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直隸明嘉靖刻本研究及蘇式本的發展

明代的南直隸包括應天、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廬州、安慶、太平、池州、徽州、寧國十四個府和徐州、滁州、和州、廣德四個直隸州，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江蘇、安徽二省和上海一市。南直隸内擁有當時全國最重要的兩大文獻中心——蘇州和南京，二者既是文獻生産（刻書）中心，也是文獻流通（聚書）中心。胡應麟《經籍會通》云：“今海内凡聚書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吴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帙類書咸薈萃焉。海内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62]“閶闔”“吴會”指蘇州，“金陵”即南京。胡氏又談到他處之書：“他如廣陵、晉陵、延陵、檇李、吴興，皆間值一二，歙中則余未至也。”^[63]其中“廣陵”指揚州，“晉陵”指常州，“延陵”指鎮江，“歙中”指徽州，四者皆隸屬南直隸。雖前三者僅僅“間值一二”，但這只是相對蘇州、南京等刻書業最發達之地而言，若是與全國其他大多數地區相比，這幾處顯然還是刻書業比較發達之地。而徽州雖然胡應麟没去過，但仍然特意提出，説明其地刻書也比較多。徽州刻書的實際情况也確實如此。胡氏又論刻書質量云：“其精，吴爲最。”^[64]可見蘇州刻書水平在當時是最高的。南直隸不僅擁有全國最重要的蘇州、南京兩大刻書中心，還擁有像常州、揚州、鎮江、徽州這樣一批次一等的刻書地。故若論嘉靖間兩京十三省之版刻地位，當以南直隸居首。

蘇式本在南直隸的發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分布地域空前擴大，除了前面提到的蘇州、常州、松江、鎮江四府外，南直隸的幾乎每一個府州的刻本均轉向了蘇式本，蘇州、常州、南京、揚州等地均成爲蘇式本的重要代表地。其中南京作爲明代兩京之一，與政治的核心（皇帝）關係較爲密切，其刻本向蘇式本的轉變，尤其是進呈御覽的應天府鄉試録變爲蘇式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義。

（二）從時間來看，除了蘇州、常州、松江、鎮江四府在嘉靖以前已經出現新風格的蘇州本之外，南直隸其他大多數府也在嘉靖初年或至遲在前期已有蘇式本出現。

（三）官刻本、私家刻本齊頭並進，都獲得了空前發展。純粹的書坊刻本出現，一批浙江商人來吴中從事刻書業，推動了蘇式本的傳播發展。

（四）種類繁多，不僅經史子集四部皆備，而且出現了匯集衆書的叢書，如袁褧刻《金聲玉振集》；此外還有規模龐大的類書，如夏相刻《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五）目前所知的嘉靖刻本中卷數最多的三部書均爲蘇式本，皆出現在南直隸：嘉靖四十五年（1566）常州府無錫縣談愷刻《太平廣記》五一〇卷（含目録十卷），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三十五年（1556）浙江衢州商人夏相於常州刻《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三六六卷（下編042），嘉靖二十年（1541）前後南直隸提學御史馮天馭刻《文獻通考》三四九卷（含首一卷），三者恰好分别爲私家刻本、坊刻本和官刻本，而且都出現在南直隸中刻書最發達的蘇常地區和南京（後二書多用蘇州寫工、刻工）。這並非完全出於偶然，它表明南直隸蘇式本官刻、私刻、坊刻三者均有長足的發展。蘇州、常州和南京不僅是南直隸的刻書中心，也是全國的刻書中心；不僅是蘇式本的刻書中心，同時也是整個嘉靖本的刻書中心。這也説明了南直隸蘇式本發展水平之高和蘇式本在全國的領先地位。

