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浙江包括杭州、嚴州、嘉興、湖州、紹興、寧波、台州、金華、衢州、處州、温州十一個府。浙江北部和西部與南直隸蘇州府、徽州府相鄰，南部與福建相鄰，嘉靖時浙江刻本主要受到這三個地區的影響，其中以蘇州的影響爲最大。徽州的影響，早期是舊的風格，主要爲京式本風格。後期因徽州也受到了蘇州的影響，故也變爲蘇式本風格。因此，浙江成爲蘇式本發展的重要地區。另外從時間來看，嘉靖前期，蘇式本較少，帶有蘇式本風格的一些刻本也不太成熟。而在後期，浙江蘇式本發展迅速，風格成熟，並且培養了一批技藝精熟的刻工。
杭州作爲浙江的首府，省、府同城而治，是浙江省内最重要的刻書中心。蘇式本在杭州的發展淵源有自。上文已經提到，早在正德十年（1515），浙江按察司已經委托蘇州刊刻了蘇式本風格的《大唐六典》。不過杭州本地刊刻的蘇式本，發展得似乎並不是很快。嘉靖十四年（1535）浙江布政司刊刻的《大樂律吕元聲》仍帶有濃重的舊式風格。嘉靖十八年（1539）浙江巡按御史傅鳳翱刻《皇明詔令》，所用刻工大多爲福建刻工，其字體雜糅京式本和建式本兩種風格[90]。杭州蘇式本興盛在嘉靖二十年（1541）以後。嘉靖二十年杭州府刻本《少保于公奏議》（下編100）已爲蘇式本風格，但仍不如蘇常本精美。直到稍後孔天胤來任浙江提學副使，杭州的蘇式本才一躍而可與蘇常地區並駕齊驅。孔氏崛起巍科，夙好風雅，尤喜刻書。嘉靖十三年（1534）任陝西提學僉事時刻《樊氏集》；嘉靖十七年（1538）任河南僉事備兵潁上時，刻《太平經國之書》[91]。至督學兩浙，益加肆力於刻書之事。且特别注重刊刻質量，推崇蘇州刻本，以其接近宋本，刊刻精良。於是，孔氏遂專門從蘇州聘請寫工沈恒、周慈、吴應龍、章仕、何倫、徐冕五人，刻工袁電、黄金賢、陸宗華、李潮、章袞等五十餘人，於嘉靖二十三年（1544）四月首先開局刻《集録真西山文章正宗》三十卷。六月，以這批工匠爲主，輔以部分徽州刻工如黄銑、黄錠等和個别浙江刻工如餘姚夏恕等，又開《資治通鑑》局，開刻《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及《考異》三十卷。八月份，《集録真西山文章正宗》完工。嘉靖二十四年（1545）三月，《資治通鑑》及《考異》完工。同年又刻《越絶書》十五卷，此書規模較小，主要由浙江刻工夏恕完成[92]。
關於孔氏這次刻書，首先需説明的是刻書地問題。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録美國國會圖書館藏《集録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本爲明孔天胤雕印於杭州，孔序後刻編校人杭州府通判楊嘉慶等題名十三行。卷末記寫刻工，曰：‘吴門沈恒、周慈、吴應龍、章仕、何倫、徐冕寫，袁電等雕。’然則若非從吴招寫刻工至杭，則應送編校本至吴雕板於吴者。”[93]對具體刻書地點存疑。今按，此本當刻於杭州，理由如下：（一）此書前有江曉序云：“以經用則稽取學役餼餘，以校訂則慎簡學博暨髦士，以書鏤則鳩諸吴，俾精類宋籍。惟杭牧陳君魯得實贊襄焉。”[94]可知此書刊刻總負責爲杭州知府陳一貫（字魯得），費用出自學校經費結餘。又結合孔序後題名可知，督理人員五人皆爲杭州官員，編校人員八人也全部是浙江儒官、生員。這十幾位杭州官員、儒生不大可能全部去蘇州督理工程、校對書稿，顯然這是在杭州開了刻書之局。再者刻書過程一般是校、刻同時進行的，校、刻異地很難操作。（二）《資治通鑑》孔天胤記云：“自嘉靖甲辰六月開局，明歲春三月完。”校對者也全是以杭州爲主的浙江生儒，這個刻書之局顯然開在杭州。兩書校對人員有交叉，應該都是刻在杭州。（三）《資治通鑑》刻工由蘇州、徽州、浙江三地組成，這種情况只有在杭州刻書才比較合理，嘉靖時蘇州刻書向來無徽州刻工參加，更未見有兩處以上外地刻工去蘇州刻一部書之事。
這次刻書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集録真西山文章正宗》（下編099）和《資治通鑑》（圖2-20）寫刻工皆爲蘇州工匠或以蘇州工匠爲主，所刻爲成熟而典型的蘇式本風格。這種風格爲杭州刻本向蘇式本轉變提供了樣本。
圖2-20 嘉靖孔天胤刻《資治通鑑》 國圖藏
（二）所刻《資治通鑑》及《考異》共達三百二十四卷。嘉靖刻本中超過三百卷者僅五部，這代表了杭州蘇式本的規模。《資治通鑑》本身爲經典之作，代表了杭州蘇式本的品位。孔天胤在序中批評坊間通行的《少微通鑑》之類書籍是“學究爲淺近求應舉者作”，説明他對刻書定位較高，有一定的學術目的。
