参阅《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页。

[69]邓昌发：《从日韩文化产业发展看中华文化传承之路》，中国儒教网2013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