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伴随着大量国际移民流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西方国家，移民在家乡文化和流入地主流文化间的适应过程为众多学者研究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acculturation）提供了机会（Berry，Kim，Minde，et al.，1987a；Bourhis，Giles，Tajfel，2010），文化适应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也日益受到关注（Rogler，Cortes，Malgady，1991；Liebkind，Jasinskajalahti，2000；Valenciagarcia，Simoni，Alegría，et al.，2012）。
但学界关于文化适应目前并没有一个确切、明晰和公认的定义方式。文化适应的概念起源于欧洲殖民扩张时期，用来描述当两个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所产生的习俗、信仰等的改变（Hunt，Schneider，Comer，2004）。关于文化适应的理论学说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学说认为，文化适应是一个单向且不可逆的过程，比如Gordon（1964）提出，文化适应是移民最终被流入地文化同化的过程，在这种理论假设下，文化适应被视为移民逐渐从家乡文化转向流入地文化的过程。第二类学说认为，文化适应是移民的家乡文化和流入地主流文化二者交互的过程（Redfield，Linton，Herskovits，1936），这种学说认为，移民的文化适应并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转变趋势。第三类学说将移民流出地的家乡文化和流入地的主流文化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这种定义方式最为明晰且被广泛接受（Hunt，Schneider，Comer，2004）。Salabarríapeña，Trout，Gill等（2001）提出，当人们的家乡文化接触到主流文化时，人们的文化改变过程就是文化适应。在这个适应过程中，人们接受主流文化，并保持或者放弃家乡文化。在这种定义方法下，文化适应包含两个维度的内容：①对主流文化的接触和参与程度；②对家乡文化的保持程度（Berry，1980；Kim，1988）。这也是关于文化适应最主流的理论学说之一。J.W.Berry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出包含四种文化适应类型的双向模型（Bidimensional Model）（图2-1），分别为拒绝家乡文化、对主流文化参与程度高的同化型（assimilation）；保留家乡文化、对主流文化参与程度低的分离型（separation／segregation）；同时拒绝两种文化的边缘化型（marginalization）；保留家乡文化，对主流文化参与程度高的融合型（integration）（Berry，1980；Kim，1988；Fassaert，Hesselink，Verhoeff，2009）。不同的文化适应程度主要取决于人们参与主流文化的意愿、行动和喜好（Berry，Kim，Minde，et al.，1987a），同时主流文化的包容性和主流文化社会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也会影响移民的文化适应程度（Yeh，2003；Zagefka，Brown，2002）。在个人的文化适应意愿和主流文化处理移民文化态度的双重影响下，移民的文化适应最终会是四种文化适应状态之一（Bourhis，Moïse，Perreault，et al.，1997）。
在中国，文化适应往往被作为社会融合的众多维度之一（Yue，Li，Jin，et al.，2013），国内关于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研究较早由任远等人开展，任远和邬民乐（2006）认为，社会融合是不同个体、不同群体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悦中山（2011）将社会融合分为文化适应、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三个维度，并对Berry的双向模型进行实证，从“是否愿意保持自己家乡的生活习惯”和“是否愿意适应城市的现代工业文化”两个维度将流动人口分为融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四种文化适应类型（图2-1）。(www.xing528.com)
图2-1 Berry文化适应双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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