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兩京十三省，按其蘇式本發展程度的高低，大致可以分爲以下三類：第一類爲南直隸，是蘇式本的起源地，也是其標準所在。第二類包括福建、浙江、江西、河南、山東、山西、北直隸七省。這七省在南直隸的影響下，都出現了典型的蘇式本。這一類又可以分爲兩小類，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爲一小類，這一類的蘇式本相對比較發達，不僅數量較多，而且達到了依靠本省工匠的力量就可以生産出典型蘇式本的水平。河南、山東、山西、北直隸四省的蘇式本發展相對落後一些，數量較少，並且典型的蘇式本幾乎主要是外來工匠支援所刻。第三類包括廣東、湖廣、陝西、四川、廣西、雲南、貴州七省。這一類各省幾乎看不到成熟的蘇式本，它們刊刻的蘇式本大多與典型蘇式本有一點差異，屬於非典型類蘇式本。這七省也可以再分爲兩小類，廣東、湖廣、陝西三省的蘇式本相對好一些，數量較多，有一定規模。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四省的刻書業比較落後，幾乎看不到蘇式本的影響。偶爾一見，也難成系統。上文主要考察了南直隸、浙江、福建、山東四省蘇式本的發展情况，下面將簡要介紹第二類中其他各省以及第三類有關蘇式本發展的相關情况。
江西的情况與浙江比較接近。早在嘉靖四年（1525），就出現了江西寫工與蘇州刻工合作的情况。嘉靖四年江西巡按御史秦鉞刻《慈湖先生遺書》，卷後題“江西高安藍糾寫蘇州章景華刻”[98]。此書尚非蘇式本，蓋因刊刻時間較早。但這已爲兩地工匠的合作打下了基礎。江西蘇式本比較成熟的是嘉靖後期贛州府所刻諸書。如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至三十五年（1556）贛郡蕭蘭古翰樓所刻《妙絶古今》《陽明先生正録》《名家詩法》（圖2-29），與嘉靖三十四年南贛巡撫談愷刻本《孫子集註》，大致是同一批江西刻工如劉价、鋭、器、升等所刻，蘇式本風格已經比較成熟。其中《名家詩法》爲黄省曾所編，而黄省曾所刻諸書是蘇州刻本的傑出代表，此本顯示出贛州與蘇州刻書者的文化聯繫。又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贛州府同知毛汝麒所刻《陽明先生年譜》（下編092），已純然是蘇式本，其寫工和刻工作“省城鄧班寫”“吉豐徐昇刻”，完全是由江西本地工匠完成的。這説明江西工匠已經可以獨立完成成熟蘇式本的刊刻，代表了江西蘇式本的發展水平。這也是將江西與浙江、福建歸爲一類的原因。江西因地近南直隸，蘇式本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地緣優勢。
圖2-29 嘉靖蕭蘭古翰樓刻《名家詩法》天一閣藏
河南的情况與山東類似。比較早的蘇式本有嘉靖二十年（1541）河南巡撫魏有本刻《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録》，字體風格尚不成熟。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刻《河南通志》，字體風格已經比較成熟。值得注意的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本《夏邑縣志》（圖2-30左）也是蘇式本，其字體十分成熟，不下於蘇常本，縣一級方志能達到這種水平的比較少（本書下編所收録多種縣志可證）。其版心鐫“淮安彭淮刻”，表明這是南直隸淮安府刻工的作品。比較有意思的是，此書三年後有補刻（圖2-30右），因補刻僅數葉，大概就近找了本地工匠來補刻，其所刻與前者相比，高下立判。這也許代表了河南本地一般工匠與技藝純熟的蘇式本工匠之間的差别。此外還有嘉靖末年所刻《歸德府志》《懷慶府志》等，也是比較成熟的蘇式本。河南大規模的蘇式本刊刻集中在北部的彰德府，明宗室趙王建藩於此，嘉靖後期刊刻了大批書籍，如《資治通鑑綱目》《王氏脉經》《法藏碎金録》《黄帝内經》等，都是很成熟的蘇式本，其中有不少蘇州刻工參與。如嘉靖三十五年趙府居敬堂刻《資治通鑑綱目》，刻工中李炤、楊惠、楊仁、章松、郭昌時、唐其、夏文瑞、夏文祥等皆蘇州地區良工。這個例子説明河南蘇式本的發展，不僅有淮安府刻工的參與，還有蘇州工匠的直接參與，這些工匠都是刊刻蘇式本的能手。
圖2-30 嘉靖刻《夏邑縣志》原刻及補刻 天一閣藏
北直隸與山西的蘇式本發展可能比河南、山東遜色一些，二者的刻書業都不太發達（北京城例外）。北直隸中字體方斬、粗糙的一類本子比較多，真正成熟的蘇式本很少。現在僅見幾種比較成熟的蘇式本，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刻本《固安縣志》（圖2-31）[99]、嘉靖邢繼先刻本《涿州志》、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宣府鎮志》（宣府鎮爲北邊九鎮之一，爲軍事建制，姑置於此），三地都離北京比較近，前二者皆隸屬順天府，三地從南部和西北部對北京形成拱衛之勢。北京是京式本的核心地區，這種情况能够比較形象地説明蘇式本的强勢發展。山西刻本較少，蘇式本尤少。目前所見比較成熟的蘇式本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張佳胤刻本《華陽國志》。張佳胤進士出身，累官兵部尚書，雅好刻書，刻此書時任山西平陽府蒲州知州。
