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 宋代苏轼 “读书万卷不读律” 之说也可以证明司法官员不注重法律，明清八股取士更无官员注重阅读律典。因此，融汇古代经史的儒学一直贯穿于两汉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国古代的官吏选任制度一直以经学和文学为其主要内容，律学在中国古代与经学、文学相比，只能处于附属地位，司法官员专门化、职业化的司法能力和素质远未形成。
当然，历朝历代不乏一些针对司法官员的专门规定，如商周根据德行标准选拔司法官员，如商朝把“政务、理民、执法”作为选拔和任用官吏的标准，西周以“三俊”德行标准[7]作为司法官员选任的前提，以免任用奸佞之辈决狱断案；秦朝强调“以法治国”，官员大多从熟悉法律的刀笔吏起家，而他们是否明了律令则是区分“良吏”与“恶吏” 的重要标准之一；唐科举设有“明法”科，司法官员委任需要进行理论性律义和实际性案例操作的考试；宋代多次下诏要求臣僚“习读法令”，在选任司法官员时把法律考试作为重要内容，如宋神宗规定进士必须经过“试法”才能授官。但是，汉武帝独尊儒学后，经学、儒学一直在科举考试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主要限于中唐以后不到两百年的进士一科，整个唐代的明经、三传等科以及“天宝之季”以前的进士科，经学或以经术论时务的策问都占主要的地位，宋元以后科举以经学为里、文学为表，明清八股取士一定意义上也是以经学为内容，以文学为形式。[8]唐宋虽有明法科，但不为时人所看重，其“书判”流于形式， “这种书判，讲究辞章，注重用典，却不必具引律文，照顾现实。其为司法文书是虚，经营文章是实”。[9] 宋代苏轼 “读书万卷不读律” 之说也可以证明司法官员不注重法律，明清八股取士更无官员注重阅读律典。因此，融汇古代经史的儒学一直贯穿于两汉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国古代的官吏选任制度一直以经学和文学为其主要内容，律学在中国古代与经学、文学相比，只能处于附属地位，司法官员专门化、职业化的司法能力和素质远未形成。(https://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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