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民俗学者与乡间老农并无不同，他们都要在一片被称为“田野”的土地上劳作，还都强调“人勤地不懒”。大家相信，除了年景的好坏，劳动收获的丰歉主要取决于耕者对土地投入的热情。20世纪90年代前后，山东农村在分配或调整各家责任田时，为了尽力实现公平，保留着“抓阄”的传统，各家地块的远近、优劣全凭自己的手气。因此，农民们面朝哪块黄土挥洒汗水实则充满偶然性。与之相似，从身边师友的治学经历来看，大家与“田野”的结合也常出人意料。选择山东省省会济南市的城边村三德范作为本书田野调查的地点，也是由几个偶发事件促成的。
2004年，笔者在一所艺术院校修读艺术史论专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笔者所受教、熏陶和理解的“艺术”或者是诗词曲赋，或者是吹拉弹唱，再或者是琴棋书画、影视、戏剧。2006年春天，学校主办了一场主题为“乡民艺术与近现代华北社会”的学术研讨会。其间，部分学者还应邀作了几场学术报告。笔者意外地发现，被主持人介绍为国内著名学者的教授们（当时作学术报告的有刘铁梁、赵世瑜、傅谨等几位先生）讲述的田野故事，非常符合笔者这个在泰山脚下、大汶河边捉泥鳅、逮知了长大的青年人的生活感受。更重要的是，原来老百姓的生活文化也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竟然还值得专家津津乐道！紧接着，笔者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尽管报考的是艺术学专业，但学习的兴趣由此转向了民俗学，并最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研究生的身份完成了一篇以城市民俗为个案的毕业论文。就这样，伴随“城市语境下的泰山皮影戏”为主题的论文写作，笔者发现在城市社会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1]，作为文化资源的“民俗”开始蜕变为一种文化资本，并在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助力下化身为市民社会的一种艺术政治。
从那时起，艺术民俗的权利表达成为笔者很感兴趣的学术话题。当然，现在看来，当时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田野调查还十分肤浅、稚拙。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随着时间流逝，透过“语境”去体悟民众生活文化的理念逐渐转变了笔者之前只注意本体的庸人短见。
过去十年间，得益于山东省民俗学界注重田野调查的风气，笔者先后奔赴河北省及太行山东缘一带系统地考察了姚家峧村“大进驾”、白府村“拉死鬼”、固义村“捉黄鬼”、土山诚会等多个春节社火活动。在河北省广宗、永年，笔者随同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师生深入调查了“梅花拳”的组织和传承情况；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借助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支持，笔者与师友们近距离感受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心路历程。不仅如此，在李万鹏教授、刘德龙研究员、张士闪教授的带领下，更是先后在鲁中、鲁东、鲁西南等地的城乡间做过几十次田野调查。这种种因缘，使得笔者对中国北方农民及其土地、生活的理解渐渐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出于个体生活感受但缺乏文化震撼的认识。
基于以上渊源，在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期间，笔者曾试图选取黄河下游地区颇有名气的乡民艺术“鼓子秧歌”做专题研究。但在进行了四次田野调查以及周备的案头工作后发现：关于鼓子秧歌的研究不仅学术成果丰赡，而且其表演活动本身亦逐渐脱离乡土语境，有走向精致化、职业化、商业化、城市化的趋势。换言之，鼓子秧歌像华北地区诸多乡民艺术的现代遭遇一样，它不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经历了剧烈的革命化、政治化、艺术化的改造，而且随着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急剧扩张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这导致它“离土离乡”，从文化根基上渐趋流失了乡民们广泛参加、自主运筹的组织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表演文本方面日趋精致、唯美，不但成了一种“舞蹈学院的专家指导过的文化遗产”，甚至还在向市民社会展演的过程中引入了企业化的组织、管理机制。[2]这种种现象所引发的问题同样值得学者们深入探讨，但远超出了笔者的研究旨趣。
就这样，虽然笔者围绕艺术民俗与国家政治的话题，以“国家与社会”[3]关系问题为着眼点做了多次田野调查，但具体到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的公共文化传统何以延续，进一步言之，在中国社会转型带来乡村秩序再造的过程中，乡村公共文化组织机制及其行动逻辑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一问题，笔者始终没寻到一片适合自己深耕细作的“田野”。
2014年底，鉴于礼与俗作为连接政府、文人与普通民众的重要机制，对于理解中国社会、阐释中国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邀请历史学、民俗学领域的16位资深教授，开展了一场名为“礼俗互动：历史学与民俗学的对话”的学术研讨会。[4]研讨活动结束后，主办方组织与会学者在济南市章丘区文祖街道做了为期半天的田野调查。借此机会，笔者偶然走进了三德范村。在一番即兴式的入户访谈后，笔者对这个村落的乡民艺术与礼俗传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征得张士闪教授、刘德龙教授的同意后，在之后的两年里，笔者在三德范村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且后来很荣幸地被乡民们称为“名誉村民”。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本小书，就是笔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