圖2-31 嘉靖刻《固安縣志》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第三類七省所刻蘇式本大多不甚成熟，不够典型，多屬方體字中比較生硬的一路，精品較少。其中第一小類所刻的蘇式本既有一定的數量，也有一定的特色。廣東刻本中比較重要的是崇正書院的刻本。崇正書院爲廣東提學公署，建成於明正德二年（1507），坐落於藥洲（即今廣州市越秀區教育路藥洲遺址），其正堂即崇正堂（載《［嘉靖］廣州志》卷二十六《書院》，詳見下編127）。這是嘉靖時期廣東最重要的刻書中心。所刻近於蘇式本者有嘉靖十七年（1538）至十八年（1539）刻《杜氏通典》（下編125），嘉靖二十六年（1547）刻《名家表選》、嘉靖三十五年（1556）刻《五經》（《周易傳義》《書經集註》《詩經集註》《禮記集説》《春秋傳》）等。其中《杜氏通典》字體風格比較雜糅，與蘇式本頗有距離。《書經集註》字體比較成熟一些，但與典型蘇式本仍有一些距離，其版式爲粗黑口，四周雙邊，雙順黑魚尾，應該是受到了底本的影響（其底本當爲司禮監本）。《名家表選》字體風格介於二者之間。其他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廣東巡按御史黄如桂刻《東里文集》（下編126）、嘉靖三十一年（1552）廣東布政使司刻《大明律釋義》等，大體也都屬於這種類型。
圖2-32 嘉靖許宗魯刻《吕氏春秋》 國圖藏
湖廣蘇式本中早期的代表是嘉靖早期湖廣提學許宗魯所刻諸書，如嘉靖四年（1525）刻《國語》、嘉靖五年（1526）刻《杜工部詩》、嘉靖六年（1527）刻《六子書》、嘉靖七年（1528）刻《吕氏春秋》，還有無年份的《韻補》，應該也是在這幾年間刊刻的。其中《國語》刊刻時間較早一些，字體風格與成熟的蘇式本差異比較大，字形較扁，較欠規整。《吕氏春秋》（圖2-32）[100]、《韻補》的字體風格則比較成熟一些，已經很接近典型蘇式本，惟其多用古字爲異。此外，嘉靖十一年（1532）刻本《荊州府志》、嘉靖三十三年（1554）刻本《興國州志》、嘉靖九年（1530）湖廣巡按御史張禄和湖廣巡撫朱廷聲刻《五經》本《禮記集傳》（下編093）、嘉靖十五年（1536）劉黻岳亭書屋刻《衡州府志》（下編098）大體也是這一路。荊州府的遼藩所刻一批書字體極方斬，如嘉靖八年（1529）朱寵瀼梅南書屋刻《東垣十書》、嘉靖十年（1531）刻《後山詩註》、嘉靖十二年（1533）刻《小學史斷》，風格接近蘇式本。這大概是湖廣學刻蘇式本的例子。後來遼藩直接招募蘇州工匠刻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刻《種蓮歲稿》（圖2-33），版心下鐫“姑蘇章仕寫刻”，則此書爲典型蘇式本。
圖2-33 嘉靖遼藩刻《種蓮歲稿》 臺北故宫博物院藏
圖2-34 嘉靖孔天胤刻《樊氏集》 臺圖藏
陝西蘇式本數量不太多，風格也不太成熟。如嘉靖十三年（1534）陝西提學僉事孔天胤刻《樊氏集》（圖2-34）、嘉靖十七年（1538）西安府刻《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陝西通志》、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耀州志》等。總體來看，廣東、湖廣、陝西三省雖然也明顯受到了蘇式本的影響，但因距離蘇常地區比較遠，其蘇式本整體水平較低。
至於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四省，遠處西南邊陲，蘇式本對當地刻書是否産生了足以改變其刻書風格的影響，還是一個疑問。筆者目前尚未發現很好的例子。稍微值得一提的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顧起綸在昆明所刻《振秀集》（圖2-35左），多少帶有一些蘇式本的特徵，但將其與嘉靖三十五年（1556）顧起綸重刻於無錫的《振秀集》（圖2-35右）相比，差别還是比較明顯的。顧起經、顧起綸兄弟出自無錫望族，皆喜刻書，其所刻之書如《類箋唐王右丞詩集》（下編043）爲蘇式本上品。昆明本《振秀集》帶有蘇式本風格，跟顧起綸的文化背景及個人喜好有很大的關係，在雲南刻本中，蘇式本大概是極少的。
圖2-35
【注释】
[1]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第48頁。
[2]李清志《古書版本鑒定研究》，第6、74頁。
[3]屈萬里、昌彼得《圖書板本學要略》，第106頁。
[4]黄永年《古籍版本學》，第128-129頁。
[5]《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18000號著録此本作“明弘治十五年劉濟民刻本”，濟民爲劉澤之字。
[6]此文又見都穆《南濠居士文跋》卷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删去“授儒士盧雍校勘”一句及文末所署時間及姓名。又改“捐奉刻之”爲“割奉刻之”，“捐”與“割”義同。
[8]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四部（該館善本書目限於體例僅著録三部），其中三部爲前印本，一部爲重修本（延古堂李氏舊藏）。浙江圖書館藏本爲重修本。2012年5月中國書店海王村拍賣公司春拍曾拍出一部，爲李兆洛、傅增湘舊藏，《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八（第1258頁）、《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九（第946頁）著録此本，亦重修本。
[9]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八，第1259-1260頁。
[10]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81頁。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影宋抄本一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3頁），即繆氏藏本。