（六）培養了一批技藝精湛的寫工和刻工，這批工匠不僅在南直隸内部各地流動、互相交流，而且遠赴全國各省從事書籍刊刻活動，是蘇式本傳播和發展的重要力量。

下面主要以南直隸各府爲單位，選擇有代表性的府，並結合以上幾個方面，具體討論蘇式本在南直隸的發展。

（一）蘇州、常州

嘉靖時，蘇州府下轄吴縣、長洲、吴江、崑山、常熟、嘉定、崇明七縣和太倉一州。其中吴縣、長洲二縣爲附郭縣，與蘇州府同城而治。常州府下轄武進、無錫、宜興、江陰、靖江五縣，其中武進縣爲附郭縣，縣治與常州府同城。蘇、常二府之地密邇相鄰，版刻風格比較一致。早在正德時期，二府已率先開始流行新風格的刻本。至嘉靖時期，已有“蘇常本”的提法^[65]，蘇常刻本在當時享有盛譽，如胡應麟稱“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爲上”^[66]。故將二府放在一起討論。

作爲蘇式本的基地，蘇常二府的蘇式本具有覆蓋廣、數量大、品種全、質量高的基本特點。所謂覆蓋廣是指蘇式版刻風格在二府覆蓋面最廣，也就是説，蘇常二府的刻本，基本上都是這種風格，極少例外。以至於我們幾乎可以將嘉靖時期蘇常刻本的風格與這種風格等同起來。所謂數量大，上文引胡應麟之語云“吴會、金陵”之書占商賈售書的十分之七，可見其數量之大。本書下編選取的樣本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蘇州府十種，在全國各府刻本數量上與建寧府十種並列第一。常州府九種，居第二。所謂品種全，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是經史子集叢五部皆備，二是官刻、私刻、坊刻俱全。所謂質量高，包括内容好、校勘審、刊印精三個方面。内容好，主要是從當時士大夫階層的需求、好尚出發，如“今文人所急者先秦諸書，詩流所急者盛唐諸書，舉子所急者宋世諸書”^[67]。校勘審，則與刻書者大多爲官員和文人有關，文化水平較高，校勘相對比較認真。刊印精，則多歸功於寫工、刻工技藝的純熟、高超。這三個方面的高質量，大概都與蘇式本的文人趣味有關。蘇常本的這四個方面的特點，是蘇式本得以廣泛傳播的内在原因。蘇常本也因此成爲蘇式本的標準本。

蘇常本中的官刻本雖不如私家刻本有名，但實際上也很發達，數量很多，精品也不少，不遜於私家刻本。從蘇式本的起源及其發展歷史來看，這是非常自然的。早在弘治時期蘇式本剛剛出現時，官刻就是與私刻一起發展的。正德時期也是如此，嘉靖時期自然延續了這一傳統^[68]。如嘉靖六年（1527）至七年（1528）蘇州知府胡纘宗刻本《藝文類聚》。此書具體刊刻事宜由胡氏委托蘇州人陸采負責，刻成作序時，胡氏已陞任浙江參政。在《藝文類聚》的三種嘉靖本中，以此本爲最早。另外兩種嘉靖九年（1530）鄭氏宗文堂刻本、嘉靖二十八年（1549）平陽府知府張松刻本，皆與此本行款相同。平陽府本黄洪毗序中云其底本得於吴，當即胡纘宗本。嘉靖三刻此爲首，亦蘇刻領先之證。又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江陰縣刻本《江陰縣志》（下編037），在當時全國縣志中，極少有刊印如此精良者。

