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布林与伦敦——总统预见的未来——英国的政令——新国界与自由大选——两个敌对的波兰政府——斯大林的演讲——寇松线和希尼斯河——苏联对波兰秘密部队的指控——争执的危机——2月6日罗斯福先生致信斯大林——莫洛托夫2月7日的新主张——住户的迁徙——我于2月8日致电内阁——英美草案——组建一个波兰政府——会谈里的关键点——联盟国家的凝聚与大众的指责——得有一个新开始——为了获取充足的信息——再次卢布林对伦敦——波兰对苏联亲热——斯大林同意举办自由选举——2月9日莫洛托夫拿出的计划——莫斯科会谈的方案——巨大的进展——2月10日我、艾登与斯大林秘密会谈——雅尔塔声明的最终草案
雅尔塔会谈一共举行了八次全员大会,谈到波兰的少说也有七次。按照英国的记录,我与斯大林、罗斯福针对这一问题互换的建议,差不多有一万八千字。我们的外交部长们和他们的下属在自己的会谈中,也就此展开了激烈、全面的讨论。在他们的辅助下,我们总算制定了一套言论。这套言论不仅是我们给国际的承诺,也是我们为未来制定的行动准则。这个让人难受的故事还没结束,真正的情况,大家也没有彻底明白。但在战争期间最后的二次会谈上,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也许从这些记录中能得出一个公平的评判。一切困苦与矛盾,都不是新近产生的,都是早就有的,而且数量庞大,避无可避。波兰卢布林政权——俄国人喜欢叫它“华沙”政权——被俄国保护着,对伦敦波兰政权极端愤恨。10月莫斯科会谈到现在,他们的关系非但没有变好,反倒更加糟糕。俄国军队像潮水一般涌过波兰,波兰暗处的军队毫无理由地被控诉为残害俄国兵将、损毁和攻击俄国后方和交通线路的凶手。西方的强国并不知道事情的究竟,也没有相关的信息。超过十五万的波兰人正在意大利和西面的战场奋勇杀敌,以最终摧毁纳粹的军事力量。他们以及在欧洲很多其他的波兰人,都在渴望着自己国家能够脱离控制,逃亡生活虽然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且充满荣光,但他们希望能回到家乡。大量的波兰人留在美国,急切地期待着三大国家能给出一个解决之道。
关于我们所探讨的问题,能做出下面的总结:
如何建立一个唯一的波兰临时政权。
怎样举办一个自由的选举,以及什么时候举办。
波兰东边和西边边境的事情怎么处理。
挺进中的俄国军队,他们的后方和交通线路如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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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提过的,斯大林和总统(我也是其中一员)针对波兰问题的重要信件,读者们应该还没忘吧。对于雅尔塔会谈来说,波兰确实是它开启的最紧要的原因,不仅如此,它还是整个联盟溃败的最重要的一个理由,这在以后会被证实。
罗斯福总统在2月6日我们见面的时候(会谈一开始),就说他从美国到这里来,看见了波兰问题的未来。美国的波兰人有五六百万,多半是第二代,他们多数支持寇松线。他们清楚波兰东部他们留不住。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想得到些回报,东普鲁士和部分德国领地是他们希望的。罗斯福在德黑兰时曾经说过,俄国政府若是能做出一些妥协,比如为了弥补柯尼希斯贝戈所受的损害而让出瓦尔夫以及一些出产石油的地方,他就不那么难做了。不过波兰得有个长期政权才是最主要的。从美国民众的主要言论来说,因为卢布林政权只是一小块波兰和很少一部分波兰人民的代表,所以他们并不认可它。想要一个能将民众凝聚到一起的政权,或许要从五个重要的党派中选。
罗斯福既不认识波兰伦敦流亡政府的人,也不了解卢布林政权的人。在米科莱齐柯到华盛顿后,罗斯福对他印象深刻,认为他个性诚挚。罗斯福想让波兰建立一个政权,即使是一个临时的政权,它最好也能担当表率,并被多数波兰人认可。至于如何组建,方法有很多,例如,先建立一个总统内阁,暂时管理政府,之后再建一个更长期的组织。
之后我说,我有将英国政府的态度讲述出来的职责。不管是会谈还是其他公共场所,我都一次又一次地说过,俄国关于寇松线(以俄国政府的说明为依据)的提议:把利沃夫收归俄国,我是认可的。议会和保守派曾因为这件事大肆指责过我(议会也指责了外交官)。但我时常想,在对抗德国的战争中,俄国饱受摧残,在将波兰从德国人手中解救出来这件事上,俄国人也功不可没。他们不是凭借军事力量来提出这样的主张,而是凭借权益。尽管是这样,但俄国若是能像总统说的那样,对于远比它弱小的国家,以庞大胸襟表示愿意放弃一部分土地,值得我们称赞、敬佩苏联的举动。