[11]都穆題記，載《永嘉先生八面鋒》卷末，《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05頁。
[12]此書爲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品，書號17182。爲行文方便起見，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古籍書影出處在圖例中均標作“國圖藏”。
[13]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同版兩部，一本錢曾校（書號06913），有祝允明序、都穆跋；一本錢天樹跋（書號06095），無祝允明序、都穆跋，錢跋遂以此本爲“南宋本之精好者”。此本爲前印本。臺北故宫博物院藏一部，爲原北平圖書館藏書，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録有祝允明序、都穆跋（第354頁），爲重修後印本。
[14]《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三，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21頁。
[15]沈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804-805頁。
[16]明祝允明《懷星堂集》卷二五《跋宋人聚帖》：“右宋人遺墨，聚爲一册，通若干紙。書者凡十九人，今藏予姻沈潤卿家。”（《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60册第718頁）
[17]明文徵明著，周道振輯校《文徵明集》卷二一《題沈潤卿所藏閻次平畫》云：“此爲吾友沈潤卿所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增訂版，第523頁）
[18]沈津編刻《欣賞編》有徐禎卿爲沈津所作序，詳見前引《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第805頁。
[19]明朱存理《樓居雜著》之《跋〈鳴鶴餘音〉後》云沈津曾購蘇州金伯祥家所刻《道園遺稿》《鳴鶴餘音》書版：“吾友沈潤卿購藏金氏刻板，今併二家以寄潤卿，俾續刻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51册第612頁）按，此本即《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5508號著録元至正十四年（1354）金伯祥刻本，據此跋，金伯祥名天瑞，則按著録體例當作金天瑞刻本。又據此跋，此本爲金天瑞之子金鏐手書上版。今觀此本字體秀媚流利，儼然松雪體，不愧爲名家寫刻。
[20]都穆在沈津處觀其藏品，詳見周道振、張月尊《文徵明年譜》，百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頁。
[21]參見清李銘皖、馮桂芬等纂修《蘇州府志》卷五三葉一〇至一一，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光緒九年（1883）刻本，第1440頁；清隆慶、宗績辰纂修《永州府志》卷一五上葉七九，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道光八年（1828）刻本，第945頁。
[22]此版所見有前印本和後印重修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卷首楊循吉序爲楷書，卷二葉二六、卷四葉二五等葉版面模糊；南京圖書館藏本楊循吉序爲行草書，版面模糊之葉已經重修。
[23]參見《成化十七年進士登科録》，明成化刻本；明吴寬、王鏊等纂修《姑蘇志》卷三葉四一，明嘉靖刻本；清陳志喆、吴大猷等纂修《四會縣志》卷七下葉六四，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刻本。
[24]劉俊偉《王鏊年譜》，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123、126、136頁。
[25]此書爲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品，書號04004。爲行文方便起見，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的古籍書影出處在圖例中均標作“臺圖藏”。
[26]關於此本之年代，陳先行《版本目録學的思考與實踐——〈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迹〉編後記（中）》（載《古籍新書報》2014年3月）一文將其列入存疑之本，懷疑爲嘉靖時期翻刻本。如果單看這一種，根據學界傳統觀點，可能確實會有所懷疑，但現在有了此前三種書作比對，則此本面目如此，亦在情理之中。
[27]丁昭《明清寧陽縣志匯釋（下）》，山東省地圖出版社2003年版，第856頁。
[28]嘉靖初年，許宗魯督學湖廣，刻書多種，以“刻書濫費”被論罷職，見《國朝獻徵録》卷六二喬世寧《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許公宗魯墓志銘》，《續修四庫全書》第528册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徐象橒曼山館刻本，第390頁。
[29]黄永年《古籍版本學》，第128-129頁。
