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庄解放时期的研究成果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攻占上海的战役，在战事进入市区前，上海钱业公会通知同业自5月24日起所有钱庄停业三天。5月27日国民党军队余部溃逃，上海全部解放，十多年的战争阴霾彻底终结，上海迎来了新时代。自此日起，上海钱庄相继复业。在长期失序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被侵蚀、磨炼的上海钱庄，应该说，是以畸形的经营状态迎接上海的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营业的钱庄共有80家，除义丰、永庆、永生、致昌和永裕5家外地分庄外，其余均为上海本地钱庄。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钱庄是安康余钱庄，成立于1830年，已近120年历史；历史最短的钱庄为宏昶钱庄和致昌钱庄上海分庄，迟至1948年才获得营业资格，表2-1是根据各家钱庄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的排列。若按照成立的历史时期划分，那么晚清时期计12家，北洋政府时期为17家，南京国民政府前期4家，抗日战争时期14家，抗战结束后成立了33家。⁽³³⁾也就是说，在80家钱庄中，抗战之前成立的钱庄为33家，⁽³⁴⁾而在长期战争和严重通货膨胀环境中成立的钱庄达47家之多，占钱庄总数量的一半以上。

表2-1　1949年5月营业的上海钱庄

（续表）

（续表）

说明：①安康余钱庄和安裕钱庄的成立时间，多处史料记载分别为1870年和1879年。但是这两家钱庄分别是由1830年成立的南履和钱庄和1866年成立的北履和钱庄改组而来。为了与本书第六章、第九章的内容保持一致，避免混乱，此处两家钱庄的成立时间分别选用1830年和1866年。

②上海80家钱庄成立的时间，不同的档案、文献记载颇有差异，即使在《上海钱庄史料》中，不同的页面中记载也有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或许因为“设立时间”本身包括有钱庄管理层自行宣布成立的时间、政府当局批准成立的时间和钱庄正式开业时间之分，当然也不排除档案文献本身记载方面的错误，因此这种差异不可避免。此表格中的设立时间是以档案记载为基础，与其他文献进行比照、辨析而确定。另外，对于抗战胜利之后“复业”的钱庄，其设立时间统一按照“复业”的时间进行编排，其“初创”时间详见第六、七章各家钱庄简史。

资料来源：《金融业同业公会登记会员行庄公司负责人、创立年月、职工人数一览表》，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2-4-11；《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会员登记表》，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2-4-15；本书第六、七章各家钱庄简史所引用的档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94~96、189~190、193~202、261、264~269、313~321、344~349、385页等。

到上海解放时，各家钱庄的资力已普遍比较薄弱，这主要是金圆券飞速贬值所造成的资金缩水，加上国民党当局以法规法令进行“管制”的结果。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措施办法》，宣布发行新币金圆券，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法币。在法定货币有贬值倾向的情况下，金银、外币属于保值资产，所以民众一般会争相持有。但是，国民党当局在宣布金圆券为法定货币的同时，也颁布了另外两个法令，其中《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除中央银行外，所有其他中外银行非经中央银行之委托，不得收兑、持有或保管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要求人民持有者必须于9月30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按照规定的比价兑换金圆券；另一个法令《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凡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限期向中央银行及其委托之银行申报、登记并移存，违者予以制裁。⁽³⁵⁾因此，钱庄和众多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一样，被强制要求交兑或申报移存金银外币、外汇资产。根据上海市钱业公会档案的不完全统计，上海钱业被迫缴出的金银外币，共折合金圆券5 954 205.295元，详见表2-2所示。

表2-2　1948年上海钱庄向中央银行交兑的金银外币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367页。

按当时中央银行规定的折合率，即金圆券200元合1两黄金计算，上海钱业被迫缴出的金银、外币共值黄金29 771.03两。与此同时，钱业也被迫缴出相当数量的美元、英镑、港币、荷盾等外币证券以及法币、规银证券。⁽³⁶⁾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上海银钱业的金银外汇资产受到前所未有的劫夺。

上海钱庄依照规定，以全部的金银、外币等资产兑换了金圆券。但是，金圆券却在发行后9个月零几天的时间里，飞速贬值，其价值从每元合黄金0.005两，惨跌到每元合黄金0.000 000 000 6两，贬为原值的一千万分之一。⁽³⁷⁾因此，受货币贬值的影响，钱庄的资力必然大大缩水。

钱庄资力薄弱首先表现在资本额方面，根据194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的《商业银行调整资本办法》，上海钱庄最低资本额应调整至商业银行最低额之半，即金圆券250 000元。按此标准，各家钱庄分别增资。表2-3是去除外埠5家分庄之外，75家钱庄的资本额统计情况。