嘉靖間南直隸提學御史聞人詮在蘇州和常州主持、參與校刻諸書，是一次規模較大的刻書活動。聞人詮字邦正，號北江，浙江餘姚人，嘉靖五年（1526）進士，官至湖廣副使。爲王守仁之表弟。其任南直隸提學御史在嘉靖十二年（1533）至十六年（1537）之間，因丁憂去職。史稱其“爲南京提學御史，以士無實學，校刻《五經》《三禮》《舊唐書》行世。又與錢德洪、羅洪先等同定《陽明文録》”，“刻之行世”^[69]。其所刻諸書今所見者有：刻於蘇州者有嘉靖十四年（1535）錢德洪與黄省曾等校、聞人詮刻《陽明先生文録》五卷《外集》九卷《别録》十卷，嘉靖十四年至十八年（1539）蘇州府學訓導沈桐等校、聞人詮刻《唐書》二百卷^[70]。刻於常州者皆爲聞人詮校正、常州知府應檟刻，有《周易傳義》十六卷、《周禮註疏》四十二卷、《儀禮注疏》十七卷、《禮記集説》三十卷、《四書集註》四十卷。應檟（1493—1554）字子材，浙江遂昌縣人。嘉靖五年（1526）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史稱其學“根據六經”。嘉靖十三年（1534）至十五年（1536）任常州知府^[71]，則此五書當皆刻於此期間。

這些官刻本整體風格一致，皆爲典型蘇式本風格，只是在精粗方面稍有差異。另外行款不同導致字體疏密、大小不同，從而也造成了一些風格方面的差異。行密者如《藝文類聚》《舊唐書》等，皆半葉十四行，每行二十六字以上，故其風格看起來比較相似。行疏者如《陽明文録》《周禮註疏》等，都在半葉十行以下，每行字數也在二十字以下，其風格也比較接近。這一點在私家刻本中也有所體現。如嘉靖三年（1524）徐焴刻本《重校正唐文粹》（下編024），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五字，風格也與行密的《藝文類聚》《舊唐書》更近。

蘇常地區之私家刻本久負盛名，人多熟知。黄永年《古籍版本學》列舉嘉靖時蘇州的四十二種私家刻本^[72]和常州的十種私家刻本，來説明當時新風格在蘇州等地的流行，幾乎囊括了所有爲人習知的重要版本^[73]。其中有一些小問題，如説“秦汴刻《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秦汴所刻者爲《錦繡萬花谷》，未見刻《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蓋二書性質相同、書目中位置亦相近，黄先生一時誤記。此書又將無錫談愷刻《妙絶古今》《孫子集註》當作刻於無錫者。其中《妙絶古今》實爲嘉靖三十四年（1555）江西贛州人蕭蘭刻本，談愷時任南贛巡撫，駐地爲贛州，故應邀作序。《孫子集註》亦於此年由談愷刻於贛州，非無錫刻本。

從蘇式本及其發展的角度談蘇常地區的坊刻本，似尚未見前人涉及。嘉靖間蘇州之坊刻本，前人論及者，僅見嘉靖三十三年（1554）東吴書林刻本《方山先生文録》二十二卷^[74]。前人定此本爲蘇州本，大概因有“東吴”二字，實際上可能不太準確^[75]。此書刻工張邦本、何鑰、何鈿、何應亨、何大節等皆爲無錫人，曾參與刊刻無錫顧氏奇字齋刻本《類箋唐王右丞詩集》。方山先生薛應旂亦爲無錫人。可知東吴書林應在無錫，無錫亦可稱“東吴”。此本目録末鐫“嘉靖歲在焉逢攝提格東吴書林校刻”一行。“焉逢攝提格”爲甲寅，即嘉靖三十三年。此外書中似未見其他有關該書坊的材料。從其版本風格來説，此書是典型的蘇式本風格。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常州府有一批從浙江衢州過來的書商從事刻書之業，即夏相、書林桐源胡氏和書林葉氏寶山堂。夏相於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三十五年（1556）刻《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後集、續集、别集、外集共三百六十六卷（下編042），從卷數來看，這是嘉靖本中僅次於談愷刻《太平廣記》五百卷的第二大書。胡氏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唐會元精選批點唐宋名賢策論文粹》八卷（下編038），葉氏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刻《重刊校正唐荊川先生文集》十二卷（下編041）。三者都是典型的蘇式本風格，但在性質上仍存在一些差異。夏相與後二者似乎稍有不同，其書局不像是成熟的書坊。證據有二：一是他没有堂號，也不稱書林之類，而後二者皆稱書林；二是《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有顧可學序云夏相爲刻此書所開書局三、四年“始罷”，似乎其刻書並没有連續性，這也不像比較成熟的書坊。