[30]浙江圖書館藏本、《中國版刻圖録》圖版396著録爲細黑口，首卷首葉下鐫寫工題名“周潮寫”，當爲原刻。臺圖藏本（書號05419）爲白口，首卷首葉版心下鐫刻工名“水”，當爲翻刻本。二者字體頗像，但翻刻仍不如原刻精。《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6册第79頁收録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亦翻刻。
[31]明钱穀《吴都文粹續集》卷一《姑蘇志後序》後所附識語云：“（《姑蘇志》）刻於府庫，嘉靖十八年四月，府庫被灾，板毁。二十年，順慶王侯廷復刻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書號11754）據王廷翻刻本《姑蘇志》卷三葉四二，王廷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始任蘇州知府，更可信。可知《姑蘇志》原刻本書版毁於火灾，故有翻刻之舉。
[32]臺圖藏原刻本一部（書號03331）、翻刻本兩部（書號03333、03334）。現存多爲翻刻本，如《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6册第173頁所收書影之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5册第192頁所收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4册第11頁所收天津圖書館藏本、《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10300號著録天一閣博物館藏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版），皆爲翻刻本。
[33]吴奭爲寬長子，見《國朝獻徵録》卷一八王鏊《吴公寬神道碑》，《續修四庫全書》第525册第723頁。
[34]清李銘皖、馮桂芬等纂修《蘇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光緒九年（1883）刻本，第1441、1785頁。
[35]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已定其爲“明正德十三年戊寅黄省曾校高第刊本”（《姜亮夫全集》第五册，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頁）。
[36]清凌壽祺纂修《滸墅關志》卷六葉二，《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5册影印清道光七年（1827）刻本，第119頁。
[37]參見《正德六年進士登科録》，明正德刻本。
[38]明顧元慶《夷白齋詩話》，《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第418册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八年（1539）至二十年（1541）顧氏大石山房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説》本，第70頁。
[39]明胡震亨《唐音戊籖》卷七六八《伍喬》葉五，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胡氏南益堂刻本，清何焯批校，上海圖書館藏，書號綫善791646-85。
[40]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葉一五，清光緒刻本。
[41]清李銘皖、馮桂芬等纂修《蘇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光緒九年（1883）刻本，第195、1171頁。
[42]清凌焯、徐錫麟等纂修《丹陽縣志》卷二二葉四，清光緒十一年（1885）刻本。
[43]《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16424號著録國家圖書館藏本，作“明正德十四年陸氏刻本”，《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同（第2676頁）。《中國古籍版刻辭典》以爲陸元大刻本，或是。
[44]《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1207號著録國家圖書館藏本，作“明陸涓刻本”。《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同（第2076頁），即《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二著録者。(www.xing528.com)
[45]賈二强《〈全唐詩稿本〉采用唐集考略》，載黨懷興、趙望秦、張新科主編《中國古典文獻論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410頁。此文中已懷疑陸涓與陸元大爲一人。另，文中所云《王昌齡詩集》《嚴維詩集》《李丞相詩集》等可能皆爲陸氏所刻，俟考。
[46]《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2096號著録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有藏，2097號著録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傅增湘跋本（書號02233）。傅氏跋本即《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二著録者。此本朱承爵跋佚失，蔣氏傳書堂藏明抄本有朱跋，亦見《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二。
