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整理形形色色的黜官案件有109 例，[96] 涉及“自请者”有17 件，约占16%；[97]“为人请者”有21 件，约占19%；[98]“受请者”有62 件，约占57%；[99]“同职犯公坐者”有9 件，约占8%。[100] 官员投入请求与为人请求约占三分之一，“受请者”却超过一半以上，显示朝廷惩罚对象以“枉法公事”主司为主。处殛刑者有7 件约只占6%，[101] 而且都集中在太宗和真宗朝。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因案（表六，编号23、24）诏戒“县令”：
近者泽州晋城县令王瑛、巴州其章县主簿苗文思皆枉法受赇，坐罪抵死。令宰之任，实字吾民，而长恶不悛，黩货斯甚。自罹邦宪，深玷官常，良用轸怀，特从申儆。勉思廉恪，无冒条章，宜令刑部告谕天下。[102]
朝廷强调县令是治理人民的最前线，绝不宽待这些贪黩财货的地方官。神宗熙宁二年（1069）张仲宣案（表六，编号56）还确立“五品坐赃贷死”法条。自此之后，请求罪处置不再出现“计赃论死”的刑罚。
初步统计犯罪类型，任官包括公罪、请谒与豪右交往，共有31 件，约占28%；[103] 举官包括胥吏和选举考试舞弊，共有24 件，约占22%；[104] 狱讼有42 件，约占39%；[105] 赋税包括服役和军储，有12 件，约占11%。[106] 其中攸关百姓的人身财富的狱讼与赋税超过一半，尤其是狱讼类型独占四成左右，显示狱讼是地方衙门日常政务的重要项目之一。[107]
每一件“黜官”事例都有其个别因素，但为了综合叙述，兹就任官、举官、狱讼和赋税犯罪类型，归纳特点说明如下。
1.任官：交通关节
官场交往也常“有所谓互送礼，实贿赂也”。[108] 宋代“以下之所以通款曲于上者，曰‘关节’”。[109] 外派地方官的家属中，可能就有不肖受嘱为请托之事。如河中知府勾克俭降知宁州，其黜官理由就是“妻悍戾，与豪家往还，因缘纳贿，克俭不能禁”[110]（表六，编号30）。即使兢兢业业于职责者，“凡在官守，汩于词讼，窘于财赋，困于朱墨，往往于闺门之内，类不暇察，至有子受人之赂而不知者”。[111] 难免受累于子孙，如郑柟“因父典藩，专事请托”，甚至落得“送辰州编管”的下场（表六，编号73）。事实上，地方长官也知悉“寻常官员，多是纵容私人，出入无禁，或漏关节”[112]。尤其是地方官贴身之人，更容易扮演交通关节的要角：
亲随仆若医、卜；若僧、道，四者俱不宜带。夫彼之随来，其意必有所觊，人见其亲密，往往有掣肘事多宛转嘱之。彼固自知其不敢言，然意在罔利，不得不设辞以相诳，或侥幸偶中，则人必以为真此辈通关节，不中则取赂至讼，在我无以自明矣。[113]
亲随门客与官员间的关系密切，成为被请求的重要对象，造成地方官黜官的直接原因，如两度被放罢的徐柟，一次是“居家则纵子女沽卖私酝，临政事则交通贿赂”（表六，编号89）。另一次则是“将漕广东，随行二医招权纳贿”（表六，编号93）。
2.举官：荐补不公
自从东汉以来，有关请求行为的讨论，大多是选举方面的问题。选举过程中，“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114] 诚是官僚体制的大瑕疵。唐代科举考试制度确立后，每遇选官考功时，请谒行贿是明显违法。[115] 宋代对于改官的请托，尤其事涉当朝权贵，是相当忌讳。钱致尧落职一案，据调查钱致尧本是丁谓（966—1037）知江陵府的从事宾佐，“及谓入相，致尧骤升馆职，仍知赤县，而恃谓势援，深相朋附，赂遗请托，喧于群听，故有是命”（表六，编号42）。相似情况也发生在王钦若（962—1025）身上，王钦若安抚西川时尝推荐新繁县尉吴植，后来吴植知邵武军时因病求外徙，“余谔等为吴植托付金与宰相王钦若；郑斌取受赃银，不即催遣吴植前来；植为附金与钦若乞就移差遣”（表六，编43—45）。王钦若虽未因此事受惩处，但“及吴植事败，太后颇解体，同列稍侵之，钦若悒悒以没”。[116] 吴植的贬词曰：“如何匪人，渎我元老”。[117] 如果所依附大臣倒台，则举官行为更容易被检视，王处久黜官理由就是：
初经镌谪，以韩侂胄姻亲，遂得叙用。昨掌步旅，军士升差惟贿是视；提兵江面，有武艺者反不得行。（表六，编号96）
身为韩侂胄（1152—1207）的姻亲，虽在韩生前经贬谪得以再启用，但当韩死后，王处久受贿选拔军士的情事就被揭露，甚至一再因“以侂胄姻娅，躐司禁旅，同恶相济”而遭贬黜。[118](www.xing528.com)
