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错误不能单独归责，邓小平外交风云

——邓小平与法拉奇

法拉奇：“你对自己怎么评价？”邓小平：“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的政治气氛非同寻常。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了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后对内进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在中国经济刚刚开始步入正轨的同时，在政治思想领域则正在兴起一股极端思潮。有许多人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大肆诽谤毛泽东，更有甚者有人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层内部也有人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这时，西方与港台的一些评论也大肆煽风点火，说“大陆批毛，势在必行”。似乎赫鲁晓夫时代又杀回来了。

这股政治暗流严重地威胁着刚刚起步需要稳定、团结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也以敏锐的政治头脑对此早已有所察觉。他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革”的评价问题。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但是，形势逼人，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着手对毛泽东和“文革”作出权威性的评价。正如邓小平日后所说的：“一切都很清楚，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拿不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还是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如何对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进行评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从1979年秋开始，邓小平、胡耀邦亲自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

到1980年初秋，决议的基本思路已经形成。就在这年的8月21日，一辆高级轿车载着一位神秘人物驶入中南海。

此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奥琳埃娜·法拉奇，一位意大利的女作家，驰名世界的女记者。

法拉奇，1930年6月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从1946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经担任意大利《时代》杂志记者。1950年起任意大利《欧洲人》周刊特派记者。十几年来，她先后采访了各国政府和政党的著名人物30多人，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两次获圣文森特新闻奖，以及其他多种奖励。她还是《纽约时报》杂志、《华盛顿邮报》、《新共和》、《生活》、《展望》等美国报刊杂志和欧、亚、南美等地报刊的撰稿人，是一个具有极大世界影响力的著名记者。

的确，法拉奇干得很出色。越战炽热时，她出入河内、华盛顿，采访过武元甲、阮文绍、基辛格；中东危机时，她紧追阿拉法特、侯赛因；西德与东德暗送秋波，她便抓住维利·勃兰特；西班牙风云突变，她又出现在卡里略面前。她是许多政治家公认的最令人头疼的女记者。就连足智多谋、被誉为“超人”的基辛格博士也被她诱出内心本不想吐露的阴秘，弄得狼狈不堪，不得不承认“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

法拉奇又开始行动了。她把采访的目标选中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决议起草的主要负责人——邓小平。因为风云人物在北京。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要接受法拉奇的采访呢？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通过接受记者采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图，也有先例。如，当年毛泽东曾经接受过埃德加·斯诺的采访，就是通过斯诺的笔，世界才首次了解了毛泽东及其战友的奋斗历程。那么，邓小平在这时同意接受记者的单独采访，也是想借一位名记者的笔向外界透透风，宣示一下北京的态度。

邓小平单单选中法拉奇，当然并非偶然。这不仅是由于法拉奇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记者，而且也是因为法拉奇的采访方式合乎邓小平的需要。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并以提问尖锐、言辞锋利、泼辣著称。她的人物访问记也别具一格，她习惯于用录音机录下访问中的全部问答，然后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加以发表，再加上一个占一定篇幅的前言。她说这样才能真实，才能避免断章取义。她这样做既表明她的客观公正，又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因此，法拉奇在这方面的努力形成了她自己的特色。

基于此，邓小平想，会会这位让许多西方政客头疼的厉害的女记者又有何妨。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就是邓小平的风格。

采访共有两次。8月21日和23日。

法拉奇一开始就单刀直入，抓住敏感问题开始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的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等邓小平把话讲完，法拉奇突然话锋一转。更加尖锐地问：

“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从法拉奇所提出的问题来看，她在采访邓小平之前是早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进行每一次采访都费了心血……。我去见他们时往往情绪激动并带去了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在我采访他们之前总是先向自己提出。”

邓小平对法拉奇的提问也是早已有所防范，因此，他毫不犹豫地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

“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法拉奇紧追不舍，咄咄逼人。(www.xing528.com)

邓小平回答说：“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然后他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但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只是由于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另外，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

法拉奇又问：“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这是这次谈话中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实质上它涉及到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问题。而邓小平在负责主持决议起草过程中，早已对这一问题胸有成竹，因此，他坚定地说：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患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在谈话中，邓小平巧妙地运用辩证法思想对毛泽东的一生作出了客观的评价。众所周知，作出这样客观公正的评价对邓小平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大家对邓小平传奇式的经历早已有所了解，三起三落的政治命运对一位政治家来说，其一生是如何坎坷不平，三次被打倒的滋味何尝不时时刻刻震撼着他的心灵。他的儿子邓朴方在“文革”中被人推下楼，摔断双腿而下身瘫痪，不能自理，曾令这位政治家揪心难耐。然而，他在关键时刻，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坚持了党性第一的原则，理智战胜了感情，排除种种干扰，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在如何评价有关毛泽东的问题提问完之后，法拉奇又把注意力转到了邓小平本人问题上来。

纵观法拉奇一生对世界风云人物的采访内容可以看出，法拉奇采访的兴趣主要在个人，在于政治家个人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她自己也曾说：“我进行这些采访的目的是希望弄明白他们在掌权时和不掌权时是怎样左右我们的命运的。我要弄明白诸如这样一些问题：历史究竟是多数人创造的，还是少数人创造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还是取决于个别几个人？”

因此，法拉奇开始从邓小平个人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她问：“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机警地笑了一下，回答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都说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的回答诚恳而又灵活，真是天衣无缝，非常精彩。法拉奇不得不暗自佩服他眼前这位76岁老人所具有的机敏。但是，她是个永不服输的女强人，这次她干脆豁出去了。“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这是集体的力量。……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法拉奇继续问道。

邓小平说：“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他还说，领导职务终身制“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好头。”

法拉奇仍在探察。当邓小平谈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及其他许多同志都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时，法拉奇有意识地问道：“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谦虚地答曰：“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邓小平又不动声色地将自己归到了一般“革命者”的行列，体现了一个老革命家的高风亮节，这正是共产党人区别于一般人的地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民的公仆，邓小平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谈话在一分一秒地进行着。其间，邓小平时而发笑，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娓娓叙说，既潇洒又严谨，镇定自若，应付从容。法拉奇最后拿出了杀手锏，她问：

“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零分以下。”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

接着，法拉奇又顺势一推：“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回答的问题。法拉奇的确不好对付，邓小平也不得不佩服他眼前的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女强人。当时对毛泽东的具体评价还没有最后公布，在这种情况下，要让邓小平自己对自己作出评价，确实非常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又不好回避。只见邓小平笑了笑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然后他又把话题转到对毛泽东的评价上来：“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邓小平的自我评价既谦虚又客观，字字千金，掷地有声，令人叹服。

此外，邓小平还就国外及国内其他一些问题回答了法拉奇的提问。

两次采访共进行了4个小时。

法拉奇走了，邓小平通过了考试。通过法拉奇的笔，世界更加认识了邓小平，也更加清楚了北京的态度。八月的北京多云转晴，金色的八月是收获的季节，中国开始走上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