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论结，虽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在婚约纠纷的司法实践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陋俗旧规影响的残留。综合前述各端之探讨，究其原因，似可归纳为两点：一为国民党当局对中华民法亲属编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没有实质性的推进；二为国民心理之中的传统意识一时还难以根除，陋俗旧规的残留是中华民法亲属编有效实施的较大障碍。
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颁行之后，国民党当局没有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在社会上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和震动，主要依靠法院在裁判案件之时对法律的适用，以及当时报刊上学者们刊登理论文章等方式加以宣传，其实施的社会效果是大打折扣的。如此方式对于城市及知识阶层或许有效，但对于广大农村以及众多文盲半文盲来说，这点普及效应来得太慢，也很有限。如此良法为何不大力加以普及宣传，我们或许可从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讲话中找到些许端倪：“照我们看来，如果只施教化，而没有法律命令，使人民日常生活中没有一个规矩准绳可守，那的确是不行的。但是规矩准绳若骤然而来，立刻便雷厉风行地办起来，人民还莫名其妙，一切全靠法律驱策向前，那也非长久根本之道。”[27]
昔之婚姻，辄有父母主持，而封建之父母，则每以主观目光，强为男女订定婚约，而婚姻当事人之意思，反置之于不顾。[28]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内核的专制婚约，引发了追求婚姻自由的新青年的抗争，但在抗争的过程中遭遇传统的阻力之大也可想而知。正如时文所言，那可怜的新青年，处于这种旧家庭之下，意志稍微薄弱，或不耐违拗父母之苦意的少爷小姐们，不知不觉的竟把本身幸福深深地沉入海底！至意志倔强，可能挣脱的真正新青年，到底有几个呢？[29]
即使新法条文规定明确且缜密，但每每遇有新法条文与陋俗旧规发生冲突，推事、律师及当事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陋俗旧规之影响，亦如时文所言“每有将旧观念盘旋于脑际，遇有新法条文不合乎旧观念者即不敢适用”。[30]在立法层面上革故鼎新并不难，难的是涤除心中的陋俗旧规，并且越是涉及核心部分涤除起来就越是艰难，因此在婚约纠纷之中出现些许陋俗旧规残留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不过有一点必须释明，推事在判决书上的说理和判决主文，基本上都是有法必依，除了偶尔在案由方面发生混淆之外，大多数判决基本上还是做到了依法判决，基本上或甚少受到这些陋俗旧规的负面影响，陋俗旧规更多的是体现在本文前述几种情形之中。
The Observation of the Residual Phenomenon of Bad Customs and Old Rules in the Engagement Dispu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ou Aqiu
Abstract：Form the law level，the formulation of the Family Volume of the Civil La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rk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gagement from betrothal marriage to the freedom of marriage.In the national legislative level，transformation has been achieved from the traditional engagement to the modern engagement，but in the folk judicial practice，due to the traditional legal consciousness has been stroke root in the minds of people，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is difficult to sync with the change of national legislation.Because of the great variety of the judicial practice，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of theory which cannot be synchronized to follow up，a variety of the residual phenomenon of bad customs and old rules have also been appeared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in spite of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the judicial practice is in general under a legal framework.Bad customs and old rules embodied in the subject of action，embodied in the legacy of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customs，and also embodied in the written complaints.There are also bad customs and old rules in the litigation concepts.According to the disorderly cause of action，lawsuit mess can be inferred from it.As can be seen from the above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the reason can be summarized as two points.One reason is that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Family Volume of the Civil La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made up no substantial progress，the 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national psychology of the traditional consciousness is difficult to eradicate for a while.
Key Words：marriage disputes；bad customs；old rules；residual phenomenon
【注释】
[2]陈鹏著：《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3页。
[3]《司法公报》第二号，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十九日。
[4]《司法公报》第一百九十三号，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6年）六月二十二日。
[5]《司法行政公报》第六十二号，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七月三十一日。
[6]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Q185-3-23714，题名：上海地方法院关于华淑媛诉李幼香等解除婚约案。
[7]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8页。
[8]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51页。
[9]《江苏浦东高桥的婚丧风俗谈》，载《生活》（第一卷）合订本，上海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档案，编号：D2-0-491-251。
[10]秩音：《绍兴之婚俗》，载《申报》，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十二月九日。
[11]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于1925—1926年编成民律第二次草案，该草案明确提出了定婚无效的概念，不过对何种情况为定婚无效没有做进一步说明。但该草案规定的定婚无效与中华民法亲属编所规定的婚约无效明显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外延和内涵上各不相同。(www.xing528.com)
[12]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Q185-3-17922，题名：上海地方法院关于周云芳诉杨修金确认婚约无效案。
[13]同上注，详见案卷附件，上海地方法院刑事判决[中华民国卅七年度（1948年）刑诉字第九八七号]。判决书摘录为：“（被告）罪证极为明确，自难容其事后饰词翻异，应依法论科，惟念被告与被害人间事前曾有家长订有婚约，被害人虽未同意，被告犯情显堪悯恕，爰减轻其刑二分之一。”
[14]江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J018-2-18491，题名：何柏勋等婚约上诉案。
[15]江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J018-2-17584，题名：龚勉仁解除婚约上诉案。
[16]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Q185-3-915，题名：上海地方法院关于唐巧云诉王生堂确认婚约无效案。
[17]李宗文：《中华民族的劣性及其救治》，载《民国日报》，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月十日。
[18]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Q185-3-1829，题名：上海地方法院关于韩兰珍诉王锡高确认婚约无效案。
[19]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Q185-3-3232，题名：上海地方法院关于徐荣达诉龚囝囝确认婚约无效案。
[20]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64页。
[21]曹文若：《离婚问题》，载《民国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36年）二月七日。
[22]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Q185-3-20002，题名：上海地方法院关于薛福康诉曹玲琴、曹阿六确认婚约无效案。
[23]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Q185-3-10491，题名：上海地方法院关于严志良诉董菊英确认婚约无效案。
[24]笔者就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颁布前夕即1929年10月1日—193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刊载关于反对专制婚约的登报声明做过统计，有关反对专制婚约的登报声明共49例，其中声明婚约解除33例，占68%，声明否认婚约9例，占18%，声明婚约无效5例，占10%，声明撤销婚约2例，占4%。
[25]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编号：J018-2-17867，题名：杨凝明确认婚约无效上诉案。
[26]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Q185-3-11051，题名：上海地方法院关于石星山诉江杏宝履行婚约案。
[27]《自责就是自救，自救就是救国》，载《中央日报》，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二月九日。
[28]曹文若：《离婚问题》，载《民国日报》，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36年）二月七日。
[29]《少爷小姐们的婚姻，做父母的何苦来》，载《民国日报》，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七月二日。
[30]《旧婚约亦适用新民法之规定》，载《法令周刊》第一百十二期，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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