今存嘉靖時蘇常地區書坊刻本很少的現狀，以及衢州人來蘇常地區從事刻書業的事實，一方面説明嘉靖時蘇常地區坊刻還不太發達。但另一方面，蘇常地區官、私刻書的興盛，市場的强大需求，又給刻書業帶來了商機，因此才會有衢州人不遠千里前來經商。這三種坊刻本，加上東吴書林刻《方山先生文録》二十二卷一種，全部爲蘇式本風格，説明坊刻本緊隨官、私刻本之風，同時也説明蘇式本風格在蘇常地區已統一官刻、私刻、坊刻三大類型刻本。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前文提到南直隸培養了一批技藝精湛的寫、刻工匠，成爲蘇式本傳播的重要力量，這批工匠主要指的就是蘇常地區的寫工、刻工。寫工中著名者如蘇州吴應龍、沈恒、吴曜以及無錫陸廷相等，刻工中著名者如蘇州袁電、章儒、黄周賢以及無錫何瑞等，他們不僅刊刻了大量蘇常地區乃至南直隸各府的書籍，而且廣泛參與了浙江、福建、山東等地的刻書活動，直接將蘇式本的風格帶到了外地。同時，在他們的影響下，浙江、福建等地的刻工也開始刊刻蘇式本。我們將在下文相關部分具體論述。

（二）應天府(www.xing528.com)

嘉靖時，應天府轄上元、江寧、句容、溧陽、溧水、高淳、江浦、六合八縣，其中上元、江寧二縣爲附郭縣，與應天府同城而治。府城即南京城，是應天府的刻書中心，也是南直隸乃至全國的重要刻書中心之一。南京蘇式本的發展，稍晚於蘇常地區。從刻書者來看，官刻本特别發達，南京既有府一級的刻書機構，如應天府學，也有省一級的刻書機構如提學御史，還有中央刻書機構如南京國子監。私家刻本次之，這一點和蘇常地區不同。而坊刻則和蘇常地區一樣，在嘉靖時期雖已出現，但還不發達。南京刻本有一個現象非常值得關注，即刻工合作帶來的技術交流和刻書風格的傳播與發展，從中可瞭解蘇式本傳播的一些細節。