表2-3　1948年上海钱庄资本额分类统计

说明：资本为50万元者是金源和福源钱庄，资本为37.5万元者是春茂钱庄，资本为30万元者是徵祥、同余永记和万祥泰钱庄，资本为27.5万元者是福利钱庄。

资料来源：《上海市钱商业同业公会会员钱庄增资后资本总额表》，《钱业月报》第20卷第2期，1949年2月。

上表显示，占总数大约91%的钱庄，其资本金停留在财政部要求的最低限额250 000元；⁽³⁸⁾75家钱庄的平均资本额也仅为金圆券260 700余元。如果按照1949年5月23日的烚赤场外市价，每两合金圆券16亿元计算，⁽³⁹⁾每家钱庄的资本金仅合黄金1.6两，实在是微不足道。

存款额也是衡量钱庄资力的重要指标。考虑到通货膨胀的缘故，以金圆券为货币单位的存款金额已无法反映钱庄的真实情况，所以需要换算成黄金来考察。抗战前夕，全国法币的发行总额约为14亿元，而上海76家私营银行、钱庄存款总额便达到法币4.7亿元，折合黄金为47万条。抗战时期以及战后，由于受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到1949年2月底，上海219家私营银行、钱庄的存款总额为金圆券55.896亿元，当时尚合黄金3 700余条；而上海解放之际整个私营金融业的存款总额已达金圆券30 000亿元左右，但却仅合黄金100余条。⁽⁴⁰⁾另据1949年6月底的统计，204家开业的私营银行、钱庄存款总额共计433 961元（折合新人民币计算），折合黄金31 711两，仅为抗战前夕上海76家私营银行、钱庄存款总额的1/150。⁽⁴¹⁾由此可见，到上海解放之际，私营银钱业的资力已相当薄弱。在银钱业整体资力严重缩水的情况下，上海钱庄自然也在劫难逃。

上海钱庄单独的存款数据，可见表2-4所示。上海解放前夕，由于战事的缘故，钱业公会通知各钱庄于5月24日停止营业，之前5天全体钱庄的存款余额，可以直接反映钱业当时的状况。

表2-4　1949年5月18日~23日上海钱庄存款余额统计(www.xing528.com)

说明：5月22日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75~377页。

上表显示，各家钱庄每日存款余额并无大的变化，小的钱庄有时日存款余额也会达到几十亿元金圆券，但其价值却是微不足道的。截止1949年5月23日，各钱庄存款总计为4 594.54亿元，根据这一天烚赤场外市价，每两合金圆券16亿元计算，5月23日上海80家钱庄全部存款仅折合黄金287.15两。因此，从存款情况可以窥见上海解放之际，钱庄资力薄弱之状况。正如此前钱业人士自述：“自通货膨胀，经济失序，社会大宗资金早已不复渗过金融业，是以今日庄号资力远非战前可比。在昔一家乡镇钱庄银号之存款，足以接济数百户农民之周转，而一家都市钱庄银号之资金，最低亦足供数十家大行厂之营运。今则时移事异，腹地庄号仅有数亿元之呼吸，小者不具论，即令拥有百十亿之存款，衡其力不啻一家棉布店百余箱存货之值，以之应付现阶段之社会供求，其不前蹶后踬者几希。”⁽⁴²⁾

当然，上述钱庄的存款情况，只是公开的账面数字。要考察这一时期钱庄的真实资力，不应忽略暗账的存在。如前所述，在国民党当局金融高压政策和极端恶性通货膨胀的环境中，即便是以规范经营自誉的钱庄，也会以逾越常规的方式以求自保。比如，多数钱庄设立暗账，通常拥有明、暗两套账簿，因此仅看正账数字未免是片面的。据统计，1948年8月份上海钱庄存款总额为金圆券468.8万元，而整个钱业的资产值即资产减去负债，仅剩金圆券21万元；9月资产值为66.8万元，⁽⁴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前文所述，钱业被迫缴出金银外币时，兑出的金圆券却达到5 954 205.295元。可见，其中存在着较大的资产差额，这便是当时钱庄运用暗账隐匿的结果。设立暗账，是存在于钱庄中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上海解放时。因此，不否认因连年战争和货币贬值的影响，上海钱庄资力已经严重缩水，营业艰难，但是在考察钱庄资力的真实状况时，还必须结合暗账等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在上海解放前夕，钱庄的业务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即存放款数额、存款种类和实际的业务内容。

首先观察存放款情况，从金圆券币制改革起至1949年1月，总计6个月上海钱庄的存放款数据，如表2-5的统计。其中，存款数字为全体钱庄的定期、活期、储蓄、通知、信托及本票全部数字；放款数字包括贴现、进口押汇、出口押汇、活期放款、活期质押放款、活存透支、活存质押透支、定期放款、定期质押放款，两者都不包含同业往来数据。

