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我的出版问道历程》

学生毕业离校，前来与我告别。临走突然问：“老师，我们走了，你会想我们吗？”傻傻的一句问话，一下子把即将离别的氛围渲染出来了，看着学生湿润润的眼睛，我肯定地点了点头。

是的，学生不管有多大，在老师眼里永远是孩子；不管学生走多远，也永远在老师的视野里。学生的事业、学生的进步、学生的成就永远是老师的谈资。有的时候，学生的成就可以让老师兴奋好一阵子，为什么？因为作为老师看到了学生的成长。学生的成绩，在某种意义上往往比自己取得成果更让老师感到兴奋，因为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论文奖”公布以后，我与自己的两个学生同时登榜，我作为老师的喜悦之情超过了自己获奖的喜悦，59篇获奖论文作者中有两个是自己的学生，作为导师，如何能不兴奋？可以这样说，每当别人夸奖自己的学生的时候，没有一个老师会不为之高兴的，也许，这就叫师生之情。

我曾经说过，自己不懈努力的动力之一是要让若干年后自己的学生提到自己老师时有那么一点自豪之感，可是，你们可曾知道，做老师的更以学生的进步、学生的成就为自豪。

因此，答案是显然的，老师不仅时时想着你们，也时时记着你们，你们应该记住：有那么一双眼睛，尽管它越来越变得老眼昏花，可是它一直在注视着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一直会持续到最后。孩子们，看准你们的人生目标，努力前行！

（摘录2009.7.3博文）

四十三年的教师生涯，到2013年我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就正式落下帷幕，尽管我还有时去学校做讲座，但是身上的那种责任感与压力感就不一样了。十五年的编辑出版研究生教育，值得总结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我推出了编辑出版研究生教育的“五个一工程”模式，二是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实践环节是编辑出版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瓶颈”》（2003年08月）一文中，我明确提出了“加强实践环节是学科建设的必由之路”的观点，在此文的第三部分我这样写道：

笔者作为一名出版人、一名出版理论研究工作者、一名编辑出版研究生导师，不能不向管理决策部门呼吁，必须重视编辑出版学科的建设问题。当务之急一是解决编辑出版的学科地位问题。目前，我国的编辑出版专业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有的挂在中文专业，有的挂在信息管理类专业，有的高校则已经成立了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招生都是作为一个方向去招的，授予的学士、硕士学位大多是文学学位。因此传播学是否升格为门类学科也已经成为制约这一学科发展的“瓶颈”之一。

二是解决实践基地的问题。专业教师应该去出版社锻炼，学生应该了解出版的全过程；同时，可以聘请有实践经验的资深出版人在学科任兼职教师。这一点高校出版社尤其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产学研一体化也是大学出版社发展的方向之一。（见拙作《大学出版社明天会怎样》《出版发行研究》2001年第六期）苏州大学对编辑出版研究生的教学实践就提出了“五个一”（即初校100万字、三校100万字、责编一本书、上一次订货会、下一次印刷厂）的要求。尽管这是由于笔者工作便利使然，还只是处于一种自发的个体行为，但是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果成为一种自觉的组织行为，师生的实践活动对于出版社的工作也应该是一种帮助和推动，可以相信，在双方的互动中“双赢”的利好结局是可以想见的。

三是解决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规范问题。据笔者了解，目前各高校关于编辑出版专业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很不统一，专业挂靠在中文专业中的，其课程设置除了两三门编辑出版的课程外，几乎都是汉语言文学课程；专业挂靠在传播学专业中的，课程则主要以传播学为主；挂靠在新闻学专业中的，则以新闻学为主，基本上都没有体现出编辑出版专业的主要特色。由此也可知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必定是五花八门的。这种现状如何能够适应中国编辑出版业的需要呢？尽快规范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已经成了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已经或正在制订的教学大纲和计划必须尽快得到教育权威部门的认可。这样，有了统一的大纲和规范的教学计划，再组织精编一套或几套符合编辑规律、适应出版发展形势的教材，学科建设与发展就有了基础。同时，在制定教学大纲的过程中，如何把实践环节始终贯穿于整个教学环节，实践环节的目标要求如何确定，还必须听取目前仍在编辑出版工作第一线的同志的意见，他们最了解新形势下编辑出版工作者面临的新的挑战，最了解作为一名现代编辑出版人应该具有的能力和素质。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强化我们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实践性和适应性，才能进一步体现出编辑出版专业应用性和操作性强的特点，也才能使我们的这一专业所培养的人才更适应出版业发展的需要，从而促进专业本身的发展，形成一种互动的良性循环。(www.xing528.com)

自从我在一次全国性的学界会议演讲中披露了我培养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过程中形成的“五个一工程”的模式，很快引起了强烈反响，被媒体、研究文章纷纷引用。美国佩斯大学出版系主任拉斯金来中国访问期间，特意来苏州与我交流，因为我们两人的观念和培养方式是那么相似！