考试作弊案，有时将造成社会不安。以沈铢与叶涛为例，两人因受生员张育请求，“升不合格卷子为上舍”。沈铢“受育瓷器、竹簟”（表六，编号63）；叶涛“受育茶、纸并非假日受生员谒”（表六，编号64）。虽然两人“各罚铜十斤。铢勒停，淘冲替”，不过，史载：“然太学一狱，踰年方决，追逮徧四方，盖舒亶、何正臣为之。”[119] 况且士子“太学生非理而死者不可胜数”。[120] 南宋时期，承担考务官员对于请求显得敏感，如李谦“驰私书，为其子弟公行请托”而被放罢案（表六，编号102）。李谦的犯罪事实缘于检详诸房文字葛洪申奏：
准省札差充呈试清强官，已遵禀前去监试，中途忽有投下李谦札子，启封乃是计嘱其子该呈试人李溥、泳、淮三人，合行缴申。[121]
葛洪提供的证据除了确定李谦请求罪行，也为自己免去一场灾难。另一案，荣州发解监试官何周才却“受刘光赇赂，用杨元老之谋，约以策卷中三‘有’为暗号，取放光之子颐改名宜孙及其孙济二名”。不仅何周才除名配牢城军，还连累三名长官（表六，编号105—108）。几年后，监察御史为阐述“惟本朝科举，一务至公”的理念，又重提何周才案引起“士子不平，诉之有司”的原因。[122]
3.狱讼：受财枉法
地方官所面临的事务大多“不过民间鸡鸣得失”案子，虽非动摇中央的重大事件，但朝廷要求地方州县官的治事之最就是“狱讼无冤”与“催科不扰”两大项。[123] 宋代自“祖宗开基，首严赃吏之禁。重者辄弃市。真宗以后，稍从宽贷，然亦终身不用”。不过，南宋“高宗复诏赃罪明白者，不许堂除及亲民差遣，犯枉法、自盗，罪至死者，籍其赀”。此后，仍经常申明严惩赃吏的法禁。[124] 42 名地方官因狱讼请求案而黜官，仅有慎锐（表六，编号31）和许怀德、杨仪和韩综（表六，编号52—54）未涉财贿，超过九成“受财枉法”是朝廷最无法宽贷的请求行为。其实，地方狱讼案若能震动朝廷视听，若非赃重者，也可能是共犯者众，以眉州通判黄莹、眉州县尉高用和夹江县令李干为例（表六，编号27、28、29），判决结果：
初，孙延世伪作祖父手疏，夺孙朴田，计直三百万。提点刑狱司命莹辨之，眉山县尉高用纳延世钱七万，易其丁簿以为证佐，莹又取黄金三十两，狱成，夹江令李干审覆之，又取金四两。因逐朴，悉以产付延世。朴诣阕讼冤，诏劾得实，莹等当死，用五年十月戊午赦，特除名配本城军，莹隶白州，干漳州，用韶州。[125]
孙延世为夺族人孙朴田，分别向高用“钱七万”、黄莹“黄金三十两”，以及李干“黄金四两”等人行财请求。此案在皇帝亲审之前，益州知州已经查明并奏报：“眉州民孙延世强夺孙朴田，积三十年，六经制劾，官吏受赇枉法，殿中丞、知华阳县黄梦松鞫之，尽得其状”。[126] 黄梦松以此召入为监察御史。除此之外，还衍生其他地方官的行政处分，后世赞叹“笃厚君子”的九陇知县章频验伪券曰：“券墨浮朱上，必先盗用印而后书之。”虽令罪人招伏，但章频却未及时狱具，反而被降职监酒。[127]
4.赋役：科敛纳贿
“八政之首食货，以国家之经费不可一日而无也。”[128] 因税役相关的请求事例仅有12 件案，不过，有2 件处以死刑（表六，编号7、9），约占处理结果是死刑者29%，将近三成。若加上贷命者3 件（表六，22、56、60），共5 件死罪约占42%，可知朝廷严惩官吏共“为奸赃，取民贿而免其租入”的罪行（表六，编号7），重视地方官“并须均平受纳，不得收削”的原则。[129]“请求”罪也影响官员的升转与风评。索湘“长于吏事，历边部，所至必广储蓄为备豫计，出入军旅间，颇著能名”，但担任户部使时，与河北转运使王扶“交相请托，擅易板籍”，两人皆因此降黜（表六，编号20、21）。也有因这类罪名，仕途阻绝，如晁端礼“坐以官钱贷进士阎师道，及师道请求豫借保甲钱买弓箭”案（表六，编号68）。三十年后，晁端礼以音律专长“为大晟府协律郎”，未上卒。晁端礼墓志铭载：
在莘县时，尝董役河上，告戒明一。会顿舍不便，号丁夫夜徙，部数十人，各以队行，无敢哗哄。旁县不知也。朝廷行保伍法，以寓军政，都阅武人急上功，约束苛冗，汹汹谋变，语闻于外。公方视邑事，驰马入行间，挥军大呼曰：“离立者当斩！古者教民战，使守望相助，以保其家。今小不忍，先自弃首领，如父母妻子何？”咸感泣悔罪。部使者疑公掠功邀福，招以他事，坐预支公钱，从私贷法夺官罢去。[130]
上位者揭露其“支钱私贷”，是为了阻却他平定县邑保伍变乱的政迹。或许墓志有美化之意，但从另一方面思索，许多黜官者在历史上的记录流于只字词组，“请求”犯案过程也多含糊不清，最终审理结果越来越倾向“受财”、“贪赃”和“纳贿”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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