[47]《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1751號著録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趙元方跋本，《中國版刻圖録》圖版404、405據此本，本書書影亦據此本。
[48]文徵明《朱子儋墓志銘》，明文徵明著，周道振輯校《文徵明集》之《續輯》卷下，第1690-1692頁。
[49]明張袞《兼山山人墓碣銘》，載徐充《暖姝由筆》卷首，《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83册影印《藏説小萃》本，第84頁。
[50]明張袞纂修《江陰縣志》卷一三葉一四，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江陰縣刻本。
[51]《續修四庫全書》第113册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藏明嘉靖十七年（1538）孫沐刻本《雅樂發微》八卷，此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2324號著録作“明嘉靖刻本”，僅收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蓋國圖藏本在分館普本庫，未入善本，故不及收入。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四庫存目叢書》經部第182册影印，因缺刻書序，故僅定爲嘉靖刻本，而無刻書年份。
[52]清王建中、劉繹等纂修《永豐縣志》卷一六葉二九、卷二一葉二九，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明張袞纂修《江陰縣志》卷一三葉一四至一五，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江陰縣刻本。
[53]明聶豹《雙江聶先生文集》卷三，《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第72册影印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吴鳳瑞刻隆慶六年（1572）印本，第279頁。
[54]《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8603號著録作“明正德刻本”，上海圖書館、天一閣有藏。按此本前有正德八年（1513）纂修者張愷《常州府誌續集序》言刻梓之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方志多不著録具體刻書年份，蓋當時不及一一核對，故籠統著録之。上海圖書館藏本《四庫存目叢書》史部第181册影印。
[55]《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484號著録作“明正德十四年李東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周叔弢舊藏本。《明代版刻圖典》第30號收録。《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七著録者亦此本，惟行數誤九爲八，邊欄誤作雙欄。
[56]清何紹章、吕耀斗等纂修《丹徒縣志》卷二一葉一〇至一一，清光緒五年（1879）刻本。
[57]《明武宗實録》卷一一四正德九年（1514）七月甲申：“陞浙江按察司按察司席書爲山東布政司右布政使。”“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明實録》本，第2318頁。邵寶《容春堂後集》卷三《送山東布政使元山席君序》：“正德九年秋七月，浙江按察使元山席君文同擢山東右布政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58册第257頁）
[58]《明史》及《國朝獻徵録》均載其卒於嘉靖十年（1531），而不言其生年及享年。王世貞《名卿績紀》卷二云其“卒年五十九”（《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第114册影印《鳳洲筆記》本，第645頁），《明人傳記資料索引》當據此倒推其生年爲1473年。按《弘治六年進士登科録》載其“年二十三，四月初八日生”（明弘治刻本），則當生於成化七年（1471），與《嘉魚縣志》合（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929頁）。今取後者。
[59]《明武宗實録》卷一一四正德九年（1514）七月戊子：“陞江西南昌知府李承勛爲浙江按察司按察使。先是，吏部舉承勛治績顯著，故超遷之。”（第2322頁）
[60]冀淑英《談談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蘇州地區刻工表》，《文獻》1981年第1期。
[61]詳見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六，第390-392頁；《藏園群書題記》卷五，第245-250頁。
[62]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第41、42頁。
[63]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第42頁。
