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是人类群居的空间必然会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率先构成复杂的社会网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种“生活世界”。那么，承载社会生活的框架、结构和纽带就是“组织”。除了土地、河流、资源和物候搭建的生存环境，村落就是由各种层级的组织体系及其运作机制复合而成的共同体。如果说生态环境为村落内部的劳作模式、文化心态搭建了现实的基础，那么乡土社会的深层次结构则潜藏在村落日常生活的组织体系及其运作机制中。在此意义上，年节扮玩还要作为一种组织现象和行为去把握。
1945年，杨懋春以鲁东地区的台头村为田野点，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左右山东农村的乡土生活和文化生态，他发现当时的村庄组织“大致可以分成三类：遍及全村的组织；限于一个街坊的组织；建立在家庭联合基础上的组织”[1]。杜赞奇则根据20世纪30年代左右日本人对包括济南市历城区冷水沟村在内的田野调查资料，判断“华北各组织关系很少是同晶型（isomorphic）的，即很难找出中心及范围完全相同的组织。它们以各种形式相互交叉，其中包括非正式联系中的人际关系等，并在各组织之间起着横向联结的作用。乡村社会中的权力趋向于坐落于较为密集的交叉点上——即文化网络中的中心结”[2]。(www.xing528.com)
三德范村距离杨懋春笔下的青岛市黄岛区台头村约300公里，距离杜赞奇笔下的济南市历城区冷水沟村则只有50公里。时过境迁，山东农村的组织形态，无论是在社会、文化意义上，还是在组织形式、社会功能上，无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风云百年，每一次社会转型都对村落社会结构、组织机制、文化功能等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国家力量通过制度设计和基层组织机制的调整，在现实意义上已经通过一系列立法措施，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法制化、规范化塑造、改造或重构。由此，村落传统组织体系及其运作机制也或存或亡，或隐或退，发生了某种“熵变”现象。在本章，笔者试图从“历史与变迁”的维度出发，通过对时代变迁中的三德范村落内部几种组织形态的梳理，寻绎作为组织行动的扮玩的运作机制，理解和把握乡民艺术与民间自治传统的动态性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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