（三）江曉在序中明確提出孔天胤從蘇州聘請工匠的目的是爲了讓所刻之書“精類宋籍”，這句話點出了蘇式本得以廣泛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即士大夫中已經形成了崇尚宋本的風氣，蘇式本在當時最像宋本，故得流行。
（四）孔天胤出身榜眼，又主管全省學政，乃浙江士林中人望所在，他崇尚蘇式本，具有巨大的示範效應。這對浙江刻書風氣向蘇式本的轉移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五）杭州的蘇式本，由正德時期直接委托蘇州刻書，到嘉靖時期招募工人至杭州刻書，説明本地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刻書條件，可以配合外來良工完成這種比較高級的版本的刊刻。(www.xing528.com)
（六）蘇州工匠的到來，爲杭州蘇式本的發展提供了技術力量，爲本地刻工提供了學習和交流的條件。這種由本地刻工和蘇州、徽州刻工共同合作刻書的模式，與南京刻書相近，只是本地刻工還比較少。這很可能是各地蘇式本得以發展的基本模式。
大概正是由於孔天胤刻書的示範作用，蘇式本很快在杭州興盛起來。最突出的是大約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至二十八年（1549）之間，杭州洪楩刊刻了大量書籍，如《六臣註文選》六十卷、《路史》四十七卷（圖2-21）、《夷堅志》五十一卷、《唐詩紀事》八十一卷、《蓉塘詩話》二十卷等，總體規模不下於孔天胤所刻之書，堪稱私家刻本之代表，其風格皆爲蘇式本。洪氏所刻《唐詩紀事》由孔天胤作序，孔氏在序中盛贊洪楩的刻書行爲，這説明二人關於刻書之事曾有過交流。
圖2-21 嘉靖洪楩刻《路史》 天一閣藏
嘉靖三十三年（1554）杭州府同知曲入繩刻本《皇明經濟文録》（圖2-22），亦爲蘇式本，刻工如夏儒、夏雲、陶煃、陶忠等大多爲浙江工匠，這説明至遲在此時，浙江刻工已經能够獨立完成蘇式本的刊刻。但一直到嘉靖末年，杭州刊刻規模較大的書，仍然會由蘇州、浙江、徽州三地刻工合作完成，如嘉靖四十年（1561）胡宗憲刻《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就是由蘇州刻工郭昌言、郭昌期、袁宏、章循等，浙江刻工陶煃、陶忠、夏雲、夏霖等以及徽州刻工黄鏜、黄愛、黄鍊、黄鋟等合作完成。這一點與南京刻大書時的情况很類似。與孔天胤時稍有不同的是，此時浙江本地刻工較孔天胤時更多，這可能是十多年來蘇式本在浙江發展的結果，也反映了浙江刻書業的發展。
圖2-22 嘉靖曲入繩刻《皇明經濟文録》天一閣藏
圖2-23 嘉靖刻《安吉州誌》 天一閣藏
浙江的蘇式本發展，從分布地區來看，按照明代布政司下設分守道來説，大致以杭嘉湖道和寧紹台道兩道六府比較發達，而金衢嚴道和温處道兩道五府相對差一些。比如湖州府，早在嘉靖二十年（1541）以前，就已經刊刻了比較成熟的蘇式本《安吉州誌》（圖2-23），此後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刻《武康縣志》，嘉靖三十六年（1557）又刻《安吉州誌》，嘉靖三十九年（1560）湖州知府張邦彦刻《吴興掌故集》，皆爲蘇式本。紹興府蘇式本也比較發達，早在嘉靖十八年（1539）會稽知縣牛斗所刻《唐詩品彙》（下編104）已是蘇式本，不過稍欠規整。紹興也出了一些比較有名的刻工如會稽王以盛、厲志和餘姚夏恕、王漢、王德聰等，都是刊刻蘇式本的能手。《武康縣志》主要即王漢所刻。夏恕曾參與刊刻嘉靖二十四年（1545）孔天胤刻本《越絶書》《資治通鑑》等。
金華、衢州、嚴州和温州、處州五府雖然也有一些蘇式本，但整體發展程度較低。如嘉靖四十年（1561）温州知府宋守志等刻《歷代文選》（下編107），爲典型蘇式本，寫工吴曜和刻工黄周賢、章儒等都是蘇州工匠。此書之刻，應該與作序者浙江提學副使范惟一有一定的關係。范氏喜刻書，嘉靖四十年命嚴州知府韓叔陽刻《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下編102），也是典型蘇式本風格。這些書大概都是從外地招募來的團隊所刻，本地的力量大約很有限。而像嘉靖四十三年（1564）所刻《衢州府志》仍是粗黑口、寫體字的舊式風格，説明直至嘉靖末年這些地區仍保留着舊的刻書習慣。處州府的情况特殊一些，由於緊鄰福建建寧府，其刻書風格帶有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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