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世界争端 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邓小平与杰弗里·豪

外交家们精疲力竭，谈判陷入僵局。政治家们高屋建瓴，僵局终被攻破。动摇港币地位，自搞一套班子强加于特别行政区的作法都不明智。

杰弗里·豪是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得力的外交大臣。1926年12月20日出生于威尔士塔尔伯特港，毕业于温彻斯特学院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先后获文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1964年，杰弗里·豪竞选议员获胜进入议会，开始进入政界。此后仕途顺利。1965—1966年及1974—1979年，先后任保守党影子内阁劳工、社会事务和财政、经济事务的发言人。1970—1974年希思政府时期曾任贸易和消费事务大臣。1979年进入撒切尔政府任财政大臣，1983年6月出任外交大臣。

杰弗里·豪属保守党欧洲派，是撒切尔夫人内阁核心人物之一。在他任外相期间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认为中英“两国的密切合作是加强世界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中英两国在世界和平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谈到邓小平与杰弗里·豪的结识与交往，就必然联想到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谈判与协商。

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同中国领导人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但在此后的半年里，由于英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立场不变，双方的磋商没有进展。1983年4月中英双方同意举行正式谈判。7月第一轮会谈开始，到1984年4月双方共进行了12轮会谈。此后双方转人讨论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事项。关于在香港设立联合机构问题是谈判中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中国方面提出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有关政权交接问题的基本设想，建议在香港设立常设性中英联合小组，其任务是协调中英协议的执行、商谈有关实现政权顺利移交的具体措施。对此英方坚决反对，强调不要正式确定1997年前为“过渡时期”，不应建立任何常设机构，以免造成中英“共管”的现象。中英会谈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1984年4月15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到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他从1978年之后的第二次访华。这次访华的主要任务就是同中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和其他双边关系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杰弗里·豪在与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的会谈中，双方对香港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杰弗里·豪表示今后将会用相当多的时间来讨论非常重要的香港问题，并希望英中两国政府对世界问题经常磋商，可以在动荡不安和危机四伏的世界上起着稳定和促进世界和平的作用。他还希望英中两国在广泛的领域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英中两国外长的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

4月18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了杰弗里。豪，双方就有关香港的重大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的见解。

邓小平对客人说，我们已多次宣布，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的现行制度50年不变，我们采取这一主张是同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联系起来考虑的。解决世界上的许多争端要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国际上“一分为二”的情况很多：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北方和南方……类似的还有些地方，必须维持世界的持久、和平、稳定，但要是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总是要爆发的。解决的出路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邓小平还强调说，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并表示可以考虑这个小组设在香港而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杰弗里·豪表示同意双方在此基础上讨论。

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邓小平说，自从大臣阁下1978年访华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同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仅仅是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使国民收入达到小康水平。我们还有第二个目标，那就是要在30年至50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接着说，中国的发展前途不取决于个人的作用，而取决于政策是否正确，路子对不对头。如果路子对，谁也不能改变，因为那样做不得人心。中国过去几年的变化符合人民的利益，他们喜欢，因此我们的政策将继续下去。

杰弗里·豪说，我这次来访，看到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看到邓小平主席容光焕发、满怀信心，我非常高兴。

邓小平与杰弗里·豪的亲切会谈进一步推进了香港问题的早日解决。(https://www.xing528.com)

当杰弗里·豪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时，公布了他访华的新闻公报，公报说，这次外交大臣的访华和他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在使双方达成所期望的协议方面进一步取得了进展，访问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将继续进行。杰弗里·豪爵士对中国政府的接待表示感谢，并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访问英国。

杰弗里·豪的这次访华对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会谈起了积极作用。继豪的访华之后，两国代表团又进行了七轮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会谈，并且为了就香港问题尽速达成协议的目的，在两国政府代表团下面成立了工作小组。双方代表团和工作小组都进行了不少工作，使中英两国关系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多，在经贸、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友好合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但是在此后三个多月的会谈中，英方仍然反对在香港设立联合小组，使谈判再次陷入困境。为了尽快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1984年7月27日，杰弗里·豪再次访华，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工作访问。杰弗里·豪说，他这次访问期间的中心问题是香港问题。

7月31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杰弗里·豪。

邓小平对杰弗里·豪说：“大臣阁下，辛苦了！这次双方谈得很好，我很高兴。感谢你在解决香港问题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也感谢撒切尔夫人的关注。这次双方交谈，是在互谅互让的气氛中进行的。”杰弗里·豪感谢邓小平接见他。他说，解决好香港问题，对双方都极为重要，英国首相也很重视这件事，她很高兴双方会谈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主要问题解决了，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说，双方在香港问题上采取的态度将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

在谈到“一国两制”政策时，邓小平说，“一国两制”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标志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就不能和平地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要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不变。

杰弗里·豪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政策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这一政策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振奋人心的概念，它能确保对双方都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业顺利进行，能够保持香港在1997年以前和以后的繁荣与稳定。

邓小平说，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在国际上会引起很好的反应，并将向世界各国提供解决国与国之间遗留问题的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

在香港的平稳过渡问题上，邓小平说：“我们非常关注十三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一九九七年后的事情。”他还说，我们希望香港在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把卖地的收入用作行政开支、随意增加人员、薪金以增加特别行政区政府负担、自搞一套班子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转走资金的情况。

邓小平在会谈中十分广泛而深入地表明了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杰弗里·豪也进一步阐述了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的态度。邓小平与杰弗里·豪的友好会谈为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基础。最后，中英双方商定，设立联合联络小组，小组于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2000年1月1日撤销。

邓小平和杰弗里·豪的几次会谈给杰弗里·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杰弗里·豪后来曾称赞邓小平这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可以“为全世界树立合作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