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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开启中国文学批评 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

时间:2023-08-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文学创作源远流长,诗歌集《诗三百》,至少成集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但到公元后2世纪,才出现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它就是曹丕的《典论》。试析毛泽东说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的。在我国的文学史上,从西周共和元年算起,经过了将近11个世纪,到公元3世纪20年代,才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这样较为完整的文学批评文章。开创儒家学说的孔丘,则是这种“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论”的创立者。

曹丕开启中国文学批评 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

中国文学创作源远流长,诗歌集《诗三百》,至少成集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但到公元后2世纪,才出现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它就是曹丕的《典论》。

毛泽东评点原文

 ◎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 曹丕简介曹丕(187~226),字子桓,谯郡(今安徽省亳县)人,曹操次子。八岁时能文。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二十二年(217)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死,袭位为汉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同年十月,他废汉献帝,自立为皇帝,又改延康为黄初,都洛阳。在位七年,死后谥魏文帝。

  他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中书省,逐渐掌握机要大权,其官员改用士人担任,与西汉用宦官担任不同。规定后妃及藩王不得干预朝政;后族不得当辅佐之任。

他采用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即在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郡的中正,负责察访同郡的士人,按才能分别定为九等,吏部按等授予官爵。这样做,保持了曹操用人“不计门第”的原则,选用了一些有才干之士,同时,也使用人权从大族名士手中收归朝廷。

曾两度兴兵伐吴,均无功而返。

据《典论·自叙》说,他六岁知射,八岁能骑,后又学会击剑。常跟随乃父南征北战,颇知军事。《自叙》说:“上(指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表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他曾命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号曰《皇览》。全书分四十部,共千多篇,八百多万字。

他曾将自己所作诗文汇集成书。今存诗约40首;其《典论》亦已亡佚,《论文》一篇因萧统编入《文选》而得以保存。明人张燮辑有《魏文帝集》流传于世,近人黄节有《魏文帝诗注》。

曹丕的诗歌形式多样,除七言外,还有四言、五言、六言、杂言等。他学习汉乐府民歌,语言平易,极少雕琢,钟嵘《诗品》称其诗“率皆鄙直如偶语”,倒是切中肯綮。

曹丕也颇长散文,他的《典论》共20篇,除《文论》外,现在还留有《自叙》一篇,写个人的才艺和志趣,通过一些细节描写,传情达意,真切动人。他的《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表达对友人的思念或哀悼,文笔清新酣畅,通脱自然,使人爱读,对后代的抒情散文的发展颇有影响。

曹丕是建安时期抒情的咏物小赋的主要作家之一。他的赋,今存约30篇,与他的同类题材的诗歌风格接近,均笔致细腻,凄婉动人。

试 析

毛泽东说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的。这是为什么?

我国的诗歌和散文等文学作品,起源很早,甲骨文中有些卜辞就近于诗歌。

至西周,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文学作品已蔚为大观。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总是先有文学作品的大发展,才逐渐有文学批评文章的出现。文学批评文章,是适应对前期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的总结的需要而诞生和发展的。在我国的文学史上,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0)算起,经过了将近11个世纪,到公元3世纪20年代,才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这样较为完整的文学批评文章。由此可见文学理论的滞后,与创建、发展的艰难性。但是,不能说在《典论·论文》以前我国完全没有文学理论。还是有的,而且对后代的文学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尧典》说:“诗言志。”这话简要地表述了诗歌与思想感情的关系。《诗经》中作者自言的“美刺”意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季札观周乐时所发表的大量对歌词的评论,都说明古人对诗歌与政治的关系有深刻的理解。虽然他们解释诗歌与某一具体人物或事件的关系时,有时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但他们关于诗歌服务于政治的观念确是很强烈的。

开创儒家学说的孔丘,则是这种“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论”的创立者。这体现在他提出的文学作品须“尽善尽美”的原则中。《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美”指诗歌的艺术价值;“善”,指诗歌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即内容。《韶》是颂舜的,舜因为有德,故尧禅让,以致天下太平(据郑玄注),所以孔丘称《韶》乐“尽善”。《武》是颂周武王的,武王以武力而得位,“未致太平”(据郑玄注),所以孔丘称《武》乐“未尽善”。孔丘喜爱《韶》乐,还有一段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且不管孔丘关于禅让天下和以武力取天下两种方式的评价如何,即诗歌的具体的历史和阶级内容如何,光说他这种既要社会标准“尽善”,又要艺术标准“尽美”的文学批评理论,即为我国文艺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孔丘的“无邪”说(《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兴观群怨”说(《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以及派生出来的“温柔敦厚”说(《礼·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都是从诗的社会价值的角度说的,都是强调诗的内容要“尽善”、“思无邪”、“温柔敦厚”,这样就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子路》:“子曰: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丘把诗的社会功用提到了治政、外交的高度,几乎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了。