[64]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第43頁。
[65]嘉靖十三年（1534）秦藩朱惟焯刻二十九年（1550）朱懷埢重修本《史記》前有朱懷埢《史記序刻》提及《史記》之“蘇常本”。
[66]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第44頁。
[67]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第40頁。
[68]黄永年《古籍版本學》於此處僅舉兩種官刻，並云“在蘇州的官刻這時也受到了影響”（第129頁），實際上官刻本中新風格的歷史和私家刻本一樣長久。
[69]清唐若瀛纂修《餘姚志》卷二五葉一〇至一一，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清周炳麟纂修《餘姚縣志》卷二三《列傳九》葉一三，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刻本。聞人詮於嘉靖十二年（1533）五月出任南直隸提學御史（見《明世宗實録》卷一五〇嘉靖十二年五月戊午，第3442頁），至十五年（1536）九月仍在任（明嘉靖十五年刻本《寧國府志》前有嘉靖十五年九月南直隸提學御史聞人詮序）。其後丁憂，於嘉靖十八年（1539）十二月之前服闋復職御史（見《明世宗實録》卷二三二嘉靖十八年十二月丙戌，第4771頁）。據明代丁憂二十七個月之制，其丁憂時間當在嘉靖十六年（1537）九月以前。據此，則其丁憂去職當在嘉靖十五年九月至十六年九月之間。
[70]《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766號著録作“明嘉靖十八年聞人詮刻本”，乃據完成之年。
[71]《國朝獻徵録》卷五八唐汝楫《應公檟墓志銘》，《續修四庫全書》第528册第178-179頁。《明世宗實録》卷四〇四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庚午，第7074頁。清于琨、陳玉璂纂修《常州府志》卷一三葉三四，《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36册影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第218頁。按，《墓志銘》云其享年六十一，《實録》云其卒於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庚午，則當生於弘治六年（1493）。又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庚午爲西曆1554年1月1日。
[72]黄永年《古籍版本學》一書在列舉版本實例來説明一個版本史現象或規律時，以此處所舉版本爲最多。另外在談明中期建陽書坊時也列舉了42種版本，不過其中包括了正德時期的19種，嘉靖本只有23種。
[73]黄永年《古籍版本學》，第129、130頁。
[74]《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8340號著録蘇州圖書館等四家收藏。《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9册第12頁收録蘇州圖書館藏本。《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第102册亦據蘇州圖書館藏本影印。
[75]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以東吴書林爲蘇州書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頁）。此書1989年版亦如此，故坊間流傳此説大約都是從張説而來。
[76]明黄佐纂修《南廱志》卷一八《經籍考》下篇，《四庫存目叢書》史部第257册影印明嘉靖刻遞修本，第387-388頁。張邦奇、江汝璧陞遷時間分别見該書第161、165頁，完工時間見該書第385頁。
[77]此書刊刻的基本情况見本書下編南直隸内第一條。此條録刻工九十五名，因殘缺近半。此書全本刻工一百二十餘名，見李國慶《明代刊工姓名全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00頁。
[78]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補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頁。
[79]以上蘇州、無錫等蘇常地區刻工可參考冀淑英《談談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蘇州地區刻工表》，《文獻》1981年第1期。
[80]李國慶《明代刊工姓名全録》附録《虬川黄氏宗譜》，第1026、1049、1076、1024頁。
[81]馮天馭先後兩次任南直隸提學御史，第一次在嘉靖十九年（1540）因病去職，嘉靖二十二年（1543）復任（《國朝獻徵録》卷四五胡直《刑部尚書馮公天馭傳》，《續修四庫全書》第527册第370頁），故此書刊刻大約在嘉靖二十年（1541）前後。
[82]李國慶《明代刊工姓名全録》，第795頁。天一閣藏殘本存二百九十八卷，有刻工一百六十餘人。
[83]明聞人詮、陳沂纂修《南畿志》卷二，《四庫存目叢書》史部第190册影印明嘉靖刻本，第146頁。
[84]范金民《明代應天巡撫駐地考》，《江海學刊》2012年第4期。
[85]《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8468號著録僅有天一閣藏本，臺北故宫博物院藏同版一部。
