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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进步青年的楷模

时间:2023-08-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胡适是大名人,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新文化运动时期,一度成了毛泽东的楷模。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胡适又于1918年发表自称为“游戏的喜剧”的《终身大事》。胡适这一时期的文学主张、创作实践、研究工作,影响很大。1920年、1921年间,他进一步指责《新青年》对苏维埃俄国的介绍。

胡适:进步青年的楷模

胡适是大名人,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文化运动时期,一度成了毛泽东的楷模。毛泽东是怎样认识他的呢? 这些认识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呢? 颇为曲折,颇多启迪。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 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竟(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1]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2]胡适简介胡适(1891~1962),现代诗人、文史学家、“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初名嗣郙,学名洪驿,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上海一个亦官亦商的家庭。其父为清末地方官吏,其母系农村妇女。1895年春,始在家乡私塾就读。习四书五经。9岁起,阅读《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小说

思想上深受其父服膺的程朱理学的影响。

1904年春去上海,进新式学堂,学习了英语和西方自然科学,接触了严复译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梁启超的《新民说》,这些给他以很大启发。他在中国公学求学时,曾参加以“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为目的的竞业学会,并一度任白话文会刊《竞业旬报》主编,在该刊发表过一些白话文学。这一时期,他对旧体诗产生浓厚兴趣,因而放弃自然科学,走上专攻文学、史学的路。

1910年往北京考取庚子赔款第2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习政治、经济,兼治文学、哲学。1914年获文学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就学于哲学家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胡适后来忆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结论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17年完成了论文《先秦名学史》,这是为获取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而撰写的学位论文。同年夏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后又任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同年,与江冬秀结婚。其时,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锐意改革,集中了一批从日本、欧美留学回来的新派知识分子。他们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倡导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胡适是这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1917年1月,他尚在美国时,即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被诩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一时享誉全国。稍后,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又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1918年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复把所谓“八不主义”总结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1918年他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

在“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陆续发表《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新文学提供借鉴;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早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就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这些作品,虽然还留有旧诗的若干痕迹,但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开始打破传统的诗歌格律,内容也表达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情绪。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作了积极有益的“尝试”。胡适又于1918年发表自称为“游戏的喜剧”的《终身大事》。剧作带有易卜生的明显影响;尽管反封建的主题思想相当软弱,却以其触及觉醒中的青年普遍关心的婚姻恋爱自主、妇女解放等社会课题,曾经激起过强烈反响。

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说的考证工作。著有《白话文学史》(上)一书。1920年起陆续写成的关于《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志演义》等书的考证文字,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他将所考证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以《水浒传》为代表,称为历史小说,着重研究其历史演变过程;一类以《红楼梦》为代表,称为创作小说,着重考证其作者的身世、经历。1921至1933年间,共作5篇考证《红楼梦》的文章,否定了索隐派的旧红学,创立“自传说”,开始了后来被称为“新红学”的学派。

胡适这一时期的文学主张、创作实践、研究工作,影响很大。为此,他和陈独秀、钱玄同等曾一度成为封建复古主义者攻击的对象。但他的偏重语言、形式改革,强调点滴演进的看法,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明显带有改良主义、庸俗进化论和唯心论、实用主义的色彩。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胡适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1918年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但在1919年接编《每周评论》后,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杜威的点滴改良的实用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主张。

1919年秋,杜威来华讲学,胡适为翻译人之一。1920年、1921年间,他进一步指责《新青年》对苏维埃俄国的介绍。在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批评和抵制后,脱离《新青年》阵营,并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于20年代办《努力周报》,30年代办《独立评论》,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都是谈政治的。在愈益频繁地介入政治的过程中,他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

1922年胡适在其办的《努力周报》上,发表大量时事述评,提倡所谓“好人政府”,后又附出《读书杂志》,支持《国学季刊》,鼓吹“整理国故”,并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宣扬“读书救国”,要求青年“独坐在图书馆里”,“救出你自己”,终于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

1927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后,胡适虽曾因编集1929年《新月》月刊讨论人权问题的文章为《人权论集》出版,一度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但他随即在1930年4月作《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声言中国应打倒的“五个大仇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全然否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存在。1933年初,曾参加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北平分盟主席,但旋即因撰文强调维护政府权力,指责民权保障同盟,被同盟除名。此后,又在自己主办的《独立评论》上,一再发表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文字,走上了政治上依附国民党的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胡适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当时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中,成为进步青年学生的对立面。1946年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为国民党政府效劳。

30年代至40年代,胡适的主要学术活动,是继续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早在1919年即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书。继1927年出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后,1930年辑成《神会和尚遗集》、写成《菏泽大师神会传》先后发表,作为他研究中国禅宗史的成果。1931年发表《淮南王书》,是他研究道家哲学的成果。1934年发表《说儒》,自认为是研究儒家的重要著作。抗日时期在美国期间,曾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40年代后半期任职北大校长期间,还曾致力于《水经注》的研究。有关手稿,1979年在国内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胡适离开大陆去美国。1954年、1955年间,国内学术界从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诸方面,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以及他的反共政治立场,进行了批判。1957年,他出任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1958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于台湾。(www.xing528.com)

胡适的主要著作除上面已提及的之外,还有《胡适文存》(四集)、《胡适论学近著》、《藏晖室諸记》等。胡适逝世后,又有《胡适手稿》、《胡适选集》、《胡适口述自传》等书,在台湾出版。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对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的提倡。

