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改革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 年 “政治控制” 导致国家与社会基本处于同构一体的一元化关系，这种一元化关系窒息了社会自我发展的空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完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处在不断调整之中：20 世纪80 年代，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相继推行，表明了国家向基层社会的分权；20世纪90 年代，一些政府机构在政府机构改革中被改造为行业协会，如轻工业部变为轻工总会，纺织工业部变为纺织总会，相应的政府管理职能也移交给行业协会；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和21 世纪初，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态度由消极的禁止转变为积极的培育，同时也将部分管理职能下放给特定的社会组织。 目前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已经超过三百余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6] 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具有政治和行政属性的群众团体也开始转变职能。随着这些措施的不断实施，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范围和力度都在缩小或减弱，控制手段也逐渐程序化和规范化，社会的自主性、 自治性和独立性不断增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元化结构逐渐向有限的二元化结构演变。
（二）改革开放后国家和社会关系改革的问题反思
经过改革开放30 多年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两者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是依然存在诸多需要反思的问题：第一，政府职能改革与转型的单向度导致社会生长机制缺失。政府职能改革具有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特点，政府职能转型不彻底，政府依然承担了较多本属于市场和社会的职能，对社会组织培育力度远远不够，甚至将社会组织的发展纳入国家体制之内，从而导致社会生长机制的缺失。第二，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的失衡。国家对社会发展主导权过大，往往过多干预社会力量的自我发展，尤其当社会力量的发展变化超过相应预期时，这种干预便变本加厉，迫使社会妥协的国家强制力的过多使用将危及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而社会力量无法与国家权力抗衡，无法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第三，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和规范性不足。受到国家权力的影响，社会组织自我发展的动力不足，在很多事务上依然依赖国家，缺乏自治能力；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执行力不够，导致组织行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7](www.xing528.com)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定位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国家和社会关系应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发展定位：第一，国家以社会为基础的价值理念。国家不应代表特权阶层的特殊利益，应该回归社会，代表社会普遍利益，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旨归，国家和社会关系应朝有利于社会力量生长的公民社会方向发展。第二，国家要积极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成长。社会力量具有两面性，既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有益补充，又可能违法犯罪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8] “一个内部非规则（强制的、等级的）市民社会内部能量积聚越大，与国家和政府冲突的可能性程度就越高”[9]。国家要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引导社会力量的健康成长，通过确立社团组织原则使得社会组织在民主、 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产生，制裁违反法律、危害社会的消极力量，使得社会组织的发展获得公平、有序的社会环境[10]。第三， “强国家、强社会” 的格局定位。 目前国家和社会关系 “强国家、弱社会” 的格局不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要求，应当顺应现代化潮流追求“强国家、强社会” 的格局定位。 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需要以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发展为目标。一方面国家必须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社会治安等方面具备足够的能力和权威，特别是在我国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国家能力的不足会导致社会的无序乃至混乱；[11]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合理界定其权力边界，确定其干预社会的必要界限，“一般地说，国家的干预表现为把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契约性规则赋予法律效力，或者是社会成员在公民社会的 ‘私域’中意识到仅凭社会契约性规则无法解决他们的冲突时，国家才可以出面裁决与调解”[12]，从而使得社会组织获得充分的培育和发展空间，增强社会的自我管理、 自我规范、 自我调节的能力[13]。强国家、强社会的联手方能成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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