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神秘而富饶的地方
虽然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人就拥有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但由于茫茫大海和高山戈壁的阻隔，中国和西方之间只能产生一些关于对方的荒诞想象。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位于“烈风之山”和“北风之北”直到“大海之滨”的广袤地区，居住着“希伯尔波利安民族”或“极北人”，那里到处堆满了金银和珍宝，人们高大、长寿、道德高尚、生活幸福，天堂离其不远抑或那里就是天堂。
2.光辉而灿烂的国度
莱布尼茨在《中国近况》一书的序言中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支那（人们这样称呼它）。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18]这样的看法，是建立在《马可·波罗游记》基础之上的。与古希腊罗马时代对中国的想象不同，马可·波罗在华17年，亲身游历了从大都（今北京）到京师（今杭州），从福建泉州到云南大理的大半个中国。他用细腻的笔法，给西方人展现了雄伟壮丽、物阜民丰、“世界之冠”的中国形象。比如他描写大都：
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也都会集中在这个城里，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契丹各省和帝国其他地方，凡有值钱的东西也都要运到这里，以满足来京都经商而住在附近的商人的需要。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因为仅马车和驴马运载生丝到这里的，每天就不下千次。我们使用的金丝织物和其他各种丝织物也在这里大量生产。在都城的附近有许多城墙围绕的市镇。这里的居民大多依靠京都为生，出售他们所生产的物品，来换取自己所需的东西。[19]
又如描写京师：
走三日，途经许多人口众多和富裕的市镇、城堡与村落，居民们丰衣足食。第三日晚上便到达了雄伟富丽的京师城，这个名称就是“天城”的意思。这座城的庄严和秀丽，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城内处处景色秀丽，让人疑为人间天堂。[20]
据说马可·波罗在临去世时对神父真诚地说过，“上帝知道，书里说的连我看到的一半都不到呢”，再一次用生命赞美他眼中美丽的中国。如此灿烂辉煌的中国形象，延续几个世纪，至今依然隐现于西方人心中。
3.强盛而统一的帝国
伦敦1926年英文版精装本《马可·波罗游记》
很多西方人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后，对书中的描写将信将疑。16世纪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是根据中国史书记载以及走访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记述而编撰的中华大帝国奇闻要事、礼仪和习俗史，终于使人们相信《马可·波罗游记》并非是编造的神话。从某种意义上说，门多萨为当时的欧洲人打开了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窗口，使欧洲人从通过充满神秘色彩的传闻来想象中国的境况一步跨入了通过中国的现实来认识中国的时代。书中认为“中华帝国的国君注意并努力在其帝国内实现司法公正，但他更加关注并孜孜以求的是防止与邻国发生战事，以及避免任何类似事件的发生”[21]，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华帝国之所以强盛的真正原因：
当地人勤奋的劳动和高超的技术使土地更加丰饶，就连谷地、山脉和岸边所有不能耕种的地方，他们也根据地质情况种上果树、小麦、大麦、水稻、亚麻、大麻和其他作物。由于那里人口众多，每个人又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再加上不允许臣民移居国外，没有发生杀人甚多的战争，不允许有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等——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之徒除受到严厉惩戒之外，还会留下无耻之徒的骂名——使得包括耕种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均发展得极为迅速……这一切加上土地的肥沃，坦率地讲，这就是为什么它配得上世界上最富足国家称号的原因。[22]
门多萨把16世纪的中国相对客观地介绍给了欧洲，许多欧洲国家也以此来制定对华政策。在当时的欧洲人眼里，中国具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文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大帝国。中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体制完善、军力强盛，使得欧洲国家不敢轻举妄动，只能把中国当作贸易伙伴，而不是直接的侵略对象。(www.xing528.com)
4.封闭而落后的国家
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历史必须从中国读起。因为根据史书记载，它是最古老的国家。因为缺乏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的对立，所以排除了每一种变化的可能性。那种不断重复出现的、滞留的东西取代了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中国正处在世界历史之外”[23]。可以看出，西方人不仅对中国的历史非常了解，对于中国的弱点更是一清二楚。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人大量涌入。随着他们对中国的深入了解，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负面描写开始充斥于各种媒体报道和文字当中。西方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从此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早期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人、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给西方人的出版计划书中就对中国的高傲自大一肚子不满意，想要通过办刊来改变这种状况，试图为西方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侵略打通通道。他写道：
尽管我们和他们有长期的交往，他们仍然公然表示是高于其他国家而位居世界第一，并视其他民族为蛮夷。这种无知与自傲严重地影响了旅居广州的外国人的利益，妨碍了他们与中国人之交往。这个旨在维护广州与澳门的外国人利益的月刊，就是要促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及基本信条，与其高傲和排外的观念相抗衡。[24]
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认为中国一部分腐烂了，另一部分已烂成空洞，在这部分你看到了肿瘤，在另外的一些部分，连肿瘤都无处长了。中国的总的图像就是一个专横腐朽的统治阶级治理着一个沉沦堕落的民族。即使1911年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1928年蒋介石取代各派军阀，这些变化一点也没有使吏治廉洁起来。统治者的贪污腐化使中国人变成一群无人放牧的羊，使中国变成一个任人摆布的对象。[25]中国的命运，恰如马克思在谈及中英鸦片贸易时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26]
更有甚者，美国传教士史密斯肆意诋毁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守时，不知趣，不自觉，不讲卫生，长得难看，还有数不清的道德缺陷：对人不坦率，视人命如草芥，溺婴，虐待动物，缺乏公德，狂嫖滥赌，等等。总之，在西方人眼里，这样的民族，只有三种出路，要么从地球上消灭这个民族，要么以最轻蔑的态度对待它，要么改造它。[27]
5.中国共产党与中国
与国民党统治的暮气沉沉和贪污腐败相比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圣地延安则充满着活力和希望。斯诺的《西行漫记》、白修德的《中国的雷声》和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著作客观地报道中国共产党人，使得“红色中国”的一派朝气广为人知。在许多从延安访问归来的外国人心里，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看法与埃德加·斯诺的判断一样：
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正如本书所证明的一样，如果说它证明了什么的话），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利因素。而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28]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如晴天霹雳一般，炸响在世界上空。对于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了极富敌意的做法，关闭外交通道，封锁经济往来，禁运一切物资，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一期间，西方主流媒介出于冷战思维，对华报道以负面为主，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污蔑中国是独裁国家，没有民主和自由，经济、文化落后，对“大跃进”等政策失误导致的后果进行大肆的渲染和夸大，舆论影响很坏。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客观的看法，英国学者李约瑟就认为：
这是亚洲的复兴。这是中国真正的复兴。这是一股巨潮，它使五亿黑头发的人民站了起来并且发出自己的声音……西方人无论如何都必须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对这一重大社会现象做出反应。他们必须放弃一切自封优越民族的毫无根据的说法，并且在自由与平等的伙伴关系基础上对待亚洲人民——像他们本来就应该做的那样。他们必须去掉统治者的心理，这种心理是由于西欧现代科技兴起这一历史性的偶然事件而不幸产生的。[29]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国内爆发“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成为武器，国家秩序变得混乱，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下降。通过多种渠道，许多红卫兵材料和大字报漂洋过海，“破四旧”、打砸抢、戴高帽、“喷气式”、“红海洋”、“全面内战”等疯狂景象在海外广为传播，使得中国国家形象一落千丈，抨击横飞，差评如潮。部分外国人至今杞人忧天，认为我国会发生大的社会突变，虽经我们反复解释，但仍将信将疑，这与“文革”的影响关系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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