试 析胡适比毛泽东年长两岁,成名成家较早,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赢得许多进步青年的钦佩、崇拜,一时成为学习的楷模。青年毛泽东也不例外。十多年后他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当年读《新青年》杂志时,坦诚地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在这里,他把胡适与陈独秀并列,作为自己当时的“楷模”。

毛泽东首先是从读《新青年》杂志上胡适的文章开始了解胡适的。然后,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旁听过胡适的课堂教学。胡适作为新派人物的代表,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社会上颇负盛誉,威望很高。他学贯中西,播撒着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深得广大学生和青年的欢迎和拥护。蔡元培曾称誉他是“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一个人。当时毛泽东也仰慕胡适。萧三在《1918年毛主席在北京和天津》一文中说:“当时文化界名人荟萃在北京,毛主席仰慕他们。杨(怀中)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介绍我们去拜访过其中几个人,记得我随同去访问过的有蔡元培、胡适、陶孟和。”这就使毛泽东和胡适交往更方便了。

对胡适的重要文章毛泽东是认真研读的,如《文学改良刍议》就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胡适提出,作文“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避俗字俗语”等,25年后毛泽东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再次予以强调。毛泽东还就哲学上的一些问题,诸如中西学术的关系、实验主义哲学等,请教过胡适,得到过胡适的当面指点。他还听过胡适讲演墨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胡适在北大所作“实验主义”的讲演,是他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一次讲演。毛泽东也受到实验主义很大影响,他把实验主义认作对抗思想强权的新思潮。他指出,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反动,“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

(1919年7月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陈独秀和胡适当时还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每周评论》。这个杂志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办《湘江评论》,从刊名到倾向,从形式到内容,都可看出明显受《每周评论》的影响。胡适也是这样看的,他甚至把新创刊的《湘江评论》称作《每周评论》的“小兄弟”。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出版)上发表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中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在这篇文章里,胡适特别赞赏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他说:“《湘江评论》的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章。”在毛泽东这篇文章中,还包含着易卜生的妇女解放论的观点,这和胡适所宣传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见,在五四运动时,他们是同一战壕向旧势力进攻的战友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适甚至以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外来进口的主义”指的是什么? 他没有明说。他只是表示反对谈“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而主张去研究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等。但是人们都知道,胡适反对的是主张“根本解决”的马克思主义。

这一点,胡适自己后来也是承认的,晚年他在台湾出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这“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毛泽东率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赴京,在北京停留了3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同胡适有所接触。他后来同斯诺谈起此事:“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谈了一些他同胡适交谈的内容。那时许多人都热心出国留学,毛泽东对此颇不以为然,同胡适讨论了出国留学的得失。毛泽东在信中对周世钊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非留学篇》载于1914年1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3号,主张设立国立大学为培养本国人才之所。文章说:“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曰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捍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本国办了好的大学,就不一定都要出国留学了。在办学方法上,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重视自修与研究,其精神与当时在教育界颇有影响的“道尔顿制”相近,可以采用。这一想法久久吸引了毛泽东。

在同一封信中,毛泽东还告诉周世钊,他曾经同胡适商谈过创办自修大学的计划:“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个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对毛泽东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成和支持的,并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毛泽东等人后来果真在长沙办起了“自修大学”,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新教育》、《教育新刊》、《新时代》等杂志都发表了评论。

1920年7月9日,毛泽东还给胡适写过一信:“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 教安。”此信手稿被保存下来了。从这一短简中,人们不难看出当年毛泽东对胡适是很尊重与信赖的。

1923年,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0日出版)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将国内各派势力分为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

他把胡适等“新兴资产阶级”划归“非革命的民主派”,并且认为他们是可以同革命派合作的。1949年以后,胡适就被认作反动派了,并且随着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文化学术界开展过对胡适的批判。现在看来,某些批判失之于简单粗暴。

胡适一生以“白话文的布道者”自居,事实如此。《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终身大事》为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文学革命”的口号不是由鲁迅而是由胡适最先提出来的。胡适还最先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某些批礼教、批节烈观、批孝道的文章,胡适发表在前,鲁迅发表在后,似有唱和关系。另外,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与整理方面,在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及古史研究方面,胡适都有开拓性的贡献。他一生获荣誉博士学位多达35个,这是中外罕见的。胡适还以“自由神”自命,1929年他发起了“人权问题”的讨论,大胆批评国民党的“党治”、“人治”,呼吁“法治”。他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为抗日四处借款,巡回演说。仅1942年上半年的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讲,结果因劳累过度,致使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青年时期的胡适写过《睡美人歌》,希望学习西方的“新制”,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振兴富强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赴美留学,“愿得西方医国术”,他翻译都德的《最后的一课》,拜伦的《哀希腊歌》;他弃农从文,决心“执笔报国”。等等这些,都说明了这个思想。尽管胡适后来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但他到死也未加入国民党。晚年离开大陆后,支持雷震等人在台湾办《自由中国》,一方面反共,同时也反对台湾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压迫。

从五四运动后期起,胡适因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改良,而逐渐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毛泽东当然也就与他分道扬镳了。但是,时至1936年,毛泽东仍对外国记者坦诚地承认他青年时视胡适为“楷模”,说明毛泽东评价人物是客观公正的,是历史的、辩证的、全面的。当毛泽东晚年读《红楼梦》时,他仍认为胡适批评索隐派的观点,还是比较对的。

胡适的错误已成历史陈迹,可为后人之鉴;胡适的学术成就,已融入民族文化遗产,价值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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