[86]《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8469號著録僅有天一閣藏本，本書書影據此。
[87]一般以爲七十五種，蓋因書中誤將《古史》及《通志略》連排，故統計少一種。見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葉德輝觀古堂仿明刻本《古今書刻》卷上葉一五。葉氏此本仿明刻，經與常熟圖書館藏明刻本比對，無論是文本内容還是版本風格，都比較精善，本書此處所論皆據此。按，《古史》即蘇轍所作，《通志略》即從鄭樵《通志》中抽出《二十略》單行，這種做法在當時較爲通行。
[88]明聞人詮、陳沂纂修《南畿志》卷二，《四庫存目叢書》史部第190册影印明嘉靖刻本，第146頁。
[89]《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9册第230頁收録四川圖書館藏本，《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5册第176頁收録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臺圖藏一部，後二者卷端版心上鐫“私淑軒”，下鐫刻工“黄璉”，前者皆無。且前者字體亦較板滯，疑爲翻刻。
[90]此書存世多重修以後印本，未見初印本。所見刷印最早者爲臺圖藏本（書號04649），其目録已多補版，正文卷一第一、二葉及第三葉前兩行亦補版，補版版心無寫工、刻工名，字體較方正。安徽省圖書館藏本次之，目録中原版有模糊處，卷端斷版較多。所謂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布政使司增修本，實則有增有删，如卷一之前增龍鳳二年兩令，即在卷一首葉前增刻四葉，將原刻首葉前三行剜改，以與增刻文字續接。又删卷一第五葉《命劉基御史中丞勑》，將原刻第五葉重刻，版心葉碼題“五六”，後直接接第七葉，此本有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本、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本等。
[91]孔天胤生平仕履詳見本書下編099《集録真西山文章正宗》條。
[92]以上見嘉靖二十三年（1544）孔天胤刻本《集録真西山文章正宗》卷首江曉序、孔天胤記及版心刻工名、卷末刻工題名，本書下編該條已摘引和收録；嘉靖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孔天胤刻本《資治通鑑》卷首孔天胤記及版心刻工名；嘉靖二十四年孔天胤刻本《越絶書》卷首田汝成序及卷端版心刻工“姚江夏恕刻”。
[93]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第442頁。
[94]江曉序末署名“杭瑞石江曉序”，《中國善本書提要》誤作“石江曉序”。實則“杭”指杭州，“瑞石”爲號。江曉（1482—1553）字景熙，號瑞石，杭州人，正德三年（1508）進士，官至工部右侍郎。詳見《國朝獻徵録》卷五一吕本《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瑞石江公曉神道碑銘》，《續修四庫全書》第527册第641-644頁。
[95]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卷四，第43頁。
[96]李元陽刻本《十三經註疏》之印本據卷端題名可分三大類，第一類僅鐫江以達而無李元陽，爲前印本，所見僅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尚書註疏》；第二類鐫李元陽、江以達，爲後印本，如天一閣藏《周禮註疏》《爾雅註疏》等；第三類二人名均被剜去，爲更後印本，此類至少又可分爲甲、乙、丙三本，甲本中《爾雅註疏》卷二葉七至一〇尚未補版，如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乙本此四葉爲補版，如日本内閣文庫藏本；丙本爲南明隆武二年（1646）遞修本，西北大學圖書館藏，其《儀禮註疏》末葉爲隆武二年補版（此處多有得諸與沈暢博士之討論者，謹致謝忱）。其中《尚書註疏》卷二葉一〇前印本近於建式本，後印本則近於蘇式本。
[97]《嘉靖二十三年進士登科録》，明嘉靖刻本；清李符清纂修《開州志》卷六葉二九，清嘉慶十一年（1806）刻本；《明世宗實録》卷四三九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庚申，第7531頁。
[98]《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8册第64頁收録山東省圖書館藏本，誤作秦鉞刻本，實爲翻刻秦鉞刻本，與臺圖藏明翻嘉靖四年（1525）秦鉞刊本（書號10554）同，均係萬曆時翻刻。《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第6册第113頁收録陝西省圖書館藏本爲嘉靖原刻本。
[99]本書所收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本書影皆出自《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版）。
[100]此本有萬曆七年（1579）揚州知府虞德燁翻刻本，刊記有佚去者，遂被誤認爲許宗魯本，如臺圖藏本（書號06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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