三德范村是中国北方农村基层社会变迁的缩影。即使从短时段观察，三德范村也十分完整地展示了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叙事与微观政治碰撞的历史谱系、礼俗智慧和实践反馈。例如，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传统儒家与礼俗体系的解体、现代性问题的渗透与扩张，这些影响现代中国的明波暗流都在这个鲁中乡村互相激荡且余绪绵远。事实上，“国家怎样控制社会和日常生活，是20世纪中国一直存在的问题”[5]。当熟悉了三德范村，笔者不禁追问：为什么这个庞大的城边村能够全村总动员，持续在年节期间自发组织起来大扮玩？再进一步，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游离于城乡之间的中国农民及其各式行动的内在逻辑？就这样，站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怎样理解国家政治与地方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就成了笔者最想解决的问题。在这背后，实则延续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民俗学者应当怎样理解地方社会里的国家？更进一步，民俗学怎样凭借田野调查和“以小见大”的方法去理解并探寻礼俗传统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就此而言，在三德范村，作为一项历史悠久、联系广泛、能够引起村落内外共同参与的集体性春节社火表演活动——元宵节大扮玩，可能成为理解现代中国及其权力的各种微观运作机制的显微镜。
当然，笔者始终提醒自己，面对当前处于快速变革期的中国社会，仅从广袤的国土面积而言，任何凭借单一社区来概括中国问题并试图得出标准答案，或者说那种追求超越时间、空间的“普遍性”探索经常是徒劳的。笔者在三德范村发现，虽然政府行为的影响几乎遍及三德范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政府行为亦贯穿着与社会生活相近的逻辑。换言之，那种无视一方水土，将“国家”“社会”二分，乃至置于对立或博弈关系的宏大分析，不论其研究单元的大小，得出的结论恐怕都是有问题的。在乡土社会，国家制度和政策法令“嵌入”礼俗、人情、惯习和非正式运作，后者不但不能被前者替代，而且正是前者在实践中出现问题的根源所在。由此，笔者想避开关于研究单元大小或者典型性问题的争执，将“人”而非“国家／社会”作为分析的中心。或者说，在将国家、社会和村落视为多元一体的分析之上，再加入对“乡民”的行为逻辑和行动意义的考察。如此，我们才能够跳出研究边界之争，深入民众的“主体性”和生活叙事，真正做到“有温度”地呈现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主体形象、精神气质和现实图景。(www.xing528.com)
本书即立足村落民俗志，从乡民艺术与民间自治传统的视野，以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乡土社会变迁为重点，探讨国家政治和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探寻国家、地方、村落和民众等多元主体建构现实生活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本书尝试从生活叙事的角度，为讨论现代中国如何进一步建构统一秩序的问题，寻求一种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解释。
【注释】
[1]一般认为，“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一词指向的是现实生活中物质的或物理意义的空间环境；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强调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主要倾向于一种社会或政治空间。
[2]在商河县，本着振兴鼓子秧歌的初衷，近年以少数“能人”牵头，联合本地和临近的滨州市惠民县等鲁北地区各行各业的鼓子秧歌爱好者，成立了面向市场的鼓子秧歌文化演出公司。虽有注册地点，但这类公司一般没有固定场所和专职人员，而是以俱乐部、秧歌队的形式半固定地训练或演出。主营业务常“自我介绍”为：鼓子秧歌的演出、培训，组织文化艺术交流竞技活动，企业策划，文艺创作，会议及展览布置等。
[3]在本书的讨论中，与葛兰西、哈贝马斯笔下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黑格尔、马克思指称的“市民社会”的概念不同，笔者不认为中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较早地跨入了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之列。在学术指向上，本书主要立足中国社会“礼俗互动”的传统展开讨论。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载《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
[4]龙圣：《“礼俗互动：历史学与民俗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述评》，载《民族艺术》2015年第1期。在这次会议上发言并参加田野调查的学者有：常建华、罗志田、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刘宗迪、刘永华、王琛发、肖永明、李松、刘铁梁、高丙中、赵旭东、刘晓春、张士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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