不过相比于领地边界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一个雄伟、独立、自主的波兰。我希望波兰可以独立地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掌控他们的生活。斯大林元帅时常会用最肯定的语气来宣告这样目标,我时常会听到。我之所以会把波兰边境线的事放到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上,就是因为我相信他所说的波兰独立、自主、自治的宣言。在英国以及英国的观念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对抗德国,也是为了让波兰恢复自主,能够自治。1939年,我们征战沙场时的配备有多弱,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非常危险。因为这样我们差点丢掉性命,一个国家的命,一个民族的命。英国和波兰在物资层面上,没有半点相关。我们会对波兰仗义相助,帮着他们对抗希特勒的粗暴的侵略,只有一个原因:荣耀。所以只有让它独立、自治、民主的解决方案,才是我们能认可的处理办法。波兰只能自己掌控自己,掌控自己魂魄。无论是波兰,还是波兰的某个集团,都不能用这样的自由,做任何可能与德国携手攻击俄国的方案。国际机构正在建成,它也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也不会让俄国独立去对抗这些事。
对现有的两个波兰,我们有不同的态度。现在在伦敦的波兰政权,它里面的成员我一个都没看到过。我们虽然对他们表示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和他们建立同盟。另外,我们和米科莱齐柯、罗默和格拉布斯基这几个人——他们都非常的正直、有理性——有着长时间融洽而频繁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并不是官方的。现在三个大国手里有不少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我们有着相同的目标。要是三个大国在现在这个时候,放任这两个敌对的政权来狠狠地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他们该被指责。在大范围民主选举达成前,我们是否可以帮助波兰构建一个广受认可的政府?这样的政权可以帮助波兰民众,为以后律法和政权的民主表决做预备。这件事若是能够达成,中欧未来的安宁和兴旺这条路,我们就走了很大一步了。现在俄军正成功地追逐着德军一路向前,他们的交通线路,我敢说,是可以被护住的,这一点可以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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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会议稍停一会儿后,发布了演讲。他说,英国政府将波兰的事情当作自己的荣耀,关于这一点他是能够明白的,但这对俄国来说,在荣耀之外,还有安全上的考虑。说荣耀,以前俄国人和波兰人的矛盾非常多,俄国政府有心除去这些矛盾发生的根源;说安全,波兰是俄国的邻国,俄国的对手在进攻俄国的时候,总是选择波兰作为通道。往前数30年,德国在攻打俄国的时候,从波兰借路借了两回。为什么他们会从波兰过来,因为波兰弱小。俄国有心看到波兰成为一个强国,这样它就有能力将这条通路闭合起来。既然俄国无法在外边将那条通路关上,就只能让波兰从里边,自己去关上它了。为什么一定要让波兰独立自主,强大起来,就是因为这个。在苏联看来,这件事关乎生死。沙皇想要压制、融合波兰,但苏联政权并不想,它的战略和沙皇政权的相差巨大。苏联已经着手于友善的策略,这种友善的主要对象就是一个自主的波兰。苏联的立场是以此为全部基石的,换句话说,自主、民主和强大的波兰是俄国希望看见的。
然后,他又对我和罗斯福先生提起的某些看法进行了评价,他说总统认为把寇松线做一些改变比较好,让波兰来掌控利瓦尔夫,或是某些别的地方。我曾经把他称为一种显示豪爽的手段。但寇松线是寇松、克雷孟梭和美国的那些代表通过会谈制定的,并不是俄国人的创造。那个会谈,俄国人并不在受邀之列。寇松线缺少人类种族学上的根基,俄国人并不认可它。这条边界线,列宁拒绝接受。他不想让波兰来掌控比亚威斯托克各省。俄国人已经不再坚持列宁的主张了,但现在某些人却想让俄国连寇松、克雷孟梭所说的东西都拿不到,在我们看来,这太无耻了。乌克兰人到了莫斯科会说,在守护俄国这件事上,连寇松、克雷孟梭都比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强。战斗若是能持续得久一些,波兰或许能从德国得到弥补,尽管这会让俄国牺牲得多一些。