我作为一个兼具出版实务操作和编辑教育的业内人，面对编辑出版业界与学界的矛盾，其实也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确实有着自己的看法。长期以来，业界瞧不上学校培养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认为那是没有从事过编辑出版的老师培养的，只会从理论到理论，毕业后就业还是一个需要从头学起的新手；学界则认为业界没有理论指导，只知道埋头拉车，不知道抬头看路，甚至有的干脆认为编辑工作就是小儿科，没有什么理论好研究，就是一“工匠活儿”。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生态关系，业界老总不招收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的学生，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就业不去出版行业。兼具两种身份的我，始终认为双方必须改变观念，放下身段，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视角去看待这对矛盾，从编辑出版的自身规律去探讨解决的路径。我在《编辑出版学界与业界需要的是共谋发展》（《中国编辑》2009年第四期）中曾这样表述：

笔者在6年前就这样说过：“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遗憾是，20多年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历程未能为我们提供和造就一大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准和丰富实务操作经验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中国出版业呼唤高层次管理人才，呼唤中国出版理论界要紧紧扣住中国出版业的实际现状，呼吁中国出版社的社长老总们要抬头看路，去研究出版理论，去研究、了解出版业的发展大势。”而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直接导致了一些学科建设的会议和专业理论研讨会议的参加者除了少数一些身兼实务与理论或者教学的出版人外，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教育界的人士参加，而编辑出版教育所服务的对象，身处出版第一线的出版人尤其是出版单位的掌门人，也即在有些学者心目中是“拥有编辑学研究话语权的研究者们”，因为受“唯我独尊的编辑本体意识”的支配，不屑于参加这样的会议。由此而开展的学科发展方向和道路的研究、编辑出版规律的探寻和发展趋势的研究就没有了实践的依托，能贴近和适应中国出版业的实际需要吗？

这样一种现状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甚至至今还没有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编辑出版学界、理论界、实务界的重视吗？笔者作为一个身在业界，又是学界、理论界的人，对这样的现状不仅看得比较地清楚，更是由衷地担心，长此以往，编辑出版的学科建设固然会受到严重影响，而我们出版业的发展，同样也会因为缺少了培养人才和研究培养机制的学界的支撑而受到制约。因此，趁编辑出版学专业分会成立之机，笔者再次呼吁，我们需要的是编辑出版理论界、教育界与实务界的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大家的相互配合支持才是编辑出版学科得以发展的基础。

20多年中，我除了招收编辑出版硕士研究生外，还给本校本科生做过多次讲座，还给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做过讲座，同时还受邀去上海交大社、上海外教社、复旦大学社、广西师大出版社等30多家出版社以及北京、江苏等出版管理部门和协会、学会开业务讲座，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出身的出版人，我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为我们自己的行业培养人才，培养我们自己的接班人。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在为我的文集《出版问道十五年》作的序言中是这样说的：“诚如作者自己所言，十五年中他有三个身份：编辑出版实务、编辑出版教育、编辑出版理论研究，他有十五年的编辑出版工作的经历，有十二年的编辑出版理论研究的积累，有十一年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的背景，这样的‘三栖’身份促成了他善于思考的习惯。记得作者这样说过，因为对学生学业的督促，对学生论文的催逼，无形中成了他不敢懈怠的动力，我想这样的‘三栖’身份是养成其勤于思考习惯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署长所说，“三栖”身份促成了我的思考，三重身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可三重身份需要的时间是不够用的，由此我养成了每天必定第一个到办公大楼上班，而且基本上都是提前一个小时以上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至今。在我的周历表上，是没有周六和周日的，每年52个星期的双休日，90%以上的时间我是在办公室或者出差中度过的。我先是分管营销的副社长，后来又是主管全社生产的总编辑，要策划选题（光我个人独立策划的选题就有6次获得了国家“三大奖”，全社共7次获国家级大奖）、审读稿子（每年的审读量总在400万字以上），要写文章、参加学界业界的有关研讨会、为高校学生及出版社的编辑做讲座，要带学生、授课、指导论文（同时在校三届有十人左右，最多时达十三四人），只要看我的车子就可以明白，买了6年的车里程没有超过35 000千米，可见，我把别人逛街、郊游的时间全用在我的教学、科研上了。自打2000年我配备了第一台手提电脑后，出差的途中往往也成了我写作的机会，上海飞往贵阳的飞机上，我可以完成一篇3000多字的论文，深夜在宾馆房间里仍在敲打着我的电脑键盘也就成了新常态。当然，我不后悔，因为我收获了我该收获的成果，尤其是看到我的弟子们纷纷成为单位、部门的骨干，他们有的成了总编辑、主编，有的成了博士、教授，有的成了这个“长”那个“总”的，我只有一种感觉油然而生——满足感。唯有看着至今仍装满书房的大几千册中国现代文学书籍和资料时我才会发愁，它们已经跟着我搬了两次家了，工科出身的孩子又没有兴趣，我将如何处理它？

毕业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