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与社区团结，掀起抗议运动：《习惯的力量》

晚上6点时，克里夫兰大道的公共汽车到站，一位身材矮小的非洲裔美国妇女上了车，从钱包里取出10美分投入投币箱。她42岁，戴着无框眼镜，身穿一件过时的棕色夹克。

那天是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故事发生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这位妇女刚结束了她在蒙哥马利集市上忙碌的一天，她在集市上一家百货公司里当缝纫女工。公共汽车上人很多，并且，法律规定，公共汽车上前面四排座位要留给白人。

当时，允许黑人坐的后排座位已经坐满了人。所以，这位叫罗莎·帕克斯的妇女坐到了中排的座位上，正在白人座位的后面。这个区域，什么肤色的人都可以坐。公共汽车继续向前开，上车的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儿，车上已经坐满了，而且有好些人站在了走道上，其中就有一位扶着顶部扶手站着的白人。司机詹姆斯·F·布莱克看见一个白人站着，就对坐在帕克斯那边的黑人喊，让他们给白人让座，但是没有一个人按照司机说的做。也许是因为车厢嘈杂，他们没听到。布莱克在蒙哥马利大道的帝国剧院车站前停下车，然后向车厢中部走去。

“你们最好有自知之明，把这些座位让出来。”他说。三个黑人乘客站起来向车厢后面走去，但是帕克斯像没听到一样一动不动。她对司机说，她并没有侵犯“白人专区”，而且，只有一位白人乘客没座位。

“如果你再不站起来的话，”布莱克说，“那我就要报警让警察拘捕你了。”

“悉听尊便。”帕克斯说。

司机走开，叫来了两名警察。

“为什么你不起来让座？”一位警察问。

“你们为什么要驱赶我们呢？”她反问道。

“我无法向你解释。”警察回答，“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你被捕了。”

此刻，虽然没有人注意到，但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权运动已经开始了。这个小小的争端是一连串运动的导火索，这让民权运动从社会活动家在法院和立法机关里的斗争，演变成整个黑人社群都参与其中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蒙哥马利县生活的黑人站起来，不断参与到抵制公共汽车的运动中。结束他们运动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进行种族划分的条款从法律中删除。这场抵制运动让公交公司损失惨重，让千百万抗议者团结了起来，并涌现出了一位富有领导才能的年轻领袖（他的名字叫小马丁·路德·金），还发起了一场涉及小石城、格林斯巴勒、洛利、伯明翰的运动，并最终传到了美国国会。帕克斯会成为一名英雄，会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会成为一个光辉的榜样，告诉人们一次小小的反抗是如何给世界带来天翻地覆改变的。

但是，故事还没结束。罗莎·帕克斯和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运动之所以会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和事件，不仅因为这一单独的抵抗行为本身，还与整个社会形态有关。帕克斯的经历昭示了社会习惯的力量，这种不假思索的行为，往往是很多人不会注意到的，但是这其中正蕴含了改变世界的力量。社会习惯能够让大街上挤满示威者，他们也许互不相识，他们也许有各自的游行理由，但是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为什么一些小小的行动会变成改变世界的运动，而另一些则无法形成规模？社会习惯就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而社会习惯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就在于许多运动的根源（比如大规模的革命，或者教会中的微小波动），即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谓的三个过程，而这三个过程不断地循环往复：

运动的起因是友情或者亲密的熟人之间牢固的联系所形成的社会习惯。

运动的发展在于群体的习惯，以及社区与党派之间脆弱的联系。

而运动的持续在于运动领袖让参与者形成了新的习惯，树立了新的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

通常来说，只有当以上三个过程都满足之后，一个运动才能自我推进并达到临界状态。社会变革成功的模式还有很多，而且变革的许多细节在各个时代与各种斗争中都不相同，但是，如果能搞清楚社会习惯是如何起作用的，就能够解释为何蒙哥马利和罗莎·帕克斯会成为民权运动的催化剂。