孔丘还提出“文质彬彬”说,主张内容与形式、思想与文采的和谐统一。他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如果只强调“质”,而忽视“文”,那么“质”就难以达到感动人,被人理解和接受的程度,“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如果只强调“文”,而忽视“质”,就会言之无物,或人云亦云,更无法被人接受。所以“情欲信,辞欲巧”(《礼·表记》)。(www.xing528.com)

继孔丘之后,孟轲和荀卿补充和发展了儒家的文学思想。

孟轲提出了“以意逆志”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读者应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去揣摩作者的本意和主旨,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才不致隔靴抓痒,或乱点鸳鸯谱,而能切中肯綮。汉人写的《诗序》,可说是“以意逆志”的一次尝试,但不是一次很成功的尝试,《序》中有不少委曲求解,主观臆测的成分。要做到准确地“以意逆志”,必须以充分了解作品、作者以及时代背景为条件。所以孟轲又提出了“知人论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以意逆志”说和“知人论世”说,是理解文学作品的起码方法和进行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都具有首创意义。

孔丘提出了“尽善尽美”的原则。但是,“尽善”的标准是什么? 或许就是他反复论述的“仁”,但孔丘没有明确说。而荀卿明确地指出了这个标准:道。他说:

“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荀子·正名》)“心合于道”,就是要合乎儒家的礼义。他认为,“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荀子·非相》)。汉扬雄继承荀子的“明道”说,进一步说明,“明道”就是要“征圣”、“宗经”。《法言·吾子》:“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就是说,著书立说,或评论文学,都应从圣人那里得到验证,否则便是“书肆”、“说铃”。《法言·问神》:“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就是说,著书立说,或评论文学,都应以经书为圭臬,否则,便是“多多赘矣”。荀子、扬雄的这些主张,后来发展成了“文道合一”论,从而把文学彻底地纳入了儒家的思想轨道。自“明道”说一出,它便成为了儒家文学观的核心理论,指导着自后约两千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它也是儒家抵制异端思想的一种免疫抗体。所以,绝不可低估荀、扬“明道”说的深远影响。

儒家从入世的角度提出了“道”,老、庄则从出世的角度提出了“道”。老、庄的一个重要文学思想,是文学要“与道冥合”。但是,由于他们采取唯心论的神秘主义观察世界,“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道“芴漠无形,变化无常”,乃“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因而他们的“与道冥合”论,也就成为了虚无缥缈的东西,远不及儒家之“道”有可以嗅得出、看得见、闻得到、摸得着的许许多多丰富的内容。庄周提出了“心斋”说,正是这种玄而又玄的“道”的一种表述。《庄子·人间世》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道家正因为“惟道集虚”,“道”缺乏实实在在的内容,因而道家之“道”,在中国的政治领域或文学领域都行而不远。

在艺术标准上,孔丘提出了“尽美”的原则。但是,怎样才算“尽美”? 在这一点上,荀卿也作了发挥。他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荀子·劝学》)他提出的两个标准是“全”与“粹”。可是,这样的标准还是太抽象、大而无当了。

庄周从法乎自然的观念出发,要求文学达到一种“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庄子·秋水》)的境界。这是他继承李耳的“大音希声”说而有所发挥的。

《老子·四十一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王弼注:“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则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分”指部分,“众”指全体。“大音”是“不可得闻之音”,如果有部分的音(如宫音、商音等等),就必然掩盖着全体(“众”)的自然的“大音”。所以,要求“大音”,必先“希声”。庄周进一步把声音之美,分为下等的“人籁”、中等的“地籁”和上等的“天籁”(《庄子·齐物论》)。他极力推崇这种具有自然全声之美的“天籁”,说它“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庄子·天运》)。所谓自然全声美,就是“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美学观。汉刘安于《淮南子》中说:

“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原道训》)“大音希声”,正是这种极乐世界。老、庄提倡的“大音希声”,给后代的文学创作赋予了驰骋想像的广阔空间;一切法自然、反雕琢的文学主张,都是老、庄这一文学观的引申和发展。