表2-5　1948年8月~1949年1月钱庄存款放款统计

说明：1949年1月之后的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88页。

在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情况下，民众是不愿意把资金存入金融机构的，表现为钱庄的存款数量必然减少。需要注意的是，上表6个月的存款总数大体是逐步增加的，不过这只是账面数字的增加而已，若与金圆券增发的数字以及市面充斥的游资数量比较，这些数字并不能代表着钱庄业务的增长。如果再将货币通胀率的因素考虑进去，应该说存款的实际价值是在缩减的。因此，账面存放款数量的增长趋势，也并不能代表这一时期钱庄营业状况是良好的。另外，从存放款比率来看，6个月份中，其中3个月份的放款是大于存款额的，特别是1948年8月，放款占存款的比率高达228%，也就是说，放款额竟是存款的2倍多。说明这一时期钱庄的运营是极不稳健的，也是钱庄对恶性通货膨胀经营环境的一种反应。1949年2月~5月未见留存下来的完整数据，但是因为恶性通货膨胀愈加严重，情况只能更糟糕。

存款种类主要考察定期与活期之比，由于缺少单独的关于钱庄存款种类的资料，考虑到1948年银钱业所处的整体环境和营业状况是大体相同的，所以仍然用全体银钱业的数据来分析，如表2-6所示。

表2-6　1948年上海银钱业存款种类统计

说明：1948年1月、7月的货币单位是法币，8月、9月、10月是金圆券。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0页。

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对于存户来讲，定期存款即意味着资金的贬值，而活期存款则可以随时运用。上表显示，无论是1948年金圆券币制改革之前还是之后，银钱业的活期存款都占到存款总额的90%左右。在已知的5个月份中，即使存款有所增加，但仍以活期存款占绝大多数。对于钱庄业而言，活期存款数额虽然多，但其流动性大，具有不稳定性，很难加以利用。何况，政府当局对银钱业的各种存款准备金有严格的规定，并多次调整，如1947年国民政府颁布的《银行法》中规定，钱庄所收普通存款应向国家银行缴存保证准备金，其中活期存款的比率为10%~ 15%；同时钱庄还应提存付现准备金，其中活期存款的比率为15%，⁽⁴⁴⁾加上钱庄本身应该留足的库存准备，因此即使是活期存款，真正可运用的部分也大为缩减了。

由于定期存款少，钱庄可以运用于长期放款的资金自然有限，而且，因为通货膨胀率又远高于放款利率，纵使有足够的资金去放款，也很难做到有利可图。于是，很多钱庄的放款变成了日拆，甚至半日拆，但即便是这样的短期拆放，也是有风险的，毕竟可利用的都是活期存款。在这种情况下，钱庄和众多私营银行一样，业务内容变得极为简单，储蓄和信托业务已经近于消失，一般的存放汇业务也在衰退中。钱庄每天的收付虽然数目惊人，但都是活期存款和短期拆款，实质上已沦为一种票据与现金的收付机构，成为一般人调拨头寸的中间人。

根据1949年3月的统计，全市商业行庄有两百七八十家，而存款总额约为金圆券600亿元左右，其中十分之二存中央银行为保证准备金，另十分之三四为准备库存，所余最多为十分之四五，即大约300亿元可用于举办短期拆放。按照日拆60‰计算，扣除存息15元，每千元净赚45元，那么一天的总收入仅13.5亿元，用来维持全市各行庄大约万人以上的薪金支出，和一切基本的营业费用，已是万分拮据。⁽⁴⁵⁾这种困顿状况，遑论对工商实业的扶助了。事实上，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上海钱庄与工商业正常的往来联系明显减少了，对于工矿业的放款更是少而又少；相反，出于利润的考虑，与工商业中的投机成分加强了往来。

综上，在存款数字没有合理地增加，活期存款又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钱庄的放款业务自然相对减少，收益受到影响。但是钱庄每天的开支，则因物价指数的不断上升而日趋庞大，正规钱庄从事合法存放业务，变得日益艰难。与此同时，地下钱庄高利吸收游资，既可套借正规钱庄的资金，又能躲避政府的管制，自定高息，获利丰厚，扰乱市场，也极大地压缩着正规钱庄的生存空间。在混乱的经济金融秩序中，多数钱庄的不规范经营逐渐成为常态。实际上，到了1948年下半年的时候，一般的钱庄都已经重操旧业了，通常设置两套账簿，一为明账（即正账），主要应付政府当局检查；一为暗账，用以记载实际收付。

上海解放之际，不仅钱庄，甚至整个银钱业都在使用明暗两套账的办法来进行投机，私营拆放、收取黑市利息等等。随着暗账规模日渐扩大，不仅正账上的利润收入可以转移隐匿到暗账上去，就是资产部分也可以用处理或出卖的方式，按原来账面即比转移时实际价值要低得多的价格，或略高于账面价格转移到暗账上去，以致于正账上的实际资力显得格外薄弱了。特别是有些账面上没有固定资产如房地产、投资等项目的钱庄，其暗账资产价值通常是超过正账的，这种情况已是当时业内公开的秘密。

整个上海钱业资力薄弱，实力下降，各种违规经营成为常态，而政府当局经常性地把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管制作为重要的应急举措，颁行的各种业务法规和临时法令虽然多如牛毛，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包括钱庄和私营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战战兢兢，动辄获咎，进退维难，然而管制愈严，秩序愈加混乱，已形成恶性循环。面对金融秩序的极度混乱，无论是钱业，还是银行业无不深感前途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