10月份,米科莱齐柯还在莫斯科,他问我,在俄国看来,波兰西边的边境线在哪里合适。听我说俄国希望波兰把西边的界线推到尼斯河,感到非常开心。斯大林说叫尼斯的河一共有两条,一条挨着雷斯劳,一条要更西边一点。他所希望的那条尼斯河是西边的那条。他希望会谈能接受他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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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又说,只有波兰人允许了,我们才能建立波兰政权。米科莱齐柯和格腊伯斯基在我到莫斯科考察的时候,也去了那里。他们以前和卢布林政权接触过,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米科莱齐柯虽然回了伦敦,但按照约定他还得回来,但最后却没能实现。他的同事们把他辞退了,而原因就是他愿意和卢布林政府展开合作。对于伦敦波兰政权来说,光是卢布林政权这个说法就已经让人厌恶了,它将其称为一群强盗和犯人。相应地,卢布林和他们保持了相同的做法。所以目前这部分事情十分棘手。
卢布林政权,也就是当下的华沙政权,想要跟伦敦波兰政权断绝来往。斯大林曾听他们说,他们能够接受泽利戈斯基将军和格腊伯斯基,不过让米科莱齐柯做总理,想也不必想。他说的其实是:“你们要是喜欢,和他们讨论一下也没什么。”“我可以安排一下,让你们和他们在这里,或者是莫斯科见一面。不过他们很民主的,和戴高乐差不多,另外,他们有能力保证波兰的安宁,让内战结束,还不让红军受到进攻。”这样的事伦敦波兰政权可做不到。俄军有212人被他们的奸细所杀,他们勾结波兰暗处的反抗团体,为了得到装备抢掠了物流货仓。他们不顾法令建立的无线电台,还没注册就开始运行了。卢布林政权的人帮了我们的忙,但伦敦波兰政权的人却制造了很多问题。他是一个将领,只有可以保障他们后院稳定的政权,才能得到他的认可,毕竟对红军来说,后院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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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见现在时间太晚,建议暂停会议,明天再继续。但我认为有件事必须说清楚:由于联盟和俄国政府在波兰的信息渠道不同,所以得到的关于真相的汇报也不一样。我说按照我们所得到的信息,若是让波兰人自主地陈述自己的意愿,能够认可卢布林政权的连三成都不到。这个预估或许在某些细节上存在误差,但这结论已经是按照我们能够掌握的最好的信息做出的。我对斯大林说,我们为什么那么企盼能有个相同的举措,因为我太怕波兰秘密军队和卢布林政府对决带来的困苦、牺牲、抓捕和流放了。波兰的事本来就十分棘手,我们生怕所有的这些情况再使它发生变化。毫无疑问,敢对红军发动攻击,这必须处罚,我们也认同这一点,但说卢布林政权可以作为波兰全民的发言人,就我们所掌握的事情来说,它还没这个权利。
当时总统希望马上休会,会谈暂停。他说:“在500多年的时间里,波兰始终是矛盾源头。”我回复说:“所以我才要竭尽所能把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处理掉。”之后,我们就结束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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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总统给斯大林写了封信,在这封信送出之前,我们对其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然后做了一些改动。信中,我们全力游说,说为了能尽早开展民主投票,可以让伦敦波兰政权和卢布林政权都派两个代表过来参会,在我们面前讨论,建立一个我们都能认可的临时政权。这个方法我是认可的。当我们在2月7日再次开会时,我对总统的建议表示了支持。罗斯福对他所看重的事情进行了重复说明。他说边界线的问题确实不能轻视,但辅助波兰人成立一个大一统的临时政权是我们的任务,说得严重一些,如果他们暂时建不了,我们可以帮他们建,直到他们自己能通过民主投票建立独立政权为止。他说:“现在波兰的事被弄得乱七八糟,我们得做些督促的事,给这些事来点新气息。”他又问斯大林是否想要对他昨天的言论进行额外说明。
斯大林回复说,总统的信他大概一个半小时之前才拿到,为了跟贝鲁特和莫拉斯基通话,已经当即让人去找了。不过,他刚刚才收到消息,这两个人目前一个在克拉科夫,一个在罗兹,由于他不知道对方阵营代表们的位置,所以他同意去问他们如何才能找到那些代表。莫洛托夫经过全力剖析,制定了某些方案,以防这些代表赶不及参会,其中有些提议和总统的相近。