帕克斯在那个冬日的行为必然会导致她最终被捕的结果。然而，社会习惯的介入让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罗莎·帕克斯不是第一个因违反蒙哥马利县公共汽车种族隔离政策而被逮捕的黑人乘客，她甚至不是第一个在那一年违反这项法律的乘客。1946年，日内瓦·约翰逊就因座位问题与蒙哥马利县的公共汽车司机发生争吵而被捕。1949年，维奥拉·怀特、凯蒂·温菲尔德和两个黑人小孩因坐在白人专区并且拒绝让座而被捕。同年，两个从没有种族区分的新泽西州黑人青年因为坐在一个白皮肤男人和小男孩的旁边而被捕。1952年，一名蒙哥马利警察开枪射杀了一个与公共汽车司机吵架的黑人男性。1955年，就在帕克斯被捕入狱前的几个月，克劳黛·科尔文和玛丽·路易丝·史密斯分别被捕，她们都拒绝给白人乘客让座。

然而，以上的任何一次事件都没有引起抵制或抗议运动。“其实当时在蒙哥马利并没有很多真正的激进分子。”民权历史学家兼普利策奖得主泰勒·布兰奇对我说，“人们并没有预先计划要进行抗议或示威。激进主义只会在法庭上出现，而一般人是不会那样做的。”

年轻的小马丁·路德·金恰恰在帕克斯被捕前一年，也就是1954年时到达蒙哥马利，他发现这个地方绝大多数接受隔离的黑人都“没有明确地表示抗议，他们不仅接受了隔离本身，还接受了随之而来的虐待和侮辱”。(www.xing528.com)

那么，为什么当帕克斯被捕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呢？

一个解释就是，当时的政治环境还在急速变化。前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裁决结果，规定在公共学校进行种族隔离为违法行为；在帕克斯被捕前6个月，最高法院颁布了法案，要求学校必须以“绝对审慎的速度”消除种族隔离。全美上下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感觉，改变似乎开始了。

但这不足以解释为何蒙哥马利会成为民权运动的聚焦点。克劳黛·科尔文和玛丽·路易丝·史密斯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后被捕，然而她们的遭遇并没有引起抗议。对于很多蒙哥马利的居民来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只是一个遥远的最高法院的抽象名词，而它对当地是否会产生影响，或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人们都无从知晓。蒙哥马利不是亚特兰大，也不是奥斯汀或其他可能出现改革的城市，这里似乎与改革无缘。“蒙哥马利是一座令人非常厌恶的城市。”布兰奇说，“种族歧视以其特有的方式在那里存在着。”

然而，帕克斯的被捕在城市里引发了不寻常的变化。罗莎·帕克斯与其他因违反公共汽车种族隔离政策而被监禁的人不同，她很受人们的尊重和认同。所以她的被捕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习惯（也就所谓的朋友义气），点燃了抗议示威的导火索。帕克斯在蒙哥马利众多社会交际网中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使得她的朋友们在黑人群体的冷漠反应占上风前，就已经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当时，蒙哥马利的民间生活由许多组成这个社会结构的小团体主导。这个县的公民权利和社会组织目录几乎比电话簿还要厚。每个成年人，尤其是每个黑人成年人，似乎都从属于某个俱乐部、教会、社会团体、社区活动中心或者社区组织，而且通常不止加入一个。

在这些社交网络当中，罗莎·帕克斯尤其出名而且让人喜欢。“罗莎·帕克斯是少数几个被公认的无私奉献者之一。”布兰奇在他关于民权运动历史的《分开水面》一书中如此描述，“她的性格有着一种独特的人性亮点，抵消了一群不爱交际的人所带来的影响。”帕克斯的朋友和她加入的团体遍布整个城市，超越了与之相关的种族和经济阶层的界限。她是美国全国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当地分会的秘书，参加了卫理公会，并且协助管理她家附近一个从属于路德教会的青年团体。她有时会在周末去庇护所做志愿者，而其余时间会参加园艺俱乐部。在星期三晚上，她常常参加一个由妇女组成的团体，大家一起为当地医院织毛毯。她自发地为穷困的家庭当裁缝，也会为需要紧急修改礼服的富贵白人女孩提供及时的服务。她与社区紧密地连接成一个整体，因此她的丈夫常常抱怨说，她在外聚餐的时间比在家里吃饭的时间要多得多。

社会学家认为，通常来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的好朋友当中会有一些比较有钱，一些比较贫穷，还有一些是来自其他种族，但总体上说，与我们关系最深厚的朋友，往往是那些性情与我们相近，收入与我们相当，并且与我们有共同背景的人。