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嘉靖八年（1529）至九年（1530）南京國子監刻本《前漢書》和嘉靖二十年（1541）前後南直隸提學御史馮天馭刻本《文獻通考》。《前漢書》是南京國子監校刻《二十一史》之一。嘉靖七年（1528），錦衣衛閒住千户沈麟奏准校勘史書。禮部議定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主其事。嘉靖九年二人陞遷後，由祭酒林文俊、司業張星繼之，嘉靖十年（1531）完工。其中十五史就原版校補，《宋史》取自廣東布政司，而《遼史》《金史》原無版，《史記》《前漢書》《後漢書》原版損壞嚴重，難以修補，故此五史需重刻^[76]。此次刻書，因工程浩大，國子監遂從各地廣募工匠，不同地區的刻工得以合作交流。《前漢書》所用刻工達一百二十多名^[77]，這些刻工至少來自南京、蘇州、無錫、徽州四地。其中吴成、段輝、易贊、易諫等人爲南京刻工，吴成即吴萬成，吴萬成刊刻成化《公安縣志》時曾署“金陵吴萬成”^[78]，段輝刊刻嘉靖《寧國府志》時署“上元段輝”，吴萬成、易贊皆參與刊刻此五史中的《史記》《後漢書》、馮天馭本《文獻通考》、應天府刻本《性理大全書》、嘉靖刻本《南畿志》。袁電、陸奎、陸宗華、徐敖、李潮、章悦等爲蘇州刻工，袁電刻孔天胤本《集録真西山文章正宗》時署“吴門袁電”。何鳳、何瑞等當爲無錫人，何瑞參刻無錫顧氏奇字齋本《類箋唐王右丞詩集》時署無錫人。這部分蘇常地區刻工較多^[79]。最後，還有一批徽州黄氏刻工，如黄瓏、黄琰、黄瑾、黄銑等，其中黄瓏署作“新安歙人黄瓏”、黄琰署作“新安黄琰”。黄瓏當即黄仕瓏（1491—？），字良潔，號月池。黄瑾（1499—1572）字廷閏，號鍾山。黄琰當即黄仕琰（1504—1545），字良璽。黄銑（1504—？）字時中。黄瓏、黄琰、黄瑾爲徽州虬川黄氏第二十四世族人，黄銑爲第二十五世族人^[80]。黄氏刻工所刻内容不多，有卷十五、六十四等。其所刻字體與蘇常刻工所刻有比較明顯的差異（圖2-13、圖2-15第一行與第二行）。蘇常刻工所刻字體爲典型的方體字，而徽州刻工所刻字體雖與明前期典型的寫體字有所不同，筆畫也已經有些拉直，但較蘇刻明顯不够直。尤其是其横畫收筆處爲一頓筆形成的長點，與蘇式本的三角形狀迥異。其三點水旁後兩點常常還有牽絲，顯然也是書寫體遺意。

圖2-13　嘉靖南京國子監刻《前漢書》　天一閣藏

蘇常刻工與徽州刻工所刻字體的差異反映了此時在刻書史上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即蘇常刻工打破了傳統刻書規矩，用簡單的刀法更便捷地刻書，刻出的字體横平豎直、形體方正。一般情况下，全書寫工的書寫風格大體一致。在這一前提下，蘇常刻工和徽州刻工誰刻的字體更接近寫工字體呢？我們認爲應該是徽州刻工。證據有二：一是從兩地版刻風格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此時蘇常地區的刻書早已出現新的風格，甚至已被新風格覆蓋，而徽州則晚得多，甚至整個嘉靖時期新風格都未能完全覆蓋徽州地區；二是從兩者所刻字體的實際情况看，以圖2-15爲例，第一行和第二行的“漢”字，前者出自蘇常刻工，後者出自徽州刻工，如果寫工字體接近前者，三點水旁後兩點之間無牽絲，那麽後者是不大可能刻出牽絲來的。而如果寫工字體接近後者，前者將牽絲略去不刻，以求方便，則是極有可能的。通過這個例子可以説明，如果寫工字體整體接近蘇常刻工所刻的字體，刻工不大可能將其刻成徽州刻工所刻的字體形態；反過來説，如果寫工字體接近徽州刻工所刻的字體，則刻工極有可能將其刻成蘇常刻工所刻的字體形態。綜合這兩點，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徽州刻工所刻字體更接近寫工字體，蘇常刻工則打破規矩，不再忠實於寫工字體原樣，較大程度地改變了寫工的字體形態，這表現出了這一時期内蘇常刻工的强勢。