莫洛托夫于是上台对以下的大纲进行了陈述:
1.现已商定,将波兰东边的边境线设定为寇松线,部分地区拿出五至八公里划给波兰。
2.现已商定,波兰西边的边境线从什切青城算起,包括切什青城在内,由此向南一路以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作为界线。
3.现已商定,接受部分波兰逃亡团体中的民主领导人进入波兰临时政权。
4.现经考量,经过扩充的波兰临时政权,各国同盟政府应该认可。
5.现经考量,认为在第三条中说到的扩充后的波兰临时政权,要尽可能早些让波兰所有民众进行自由投票,建立长久的波兰政权。
6.赋予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克拉克·科尔爵士对波兰临时政权扩充一事进行商讨的权利,然后由他们提出方案上交三大盟国政府进行讨论。
这似乎鼓励了罗斯福先生,他表示我们已经取得了实际的进步。不过他还得和斯退丁纽斯先生谈论一下。他最后说:“‘逃亡者’这个词,我觉得不好。相关人员我只认得米科莱齐柯。我们只跟逃亡者联系就行了吗?不,在我看来,我们还得找一些在波兰本地的人。”斯大林支持暂时不做商讨,不过我却在那个时候挤了进去。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可以看出,下面这些建议的交换是有价值的。
我说,我和总统一样不认可“逃亡者”这个词。这个词原本说的是那些在法国大革命后被流放的法国上层人士,它的适用范围应该是被自己国家的人赶出国家的人。但那些在外国的波兰人并不是这样,他们是被德国人赶出本土的,因此我主张不用“逃亡者”这个词,换成“在外国的波兰人”。斯大林接受了。莫洛托夫方案的第二条说到了西尼斯河,我对提示那里的那些人说,在之前的讨论中,我只要说到波兰边境线向西移动的问题,就说波兰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扩充领地,但扩充的范围不应该超过他们想要的,或者他们能很好地控制的,若是波兰鹅被来自德国的食物撑着,结果因为不能吸收死掉了,可就太不幸了。对于几百万人被逼迁徙这件事,大部分英国民众的言论都是表示非常惊诧,这件事我是清楚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关于人丁问题的矛盾,在前一次的大战之后,已经被胜利地消除了。两国至此之后都相处得很好。但当时迁徙的人数,多说也就二三百万。波兰要是占据了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直达奥得河,只此一点,德国就得接收六百万被迁回去的德国人。这个问题关系到仁义道德,只有我国的民众认可了,我才能着手处理。
斯大林说,那里的德国人已经逃走了,所以那些地方是没有德国人的。
我的回复是,是否有地方可以容纳没走的德国人才是要关心的事。在争斗中,德国人已经死掉了六七百万。等到战争结束,差不多还得杀死一百万人(按照斯大林的估算,得二百万人)。因此得有什么地方可以安放那些移民,至少某种程度上是那样。当然也有可能他们还得填补某些空出来的地方。只要波兰人能控制,德国放得下,一多一少,规模差不多,移民的事我并不担心。不过这件事要关注的是有多少人要解决,而不是有什么准则。
这只是常规讨论,所以既没拿出地图,也没明确东尼斯河或者西尼斯河,本来我们应该清晰地把它标出来,我们也没做。不过就算这样,这件事也会很快弄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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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二天早上给艾德礼发了封电报:
……昨晚,总统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发出之前,我们参与了一些改动,让人记忆犹新。信中主张把当下的卢布林政权换成一个新的波兰政权,这个新建立的政权要能够统驭全国,将国内外的波兰代言人全部容纳进去。今天(周三),俄国人对此做出了回复,五六条内容在本质上和总体准则并没有什么冲突。我们提出把磋商放到明天再进行,以下是外交官们写好的反对意见,我将其和苏联原本的提议一起用电报给你发过去。
