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粮差下到乡里去后，常会与乡约一起到未纳税人那里去回收金钱。如前所论，在这一回收金钱的过程中，往往委托团练或者近邻进行调停，或者是到县衙门去提起诉讼。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抬垫的一系列过程之中，提起诉讼这一行为具有怎样的意义。
当由抬垫而提起诉讼时，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县衙派出差役来回收金钱，如果纳税人仍旧不愿支付的话，再由县衙发出召唤的命令。[64] 在现实中，这一处理确实能够起到效果。或者可以认为，正是经由“粮差与乡约提起诉讼——再由县衙派出差役”这一重复循环的过程，方能切实地达到回收抬垫金额的目的。
事例五：《巴县档案（同治朝）》No.14533
同治二年（1863）二月九日，仁里十甲的乡约卢大统，在通过抬垫垫付了未纳的税粮之后，向巴县衙门提起诉讼，起诉张大顺等二十名滞纳人不返还代垫的金额。[65]这时，巴县知县批示：“候签唤讯追。”[66]
其后，同治二年（1863）五月二十日，卢大统再次将仍未缴还金额的纳税人起诉至巴县衙门[67]。这时，巴县知县的批示是：“候签差催缴。如违，带案讯追。”[68]
此时，被告人的数目减为了九名。即是说，在同治二年（1863）的二月至五月的三个月中，通过派遣差役进行催促，成功地从超过半数的未纳税人（20 名中有11 名）手中回收了金额。
事例六：《巴县档案（同治朝）》No.14618
与前类似的例子，在巴县档案中还有存在。例如在下一个例子中也可见类似的情况。(https://www.xing528.com)
同治九年（1870）二月二十八日，正里四、八甲的乡约朋怀兼，与甲差杨福联名在县衙门提出诉讼，指控许正顺、史仕品等三十三名滞纳人不支付由他们二人抬垫的纳税金额。[69] 对此，知县的批是：“候签差催纳，倘敢抗延禀覆，再行唤追。”[70]
可知知县发出了派遣差役的命令。随后，在同治九年（1870）四月十八日，朋怀兼、杨福等又针对仍未支付金额的滞纳者，再次提出诉讼。这次，被告人一共有二十三人，是原有人数的三分之二。[71] 对此，巴县知县又发出批示：“候签唤讯追”，可见是在继续努力帮助回收金额。
从以上的案例可知，粮差、乡约等提起诉讼的结果，确实能成功地从三分之一至一半左右的滞纳者手中回收到金钱。可以想见，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粮差、乡约在提起诉讼的同时，也会在公堂之外与滞纳者进行交涉。一般来说，在诉讼的同时也会开始调解的工作。即是说，粮差乡约在与纳税人进行交涉的时候，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派遣差役下到当地所带来的压力。因此，当就纠纷进行调解仲裁的时候，也能够有利于粮差与乡约。实际上，在事例五和事例六之中，都有如下的词句：
饬差□处清访，寻获张大顺等数人，算还约钱，揭去粮票。[72]
约协仝甲差往乡签催。许正顺、张兴顺、刘尔益等遵签完纳。[73]
由此可以确认，与诉讼相关的差票确实有其效果。在此，首先要注意的是，提起诉讼这一行为，能够成为与未纳税人之间进行交涉的契机，成为推动问题解决的推动力。因此如果像本文一样将诉讼行为看做是征税事业的一环，那么便可以认为，以诉讼为中介确实能够促进对垫付金的回收。即是说在此，诉讼行为其实是与征税业务合为一体的，内包在征税业务的过程之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