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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在百家争鸣中的独特地位

时间:2023-08-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试析冯友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在国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冯友兰是全国政协委员,因此参加了会议。当时冯友兰曾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散会的时候,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1964年,全国政协开大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作了一个发言。

冯友兰在百家争鸣中的独特地位

他是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教育家。他先是尊孔,后又批孔,晚年写出了独具体系的《中国哲学史新编》(7册),以九五高龄完稿。这样一位哲学大家,毛泽东认为他是属于哪种派别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百家争鸣,你(指冯友兰———引者注)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 ◎“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 [2]冯友兰简介冯友兰(1895~1990),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当研究生,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8~1952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29~1952年同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其中1930~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冯友兰除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外,还撰写了大量哲学与哲学史著作。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融会中国传统哲学与实用主义、新实在论之见解,提出“中道”的人生观。1930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册,1934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下册,有英文、日文译本,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写成《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6本著作,合称《贞元之际所著书》,把程朱理学与西方新实在论相结合,构成富于思辨性的哲学体系。1946~1947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时,用英文写成《中国哲学小史》,1948年在纽约出版,有意大利文与法文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二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新撰7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1990年7月,以95岁高龄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该年11月26日,与世长辞。

试 析

冯友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在国内外有很高的知名度。

开国大典前夕,许多著名的大学教授给毛泽东写信,决心抛弃旧思想,学习新思想。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在环境的感染下,也在1949年10月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5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八天后,冯友兰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信上写道: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十月十三日冯友兰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回信给他,意外的喜悦。但对信中“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这句话却不大理解,甚至还有一点反感,心想:到底什么才算是老实态度,我又有什么不老实?

1957年4月1日,毛泽东请几位哲学家史学家到他家吃饭,有金岳霖、郑昕、贺麟、胡绳,也请了冯友兰。

此前不久,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冯友兰是全国政协委员,因此参加了会议。他见毛泽东讲起话来既不拿讲稿,也没拿大纲,就像平常讲话一样,随随便便,有时还加一些诙谐,不由想起苏轼“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词,又想起杜甫“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诗句。

当时冯友兰曾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不久,他就得到邀请,去参加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分组讨论时,冯友兰正好与毛泽东是一个组,小组会议就在毛泽东住所开,由毛泽东主持。当冯友兰跨进毛泽东的家门时,毛泽东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原来毛泽东已经看过他写的文章,二人会心地一笑。

在小组会上,毛泽东叫冯友兰发言。冯友兰没法推脱,便摆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他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散会的时候,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1964年,全国政协开大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作了一个发言。闭会的那一天,毛泽东等全体中央领导同志来接见到会的委员,并一起合影留念。拍照时冯友兰正好站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座位背后的中间。毛泽东就座时一眼就看见了他,拉着冯友兰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冯友兰说:“主席比我大。”毛泽东说:“不行了,我已露了老态。”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情况。随之又问:“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吗?”冯友兰答道:“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这时,刘少奇也插话:“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接着,周恩来在一旁向毛泽东介绍冯友兰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毛泽东听罢点点头。

闭幕式结束,冯友兰到家后,颇有感触,写成一首七律,诗云: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196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开会,冯友兰又参加了会议。闭幕时,毛泽东又来接见了,并和冯友兰等几位搞文史哲的名教授合影留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冯友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然后全家又被赶出家门。直到1968年秋,冯友兰夫妇才被允许回到自己的家里,是作为宽大处理的,冯友兰觉得奇怪,不知何故。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你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至此,冯友兰才有所悟。但是,毛泽东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讲的,他不知道。在工宣队的动员下,他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感谢信。1971年5月间,谢静宜到冯友兰家,对冯友兰说:“我最近已看见毛主席了。毛主席叫我告诉你:你写给他的信,他看见了,谢谢你。”又说:“毛主席并且派我向你问候。”冯友兰受到了感动,又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还有一首诗,托谢静宜转达给毛泽东。

诗云:(www.xing528.com)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

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冯友兰心有余悸,又紧张起来,担心又成为众矢之的,遭受批判。后转念一想:何必怕呢? 我若和群众一起批孔,不就没问题了吗? 于是就写成两篇批判文章,在会场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

一天,《北京大学学报》的编辑碰到冯友兰,对他说:“你的那两篇文章很好,学报要。”“要哪一篇?”冯友兰问。“两篇都要。两篇在同一期内都登出来。”很快,冯友兰的两篇文章就在学报登出。不久,《光明日报》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北京日报》也转载了。两文为何受此重视呢? 直到1974年1月25日,听了谢静宜在国务院直属单位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他方得知内幕。谢静宜说:

“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谈到冯友兰的那两篇文章。毛主席一听,马上就要看。我立即找着这两篇文章当场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场就看,并且提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在毛泽东晚年有一个讲话录音,其中也谈到冯友兰。毛泽东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能写的,他的观点是唯心论的。”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冯友兰满怀激情写下一首挽诗,诗曰: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

一手振中华,百年扶昆仑

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

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

数日后,天安门前举行了毛泽东的追悼大会,冯友兰又作诗一首: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

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

冯友兰这些发自内心的悼念诗作,凝集了他与毛泽东的情谊,他对毛泽东的真情怀念。

文革”中,冯友兰遭受种种迫害,后因毛泽东发表有关指示,处境才有所改善。不料,“四人帮”被粉碎后,竟又一次遭到批判。他与毛泽东的关系被歪曲为与“四人帮”的关系,还被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任夫人又于此时在批判声中病故。于是,他总结以往的教训,决心今后“修辞立其诚”、“海阔天空我自飞”,“只写我自己……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再依傍别人。”1979年,冯友兰抛开“文革”前已出版的两本《新编》,以84岁高龄从头开始写7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此后的岁月,除1982年曾出访美国,接受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赠予之名誉博士学位以外,其他时间都集中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连政协会议也不出席(他是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常委)。经过十余年的奋力耕耘,终于在95岁高龄、逝世前不久完成全书。

作为一个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教育家,冯友兰一生写了30多部书,500多篇文章,共670万言(仅就已发现者而言),已编为《三松堂全集》。此外他还写有《冯友兰英文著作集》与《庄子·内篇》英译。

冯友兰曾说:所有这些著作都是“迹”,而不是“所以迹”。那么,什么是他的“所以迹”呢? 他说:“我经常想起《诗经》有两句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处在现在这个世界,有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旧邦’。这个旧邦要适应新的环境,它就有一个新的任务,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建设新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就是‘新命’……怎么样实现‘旧邦新命’,我要做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所以迹’。此‘所以迹’就是爱国情怀与文化使命感,它们是我冯友兰写作的巨大动力。”冯友兰的学术研究成就是很高的,在国内外影响是很大的。他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毕生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他始终主张在现代化过程中继承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他从事教育工作60多年,辛勤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工作者。他把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哲学的思考和民族的振兴,晚年自题的“阐旧邦以辅新命”、“心怀四化,意寄三松”,正是他呕心沥血于祖国学术和现代化的写照。

毛泽东对冯友兰的学术研究是关心和支持的,对他的每一点进步是表示欢迎和鼓励的,但对冯友兰学术理论的评价始终是严格的,始终认为他是属于唯心主义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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