事情根本毫无进展,按照我们的预期,我们应该竭尽所能建立一个这样的波兰政权:无论是我们、美国,或者是联合国里别的国家,都愿意认可它。现在能联系上的波兰人,我们要从中选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人作为代表,比如米科莱齐柯、格腊伯斯基、罗默,或者美国人提议的在波兰本土的维托斯、萨皮伊哈等人。卢布林政权若是能接受八个或者十个这类人,那我们马上就认可它,我们能从中得到好处。之后我们再让使者或者别的使节团去波兰,以便我们多少对波兰的情况有些了解,知道能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个民主、公平、不被干扰的选举。要知道,波兰政权要想获得性命并支撑下去,非要进行这样的选举不可。这是一个难题,我们期望在面对它的时候,你们愿意赋予我们自由,让我们可以有所作为,并自主掌控。
说完苏联的提议,我又说:
关于波兰,我们(英国和美国)改正后的提议如下:
1.现在商定,波兰东部的边界线设定为寇松线,部分地区拿出五至八公里划给波兰。
2.现在决议,但泽自由市、柯尼希斯贝戈西部和南部的东普鲁士一域,位于西里西亚的奥伯林行政区域,还有波兰提议的奥得河岸东部地区,都属于波兰西边的领域。经过谅解,商定把这些地方的德国人送回德国,而在德国的波兰人,全部按照他们的意愿送回波兰。
3.由于苏联的军队已经将波兰的西面解救出来,那里要将波兰所有自由、反法西斯势力作为基石,马上建一个可以代表全国的临时波兰政权,在波兰本土统帅之外,这个政权还要包含波兰在国外的自由统领者。这个政权机构要让三大同盟国政府都认可才行。
4.现在商定,波兰人要成为建立这个波兰临时政权的主要负责人。这个临时政权的组织机构,波兰领导者的代言人们要一起商定,除非已经可以进行民主选举了。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阿齐博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被赋予了和这些领导者沟通的权利,他们要把领导者们协商的结果送交同盟国政府进行磋商。
5.现在认可,这种临时政权一旦成立,必须尽早展开民主、不受干扰的选举,另外,选举要以大选和匿名投票为基础。为了确保这一政权的建成是波兰民众心意的真实体现,选举中所有的民主党派都有权利参加,并提议参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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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罗斯福在我们的又一次会谈中,宣布了他以莫洛托夫提案为基础的修改草案。他说:“按照苏联的提议,波兰东边的边界线是寇松线,部分地区拿出五至八公里划给波兰。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意见。”虽然我曾经希望俄国人能稍微妥协一些,但目前的难题已经很棘手了,所以能不让困难升级,还是不提的好,总算有件事是我们所有人都认可的了。然而对于西面的边界线,总统态度坚决。波兰从德国身上取得报偿,这他是认可的,“包括柯尼希斯贝戈线以南的一部分东普鲁士、上西里西亚,一直到奥得河沿线,”他又说,“但没必要一直延伸到西尼斯河。”在五个月之后,当我们在波茨坦又一次举办会谈的时候,我尽可能这样坚决要求,因为我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组建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能认可,又能够让波兰民众承认的政府,是个遗留问题。罗斯福先生提议让三个波兰领导人组建一个总统组委会,然后让他们到莫斯科成立一个临时政权,这个政权要容纳华沙、伦敦,以及波兰国内的所有层面的代言人,之后尽可能早地启动民主投票。
会议暂停了不长时间,之后,莫洛托夫表示他反对这样。他说,现在统领波兰民众的是卢布林政权。波兰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认可它、拥戴它,它权势和名望都非常高。而在伦敦的波兰人却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去扩充现在的政府好了,因为波兰人是不会接受我们努力建立的新政权的。我们一切的主张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尽可能早些在波兰开始民主投票,如此说来,它也不过是个暂时的组织。要说怎么对它进行扩充,再没有什么办法比美英的使臣和我自己进行共同磋商更好的了。他说,能够形成共识是他非常渴望的事,总统在2月6日的信件中曾经提议说,要在五个人中,请两个人过来,他是认可的。他说卢布林政权不会一直等着我们,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不愿意和那些人中的某些人进行磋商了,比如米科莱齐柯,他就是一个,不过他们若是派三个发言人过来,有两个是罗斯福提议的,那么马上就能开始谈判。(www.xing528.com)
罗斯福先生说:“总统组委会的事,怎么处理?”