大約嘉靖二十年（1541）前後，南直隸提學御史馮天馭於南京刻《文獻通考》三四九卷（含首一卷）^[81]。以卷數而論，這是目前所知嘉靖本中的第三部大書。因工程浩大，此書所用刻工達一百八十餘人^[82]。其中不少刻工與《前漢書》刻工相同，如吴萬成、易贊、段光、段争、袁電、陸敖、唐瓊、何鳳、何瑞、何文、黄琰、黄銑等。大概至遲從嘉靖七年（1528）南京國子監校刻《二十一史》開始，南京的官刻本就形成了這種集合南直隸所轄各地刻工合作完成大書的傳統。而所招刻工的來源，除了南京本地外，以蘇常地區和徽州爲主，這也是南直隸内刻書業最發達的幾個地區。大約經過十多年的發展，蘇常刻工簡捷的刻法在刻書量越來越大的情况下獲得了市場的認可，徽州黄氏刻工也采用了這種刻法，其所刻字體與蘇式本字體已大致無分别（圖2-14、圖2-15第一行與第三行）。故此書刻工雖然也包括蘇常刻工及徽州刻工，但其所刻字體之間並無風格差異。嘉靖間刻書業的迅速發展，促進了蘇常刻工刻書方式的發展，刻工越來越强勢，寫工就會逐步遷就刻工，蘇式本也由此得到傳播和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這裏討論的雖然是南京的刻書，但刻工卻是徽州的，南京刻工並非如此。早在嘉靖八年（1529）刻《前漢書》時，南京刻工所刻字體與蘇常刻工已屬同種風格。這表明，至遲在嘉靖八年，蘇式本已經傳播到南京。這也比較容易理解，相比徽州，南京與蘇州不僅距離更近，而且人員交流也更加頻繁。每三年一次的鄉試，以及每年的生員考貢，國子生入南京國子監讀書，都會有大量的蘇州文化人來到南京。南直隸三名巡按御史，其中之一即駐扎在蘇州^[83]。應天巡撫也有大量時間停駐蘇州，至萬曆時，終於將駐地移至蘇州^[84]。這些無疑加强了南京和蘇州之間的聯繫。因此蘇式本傳到南京較徽州更早是很自然的。

應天府中南京之外的地區刻書相對較少，有的風格稍有差異。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刻本《六合縣志》（圖2-16）^[85]，刊刻較精，字體與蘇常地區刻本相近。又如嘉靖五年（1526）刻四十一年（1562）增刻本《高淳縣志》（圖2-17）^[86]，其五年原刻字體雖也屬於方體，但稍欠規整，保留了部分書寫體的特點，如三點水旁中常有牽絲。其四十一年補刻部分則極爲方整，與典型蘇式本完全一致。原刻與補刻前後相距三十餘年，此書字體可能開始還不太成熟，後來才慢慢發展成熟。

圖2-14　嘉靖馮天馭刻《文獻通考》天一閣藏

圖2-15

（三）揚州府

明代揚州府轄江都、儀真、泰興、寶應、興化、如皋、海門七縣和高郵、泰州、通州三州。江都爲附郭縣，與揚州府同城而治。揚州府的刻書業，雖不如蘇州、應天二府，但也是比較繁盛的。前文引胡應麟《經籍會通》專門提到了廣陵的刻本，雖説數量較少，但較之其他未涉及蘇式本的大多數地區，仍然屬於刻書發達之地。以往學者研究揚州府刻書，多以《古今書刻》爲據。此書卷上南直隸揚州府中著録了七十六種書^[87]，確能反映揚州刻書之盛。但《古今書刻》只著録書名，甚至是書名簡稱，太過簡略，很難與存世刻本對應起來，因此對於稍微深入的研究，都是非常不足的。比如對於嘉靖本研究，雖然通過對全書内容和體例的把握，可知其中嘉靖本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我們很難認定這些書中究竟哪些是嘉靖刻本。這是一直以來利用此書進行研究的最大制約。對於揚州府刻本來説，非常幸運的是，嘉靖刻本《［嘉靖］惟揚志》卷十二《經籍志》中有一篇“版刻”，記載了揚州府的六十八種刻本，其中六十七種皆見於《古今書刻》。這不僅可以校正《古今書刻》的一些訛誤，如其《維揚鄉飲》當作《維揚鄉約》，《古今真寶》當作《古文真寶》等。最重要的是，這六十八種刻本都著録了刻書者，爲我們瞭解這些刻本的具體情况提供了重要證據。據其記載，這六十八種書中，官刻本有三十八種，私家刻本有三十種，無坊刻本。官刻本的大致情况是：巡鹽御史十一人刻十五種，儀真工部分司、兩淮鹽運使司及府、州、縣刻二十三種（其中署作政府機構刻者十種，署作知府、知縣等某人刻者十三種）。私家刻本的大致情况爲：江都歲貢生葛澗刻十種，監生郝梁刻六種，監生卞崍刻四種，其他九人共刻十種。此外，結合《經籍志》之“郡邑”所載方志及傳世方志，又可得揚州府刻本方志類書籍十種，這十種書都是官刻本。據此，今可知明代揚州府所刻官刻本四十八種，私家刻本三十種，計七十八種。如果再加上《古今書刻》可以補充的八種，則揚州府刻書總數目前可知爲八十六種。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大概都是嘉靖及其以前的刻本，最早的可能也只到成化、弘治年間，而且寥寥無幾。《［嘉靖］惟揚志》中所載刻本大部分都是嘉靖刻本。比如，御史十一人中僅一人爲弘治時任，其餘十人均爲嘉靖時任，其所刻十五種書中，十二種爲嘉靖本。官員所刻十三種中有九種可確定爲嘉靖本，私家刻本刻書者中葛澗、郝梁、卞崍均在嘉靖間，方志類十種全部爲嘉靖本，故其中嘉靖本當在五十種以上。