而相比之下，帕克斯的朋友圈跨越了蒙哥马利的社会和经济阶层。她有着社会学家们所谓的“强联系”。这种直接的人际关系遍布蒙哥马利，而这些不同的团体又通常不会互相接触。“这无疑就是关键了。”布兰奇说，“罗莎·帕克斯超越了黑人社区的社会层次，把蒙哥马利连成了一个整体。她的朋友来自社会各阶层，从运动员到大学教授都有。”而这种友谊的力量在她被捕入狱时立即就发挥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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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帕克斯在警察局里给她的父母打电话。她当时很害怕，而她的母亲也手足无措，只知道一个一个地联系帕克斯的朋友，看看谁能帮得上忙。她打电话给E·D·尼克松的妻子（即美国全国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蒙哥马利分会的前主席），然后尼克松的妻子打给她的丈夫，告诉他帕克斯需要有人帮忙保释。她的丈夫很爽快地答应了，然后便打电话给出色的白人律师克利福德·杜尔，这个律师也认识帕克斯，因为帕克斯曾为他的三个女儿缝制过衣服。

尼克松和杜尔来到监狱，将帕克斯保释出来，并送她回家。他们一直在寻求改变蒙哥马利公共汽车上种族隔离政策的突破口，现在，这个机会来了。他们征求帕克斯的意见，希望能够将她被捕的事提上法庭。帕克斯的丈夫反对这个想法：“白人会让你不得好死的。”

但是，帕克斯与尼克松在美国全国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蒙哥马利分会中已搭档工作了许多年。她也去过杜尔的家里帮她的女儿们为交际舞会做准备。现在，她的朋友希望得到她的帮助。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做会对蒙哥马利产生影响并且对人们有好处，”她说道，“我很乐意尽全力协助你们。”

当晚，在帕克斯被捕之后的几个小时内，她被捕的消息就在整个黑人社区变得尽人皆知。乔·安·罗宾逊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师团体的主席兼政客，也是参加了不计其数组织的帕克斯的朋友。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团体内的许多教师也知道了，接着他们很多学生的家长也都知道了。接近午夜的时候，罗宾逊召开临时会议，发动大家在星期一参加城市公交抵制运动，而那天正是帕克斯上法庭的日子。

然后，罗宾逊偷偷到复印室里制作了许多传单。

传单上面写着：“仅仅因为拒绝向一个白人让座，又一个黑人妇女被逮捕和监禁。这位妇女将会在星期一出庭。因此，我们倡议所有黑人在星期一的时候抵制乘坐公共汽车，抗议对她的逮捕和审讯。”

第二天一大早，罗宾逊把传单交给教师们，让他们分发给学生家长还有同事。在帕克斯被捕后24小时内，她入狱的消息和抵制运动的倡议就已经散播到城市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中，这个团体就是美国全国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蒙哥马利分会，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由一些黑人教师与他们学生的家长组成。很多收到传单的人本身就认识罗莎·帕克斯，他们有的人在教堂里曾经坐在她旁边，或者在志愿者集会时认识她，并与她成为朋友。这是一种出于友谊的本能，也是出于同情，让大家愿意去为自己喜欢的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而进行斗争。研究表明，当看到一个陌生人受伤时，人们可以冷眼旁观，但是如果一个朋友受到屈辱，我们心中的愤怒就会战胜内心的惰性，让抗议行动顺利地组织起来。当帕克斯的朋友们知道她被捕，并且收到抵制运动的倡议时，这种友谊形成的社会习惯，也就是帮助我们尊重的人的自发意愿就起作用了。

之前发生的任何一起拘捕事件都有可能引发现代民权时代的第一次大规模运动，但这次运动却由罗莎·帕克斯引发，因为她有一群数量众多、构成多元并且密切相连的朋友，当他们得知她被捕时，他们基于友情做出了自然而然的反应，循着友情形成的社会习惯，愿意对她提供帮助和支持。

人们认为抗议运动仅仅会持续一天。全世界每天都会发生各种小规模抗议活动，而它们几乎都很快偃旗息鼓。没有人有足够的朋友来改变世界，而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行为的社会习惯的另一面如此重要。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运动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全社会的运动，是因为在帕克斯的朋友们散播出消息之后，人们的责任感迅速被激发，觉得自己有义务让黑人社区团结起来。那些基本不认识罗莎·帕克斯的人决定参与其中是因为周围人积极参与所带来的压力，这种被称为“弱联系的力量”的影响，让其他人不得不加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