先秦诸家的诗论文论尚处于观念模糊的摸索阶段,均不成熟,却各抒己见,互有短长。但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门的文学观便成为了中国文学的正统思想,成为了文坛的统治思想。两汉的文学理论,最有影响的,除上面叙述的扬雄的“征圣”、“宗经”主张之外,东汉王充的《论衡》,针对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提出了“疾虚妄”(《自纪》)的主旨,反对贱今贵古,反对因袭前人,反对“调笔弄墨为美丽之观”的华伪之文(《佚文》)。因而在文学批评上,他强调“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作》);在文学创作上,他强调一个“真”字,认为“真”是“善”的基础,只有“真”,才能达到“善”的目的,所以他主张“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佚文》),做到“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超奇》);他认为文章之美不在辞语和形式,而在于内容(“实”),“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而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超奇》)。王充还强调文章的社会作用,说:“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又说:“极笔墨之力,完善恶之实,言行毕载,文以千数,流传于世,成为丹青,故可尊也。”(《佚文》)王充在文论中的“求真”与“劝善惩恶”,实质上是进一步强化儒家的“道”的作用。

先秦两汉的文学观,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对后代有相当深刻的影响。但是,它们都是在作者们论述自己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时一同论述的,还不是作者们有意识、有系统、有条理的专门论述。因而也就没有专门的文学评论著作。

魏晋南北朝,如鲁迅所说,我国才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在文学评论上的第一个标志,便是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承袭东汉桓、灵之际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具体地评论了“建安七子”的优劣。他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又分别评论七人道:“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他们二人的赋,“虽张(衡)、蔡(邕)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又说:

“(陈)琳、(阮)蠫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蠩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雄)、班(固)俦也。”这些对作者们的片言只语的评定,是否全面准确、分寸得当,姑且不论,而这种对作者作如此概括的论定的做法,却几乎是前无古人的。曹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评论作者的先例。

《典论·论文》肯定了文学的社会价值。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两汉魏晋时期,曾有一种把诗赋等文学作品看成著书立说的附庸,把诗赋的作者视为帝王的弄臣的歪风。汉武帝就是这样的人,他虽然爱好司马相如的辞赋,但对待他“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汉书·扬雄传》)。司马迁曾愤慨地指出过这种歪风:“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所轻也。”(《报任安书》)扬雄本来“少而好赋”,创作过著名的《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等,但他后来受这种社会歪风的影响,竟认为作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曹丕大声疾呼,把文章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无疑是对这种社会歪风的当头棒喝。《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曹丕把创作诗赋等文学作品,看做“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事业,与著书立说并驾齐驱,高度地肯定了文学作品的社会地位。正因为如此,贵为太子的曹丕本人便极重视文学创作,他曾与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王沈《魏书》)他的这一思想在《典论·论文》中说得更具体:“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古人贱尺壁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的《典论》及百多篇诗赋,就是在这种重著作、惜寸阴的心情下写成的。

曹丕还引申扬雄对“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新论·闵友》),及王充对“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论衡·齐世篇》)的批判,进一步指出了“常人贵远贱今,向声背实”的错误。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历来在政治领域是向前看复古、改革与保守的两条治政路线,在史学领域与文学领域,则是重现实与尊古的两条治学路线。曹丕以太子与皇帝的身份,对“贵远贱今、向声背实”进行批判,必然进一步提高人们对文学的现实价值的认识。

关于文章的艺术性问题,《典论·论文》第一次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

他认为,作者们的气质和个性个个不同。“引气不齐,巧拙有素”;各人的气质,“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指出“气”大体上可分为“清”和“浊”两类;这两类“气”都“不可力强而致”。曹丕的“文气”说,影响着后代的文章风格论。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所说的“气有刚柔”、“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到清中叶桐城派古文家分古文为“阳刚之美”、“阴柔之美”,都一脉相承于“文气”说。

《典论·论文》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前无古人地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异”的新见解。本,指任何作品都必须具备的思想与内容,这是相同的,这叫“本同”;但表达思想与内容的体裁却可以是不同的,这就叫“末异”。既然“末异”,那么“异”就异在各种不同体裁有不同的特点。他说:“奏议宜雅,书议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对文体的研究,是从曹丕这里出发的。

《典论·论文》是中国早期文学创作进入自觉时期,需要理论上的总结与指导的产物。它显然还不成熟、不系统全面,对文学的本质、文学与政治及伦理道德的关系、文学的艺术性的诸方面,以及其他重大理论问题,或者根本没有触及,或者只有片言只语,比较简单。这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而它在文学理论上所表现出来的求索的勇气和开拓之功,却使它永远是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颗不会泯灭的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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