他回复说:“若是能没有就再好不过了。因为,要是那么做了,就表示要交往的组织不唯一,是两个。”
我说:“会谈的要害就在这里,整个世界都等着我们的答案。要是我们大家仍旧坚持只认可自己选择的波兰政权,整个世界都会觉得我们在本源上就有矛盾,这会带来非常悲惨的结果,不仅如此,这也意味着这次会谈没有成功。另外,对于波兰的最根本的真相,或者说,一部分最根本的真相,我们的观点确实不一样的。按照英国得到的消息,很大一部分波兰人都不认可卢布林政权,在我们看来,在国外的波兰人也不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发言人。若是会谈的结果是让卢布林政权独自扛起国家的重担,而不顾当下的伦敦波兰政权,整个世界都得公然表示它们的不认同。可以看到,在外国的波兰人将会联合到一起举行一个事实上的抗争。我们手下有一支波兰部队,人数是十五万,他们都是在国外的波兰人尽全力集结出来的。这支部队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在战场上都非常英勇。他们会听卢布林政权的吗?我是不信的。它从开战之初就认可的政府,英国若是不再认可,它会认为英国变节了。”
我又说:“我想斯大林元帅和莫洛托夫先生是很清楚的,伦敦波兰政权所做的事,我并不赞成,任何一个时期,他们都没停止作蠢事。但一直以来,我们毕竟是认可这些人的,若是我们忽然不管他们,转过身去,公开认可新政权,我们就会迎来激烈的指责。别人会说,在东边边界线的事上,英国已经彻底被俄国人说服(真相确实是这样)了,俄国人的主张,英国政府认可,也拥护。别人还会说,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认可的波兰正统政权,我们和它翻脸了,还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波兰内部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国家我们进不去,他们的想法我们看不到也听不见。别人会说,只有卢布林所说的波兰民意才会被我们认可,如此一来,在国会上,英国的皇帝就会因为彻底不顾波兰的公正之事而备受责难。莫洛托夫是我的伙伴,即使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这也会导致艰难的争论,对联盟国家的同结一致没有好处。”
然后我说:“在我看来,这些主张还不全面。假使我们对伦敦波兰政权放手,那两方面的人在另立门户的时候,就算有些不平等,也不应该太多。英国只有确信新政府可以真实地反映波兰民意的情况下,才能不再认可伦敦波兰政府,而认可别的政府。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所有的真相,所有这仅仅是一种意见,这一点我无可否认。若是真能在波兰举办一次民主、不受左右的普选,而这一普选又是基于不记名投票、大选以及民主选择备选人的,那我们所有的矛盾就都不存在了。这件事假使真能完成,伦敦波兰政权,英国政府将跟它彻底断绝关系。就是选举尚未开始的那段时间让我们那么紧张。”
莫洛托夫说莫斯科会议也许会有些好的结论。这件事要是波兰人自己都没参与,解决起来将会非常难,他们非要有陈述自己主张的权利不可。我赞同这种观点。不过我说,有一点非常要紧,即在会议中,不管哪件事有矛盾,我们都得静下心来,竭尽所能地形成共识。我的观点得到了总统的认可。他说波兰及早开始普选是美国人的一个大宗旨。只有一件事:这个国家该怎么统治,按照他的想法,大选最好别等到年终。于是只剩下时间的问题。
斯大林当下说起了我曾经抱怨的那件事,即消息太少和得不到消息。
我回答说:“我不是一点消息都得不到。”
他回复说:“但和我得到的消息并不一样,”然后他又说了一些话,跟我们担保卢布林政府确实极受波兰民众认可,特别是贝鲁特、奥索布卡·莫拉斯基和吉米耶斯基将军。德国人占领波兰的那段时间,他们始终在华沙生活,坚持在暗处开展运动,而不是离开自己的国家。波兰人对此记忆颇深。与此同时,那些生活在德国统治区的人,我们也不能忘了他们的那些特别的想法。他们对这些人,所有在苦难的时候呆在自己国家的人,感到认同,在他们看来,他说的那三个人就是那种人。他说,这三个人天赋异禀吗?不,或许伦敦波兰政权里还有比他们有智慧的人,但当人们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受苦受难的时候,他们却不在那里,所以波兰人不愿意接受他们。这种感情或许简单粗暴,但它到底不是虚构的。
他说俄国的军队将波兰解救出来,这对波兰来说是件重要的事情,所有的事都因为这件事而变得不同。在切割波兰的事件中,俄国人参与了三次,所以波兰人以前讨厌俄国人是众所周知的。但波兰人的想法已因为俄军的进入和波兰的解脱已经彻底不同了。曾经的仇怨已经消散,对俄国人的喜爱乃至热切已经取代了它。这并没有什么难的。德国人的逃跑大家看得开心,他们觉得自己得救了。斯大林说,在波兰人看来,将德国人赶出去是他们人生中一个崇高的、热爱国家的喜事,他的感觉是这样的。波兰民众的庆祝活动,伦敦波兰政权一点也不曾参与,这让波兰人觉得震惊。当他们在路上和临时政权的人相遇,会问起伦敦波兰人究竟在什么地方。伦敦波兰政权因为这件事声名尽毁,这也是临时政权在没有崇高领导人的情况下依然能被民众信服的原因。
在斯大林看来,我们若是想弄明白波兰民众的情感,就不能小看这些情况。我以前说我担心会谈在我们形成共识之前就分崩离析了。那要怎么做呢?各国政府因为信息渠道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或许将不同战线的波兰人聚到一起,看看他们的意思,才是应该最先做的事。
他继续说,不是所有事都让人欣慰,波兰政权不是投票表决的结果。若是真能在民主投票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政权,自然比这样的好,但截至目前,因为战斗的原因始终没办法那么做。但举行投票的时间或许已经要来了。在尚未到来之前,我们要如何看待临时政权?要像看待法国戴高乐政权那样。要知道戴高乐政府也并非是投票表决产生的。道贝鲁特和戴高乐,他不清楚谁的声望更高。但怎么就不能和扩充后的波兰政权沟通呢?毕竟有和戴高乐达成协议的可能啊。戴高乐政权也没比它更加自由民主。相比于法国,给波兰的条件更严苛,有什么道理?截至目前,波兰政权推出的土改计划在国内引发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而法国政权没推出什么条例,会让法国血脉沸腾。若是我们能够公正地看待这些事,那我们不可能找不到一个相同的位置。事情比我设想的要好,我们只要能把注意力都放在重要的点上,把那些不那么重要的别看得太重,事情就可以办好。
总统问:“要多长时间,才有举行投票表决的可能?”