圖2-16　嘉靖刻《六合縣志》　天一閣藏

圖2-17　嘉靖刻《高淳縣志》　天一閣藏

圖2-18　嘉靖刻《通州志》　天一閣藏

經過初步調研，現存揚州府刻嘉靖本至少有二十餘種，雖然其精粗各有不同，但絶大多數爲蘇式本風格。惟嘉靖九年（1530）通州刻本《通州志》風格有所不同，其字體雖然已經比較硬直，但仍離蘇式本字體較遠（圖2-18）。造成這種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通州爲屬州，爲最基層的政區，且地處江北，不太容易接受新的文化、技術；二是在蘇式本的整個發展階段嘉靖九年尚屬前朝，蘇式本尚未發展至此。揚州府城的刻本則爲成熟蘇式本，如嘉靖十五年（1536）火增刻本《甘泉先生文集》（下編022）和嘉靖十六年（1537）陳蕙刻本《廣文選》（下編023）。揚州蘇式本的發展，也與刻工的流動、交流有關。如《廣文選》之刻工徐敖，前文應天府部分已提到，爲蘇常地區刻工。

（四）其他諸府

南直隸十四府和四直隸州中，除蘇州、常州二府爲核心地區之外，其他諸府州蘇式本的發展，根據其發展程度的高低，大致可分爲三類。第一類包括應天、揚州、松江、鎮江四府，這一類緊隨蘇常地區，發展程度亦僅次之。應天、揚州上文已經做了比較詳細的考察，可以作爲這一類的代表。再如松江府刻本，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何氏清森閣刻本《何氏語林》（下編034），是典型的蘇式本，刻工陸宗華等也是蘇常地區良工；又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顧定芳刻本《醫説》，與《何氏語林》相似，都堪稱蘇式本之上駟。

