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开山一家：典型移民群体

影视艺术将民间社会展现为动态的故事场景，并在故事场景中塑造典型人物，而塑造典型人物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该人物具有的某些特性来反映特定群体所具有的共性。例如在张艺谋导演的经典电影作品《秋菊打官司》中，就通过塑造一个一心想要为被村长打伤的丈夫讨个说法的乡村妇女形象，来反映在改革开放初期传统农村社会人们的法律观念。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离不开电影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初期）、独特地域（内陆农村）以及所代表的人物群体（乡村妇女）等视角，当然秋菊也是这些视角的载体。由此，如前文所述电视剧《闯关东》从时间（清末民初）、地域（东北地区）、人物（山东移民）三个视角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态，而以朱开山一家为核心的人物角色及其故事展开既是这三个视角的具体而微的体现，也是这些视角的重要载体。

首先，从时间视角来看，《闯关东》中朱开山一家的举家迁徙到东北，和家中成员各自的一些相关经历，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就朱开山一家能够顺利举家迁徙到东北地区定居而言，与当时清朝末年战乱不断、内外交困有着很大关系，清政府对东北解禁一方面是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转移因战乱（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陕甘回乱等）等导致的大量流民；另一方面面对沙俄、日本在东北地区势力的逐步渗入，“移民实边”无疑是巩固边疆、实质控制东北领土的绝好方法。沙俄陆军大臣克罗巴特金曾言：“我国最惧者，为中国之移民与蒙古北境盖沿西伯利亚之国境。去平和而稀薄之游牧民，而代之以反俄之中国人，实为危险。”^[5]可以说，面临着内外交困的格局，清政府对东北的完全解禁可以被视为被动情况下的主动为之，这在电视剧中多有情节反映：朱开山在东北站稳脚跟以后，其妻子（剧中称文他娘）带着传武和传杰两个孩子投奔他，准备走海路从登州乘坐渡船前往旅顺，在此场景中不仅有官府组织的兵勇维持秩序，更有官府许可的船队负责客运，特别是在海运过程中恰好遇上日俄战争等历史事件等等一系列情节，都可以表现出清末政府对东北的解禁的时间背景。在此背景下，一系列国家法层面的变革在与对传统民间规范的冲击在剧中也有体现。

其次，就人物视角来看，东北的移民中山东籍移民占了绝大多数，而朱家就来自山东地区济南章丘朱家峪，作为来自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移民，深深受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重视孝道，注重礼仪，强调家族，带着这种传统移民东北，朱家无疑体现了最为典型的山东人的形象。从朱家总体来看，强调作为一家之主朱开山的绝对权威在剧中是随处可见的，不管是他是去老金沟淘金，还是传武传文的婚事，又或者是收留鲜儿做义女等等都是取决于朱开山的个人意志。此外，在剧中也有多处朱开山实施家法的情节，例如传文悄悄送走日本弃儿一郎时以及传武抗婚时，朱开山都曾当众或在家中对其施加一定的训诫乃至轻微体罚。在剧中也有多处体现山东人重视规矩的情节，例如夏掌柜带着学徒朱传杰前去参加元宝镇商界的聚会，传杰在众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守规矩、懂礼貌，例如不随便说话、等长者落座等，正是山东人重视儒家伦理道德指导下规矩礼仪的具体而微的体现。(www.xing528.com)

最后，就地域视角来看，山东移民的迁入地东北地区由于开发相对较晚，土地资源丰厚，个人的生活相对而言不太依赖大的宗族势力，儒家伦理道德的约束相对薄弱；同时加上“闯关东”者多是因家乡土地资源紧张，难以生存，背井离乡，为求活路不得已远离了原有的生活环境，受到传统的束缚也较小，宗族社会所代表儒家伦理道德的约束力有些许式微，或者转化为小家庭的形式甚至在个人身上体现出来。^[6]而强调小家庭和追求个人利益的现实境况，以及东北地区国家对民间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历史机缘，就为移民社会另一些势力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在电视剧中就反映为在以朱家所经历传统乡土社会和商业城市社会以外，还有若干既有别于传统乡土社会的边缘社会势力，例如容留鲜儿的戏班子、土匪首领震三江所当家的二龙山，以及把头老独臂所管理的山场子和朱开山早年去淘金的老金沟金矿等等。这些边缘社会势力因其自生自发的特点，拥有着和国家法所不同的规范模式，与乡土社会之间也有着规范上的互动。对这些自生自发的边缘势力所组成的社会形态我们不妨称之为“江湖”，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曾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名句，在这里“江湖”是和庙堂相对的概念，可以将此看作是最广义上的民间社会。但为了区别“闯关东”促成的移民社会中传统乡土社会形态，所以本文特以“江湖”指称例如戏班、土匪、淘金客等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边缘势力组成的社会形态，以“江湖规矩”指称这些势力内部所自生自发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