斯大林回复说:“只要没什么严重的阻挠,不过也不一定就有,用不上一个月。”
我说,如此我们自然没什么不安心的了,而且对于民主投票产生的政权,我们会衷心支持,所有的东西都将被它替代。不过不管是什么需求,只要会对军事行为产生阻碍,我们就不该说。它们是最终目标。我们答应派我们的外交官去商讨这件事,因为不管怎么样,若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就是两个月也行,弄明白波兰民众的意愿,情况就彻底不同了。到了那个时候,没有谁会抵制这种政府了。
于是,我同意将这件事交给我们的外交部长们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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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月9日中午,三个外交部长开了个会。他们没办法达成共识。不过莫洛托夫在那天下午四点开全员大会时,拿出了一个新提案,这个提案和美国初步提案所提的主张有些相似。卢布林政权的重组应该以更普遍的民主为基石,即包括波兰国内的民主领导者,又包括波兰国外的民主领导者。这件事要怎么办,应该让他和英国使臣、美国使臣在莫斯科一起探讨。当卢布林政府完成重组,应该确保民主表决尽可能早地开始,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所有政府,我们都应该认可。斯退丁纽斯曾经提出要以文书来确保三个在华沙的使臣可以对选举进行查看,并上报选举到底是不是自由,不受干扰的,可是,莫洛托夫却不答应,他说,这种做法会让波兰人觉得厌恶。他认可的美国的提案,只对这点以及某些小的地方做了改动。
我也表示这个进步非常大,但在我看来,我是有说出一个常规警示的职责。这个会谈结束之后,我们的会谈就剩下一个了。在大家都渴望形成共识的氛围中,还有一种渴望:快马加鞭地离开。我说,我们不应该因为不想多花两天的时间,就把这些大事马马虎虎地结束掉,以至于将会谈的成绩都丢了。我们马上就要拿到重大的成果了,但不能草率地下结论。我们这辈子最有价值的时间,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了。
罗斯福先生说,我们和俄国人当下的矛盾多半是言辞上的,不过不管是他,还是我,都渴望表决真的是基于公平和自由。我对斯大林说,我们当下所处的位置非常糟,因为我们下要紧的定论的职责,却对波兰国内现在的情况知之甚少。比如波兰人对彼此深恶痛绝,奥索布卡·莫拉斯基曾经说过非常粗野的话。有人还跟我说,卢布林政权曾坦言,要对波兰境内的军事力量和一切参与秘密活动的人都当作叛国者进行调查。我说我因为这个感到紧张和难过。当然,红军的安危我是放在第一位的,不过我希望斯大林能想想我们的难处。波兰内部的情况英国政府不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降落伞把某些勇者空投过去或者把某些从事秘密活动的人带出来,但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消息,并不是我们希望的。是不是有什么办法能既不影响俄军动作,又能做出些弥补呢?是不是能让英国人获得一些便利(美国人自然也是),让他们了解到波兰人吵起来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铁托曾说,为了能把表决公平开展的情景通报给全世界,他愿意让俄、英、美三个国家的考察人员在南斯拉夫展开表决的时候到场。在希腊的那边,为了让大家相信表决的展开基于民众的意愿,希腊将会非常欢迎美国、俄国以及英国的考察员。这样的事,意大利也会出现。一旦意大利北边被解救出来,意大利的政局将发生巨变。一定要在有可能建成的制宪会议或者国会出现之前,先举办一次投票表决。面对这件事,英国的准则是一样的——为了向世界通报所有的事都是公正地处理的,俄、美、英的考察员都应该来。我说,选举要公允地举行这件事,现在绝没有重复得太多。比如米科莱齐柯能把他的党派组织起来,回波兰去参加竞选吗?