第二類包括淮安、鳳陽、寧國、太平、滁州等大部分府州。這些府州距離核心地區比較遠，在刻書史上地位也要稍遜一籌，其蘇式本發展不如第一類。這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有些刻本字體雖然已表現出若干蘇式本的特點，但仍與典型蘇式本有一定的距離，而版式方面則完全是舊式的風格，即粗黑口，四周雙邊，雙魚尾。如嘉靖十六年（1537）刻本《重修邳州志》十卷（屬淮安府）、嘉靖十八年（1539）刻本《懷遠縣志》（屬鳳陽府）。這一點在一些基層州縣的地方志上表現比較明顯，大概是距離文化中心較遠、比較落後的緣故。這一類實際上是很難歸類的。二是一些可以歸入蘇式本的版本，也保留了一些舊風格的殘餘。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刻本《壽州志》。三是有一部分蘇式本，風格成熟，與典型蘇式本已無分别，如嘉靖十五年（1536）黎晨刻本《寧國府志》（下編050）及嘉靖二十六年（1547）前後刻本《徐州志》。而《寧國府志》卷末鐫“吴縣計文卿謄真　上元段輝等刊刻”，其寫工來自蘇州，刻工來自南京。《徐州志》刻工劉卞、劉順也是南京地區的刻工。這首先説明寧國府、徐州兩地的蘇式本發展直接受到蘇州、南京的推動。其次可能還意味着，在這個時候，兩地很可能還無法獨立刊刻出標準的蘇式本。這一類典型蘇式本還有，如嘉靖元年（1522）傅鑰於太平府所刻《白虎通德論》，嘉靖三十四年（1555）高燿於滁州刻《南滁會景編》，都是典型的蘇式本風格。太平府緊鄰應天府，距南京僅百餘里，且南直隸三位巡按御史其中之一即駐扎在太平府^[88]，這無疑也會加强太平府與南京之間的聯繫。滁州距南京僅百里，南京太僕寺公署即設於滁州，高燿即南太僕寺卿，故刻此書於滁州。因此，這兩地基本都在南京的直接影響範圍中，其刊刻工匠很可能也是來自南京，甚至蘇州工匠也是通過南京而來。從《寧國府志》和《徐州志》的情况看，這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類是徽州府。徽州地處群山之中，爲南直隸中較偏僻之地，但它卻又有比較發達的刻書業，這造就了徽州的特殊性。一方面，地理位置偏僻會造成閉塞，影響新的文化風氣包括刻書風格的傳入，加上它本身所具有的悠久的刻書傳統，自然會沿着老路走下去。但另一方面，因刻書業發達，具有比較專業的工匠團隊，而一旦這個團隊接觸了新的風格、接受了新的技術，必然會帶動本地刻書業的進步。在應天府部分中，我們已經詳細探討了一批徽州刻工接受新風氣、新技術的過程。其結果就是蘇式本在徽州得到了發展，如嘉靖十九年（1540）歙縣汪一元刻本《文心雕龍》（圖2-19）^[89]，刻工黄璉、黄瑄等皆爲徽州本地工匠，其所刻之書直追蘇常刻本，字體方整，轉折處棱角分明，横畫收筆處多呈三角形狀。版式爲白口，左右雙邊，單白魚尾。惟横畫收筆處偶爲頓筆形成長點，與典型蘇式本稍異。徽州刻工所刻蘇式本或近似蘇式本，常帶有這種特點。再如嘉靖三十七年（1558）新安吴思賢刻《文選類林》（下編049），刻工黄錫亦爲徽州本地工匠，但此書已屬典型蘇式本風格。這説明蘇式本在徽州取得了重要發展，要超過第二類。但徽州的特殊在於，它不但發展出了成熟的蘇式本，還保留了很多的京式本，如《讀素問鈔》《雲巖史》《運氣易覽》《推求師意》（下編044、045、046、047）等。還有更典型的京式本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本《徽州府志》，刻工爲黄鋟、黄鏡等徽州刻工。這裏面既有私家刻本，也有官刻本，這應該和本地悠久的刻書傳統有關。趨新一派雖然已經發展得如火如荼，守舊一派依然保存着實力。這種保留舊風格的情况與第二類有所不同：一方面，是字體上徽州本屬於典型京式本，第二類中的則已趨向蘇式本，只是仍不够成熟；另一方面，第二類刻書水平不足、力量不足應是重要要因，徽州本則可能恰恰相反，正是因爲原來的刻書水平高、傳統悠久，才使得舊的風格長期得以保留。這一點與建陽刻本的情况有些類似。

圖2-19　嘉靖汪一元刻《文心雕龍》　臺圖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