斯大林说:“等外交官们和莫洛托夫见到波兰人时,让他们去想好了。”
我回复说:“当我和下议院说的时候,我一定要能对他们说,这将是一个自由的选举,在举办的过程中,能够真的确保它的自由和公允。”
斯大林说,米科莱齐柯能参加选举,也能推荐参选者,因为他不是法西斯党,而是农夫党。我说波兰政权中要是已经有农夫党的发言人,这件事就更确定了。斯大林因此答应会有一个波兰农夫党代言人在那个政权里。
我说,我们就先说到这儿,然后又说了一句话做补充: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希望不会受到责怪。
他回答说:“波兰人的想法,我们是一定要听听的。”我解释说,东部边境线的事,可以在国会解决是我希望的事。在我看来,国会要是能认可这件事:波兰人已经可以自己对他们想要的事物进行裁定,那么那件事也就能解决。
他回复说:“他们中的某些人很不错。”“他们是出色的士兵,里面还有一些人是出色的科学家和音乐家,不过,他们全都喜欢吵架。”
我回复说:“我想要的只是各个层面的人都有相同的机会去说话。”
总统说:“表决必须没有争议,就像恺撒的夫人一样。我要对全世界做出一种担保,我不想有人责问表决是否干净。相对于说这是原则的事,说它是好的政治事件更好。”
莫洛托夫说:“我们最好和波兰人谈谈,我担心我们要是把美国的初步方案塞进去,波兰人会觉得我们不相信他们。”
对此我并不认可,并下定决心过一阵子和斯大林说。时机第二天就到了。
* * *
2月10日,艾登、我,斯大林、莫洛托夫在约索波夫宫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我们将举行的是那个成绩斐然的会谈的最终会议。我又一次陈述,由于波兰没有我们的代言人可以把那里的事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觉得非常难做。只有两个处理方法供我们挑选:要么派个使臣以及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要么找些记者。和后边相比,前面的更好一些。我再次提出,卢布林政权和选举的情形,国会是有权利向我询问的,我必须告诉他们我清楚那边的事。
斯大林回复说:“当波兰新政权获得认可,就不会再对你们保密了,你们可以往华沙派遣使臣。”
“在那个国家,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吗?”
“他们的活动,红军是不会限制的,我也承诺,我会发布基本指令,不过你们自己也得和波兰政府谈谈。”
斯大林还说,在波兰戴高乐就有一个使臣。
因此,我们答应在我们的宣告中加上下面这些话:
上面说的事一旦获得认可,就互相派遣使臣。波兰的事情,各个国家的政府通过使臣的汇报就能知道了。
我费尽千辛万苦所得到的最好的成绩就是这个。
* * *
艾登在四点十五分会议再次开始时,首先宣读了一篇宣告,这份宣告是被三个国家的外交部长认可了的。我发现这份宣告没说边境线的事,这让我非常在意,于是我说,整个世界都会质问这是因为什么。按理,西面边境线我们都认可了,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应该把那条边境线画在哪儿,以及我们该怎么解释。波兰应该得到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如果波兰人想,他们还能把边界线伸展到奥得河沿岸。可是我们非常疑惑,再往前走,或者说,这件事现阶段应该采取什么建议。在会谈中,我还指出我收到了一封战时内阁发来的电报,由于迁丁的事太庞大,没办法处理,所以所有把边界线一路延伸到西尼斯河的条目令他们都彻底不接受。
罗斯福先生说他建议把所有和西面边界线有关的条目去掉,他想等波兰实现大一统的时候,看看新政权对此有什么想法。
斯大林说:“东面的边界线我们自然不能不提。”
尽管我知道认可他的说法,会让我受到很多责难,但我还是那么做了。
我说,我们应该先弄明白,对西面边界线,波兰的新政权究竟是怎么看的,不仅如此,在和平处理的项目中,边界线自然也应该算在内。根据美国的宪法,这样的事,总统只有在参议院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处理,如此一来,事情就变麻烦了。在深层次的商讨之后,我们总算达成了行动上的共识。因此,会谈结束时,针对波兰的联合声明也被放在了发布的官报中,下面是文字叙述:
1945年2月11日
我们来参加克里米亚会谈,下定决心要把有关波兰的矛盾处理掉。会谈中对这件事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我们再次强调建立一个这样的波兰,强势、自由、自主和民主,是我们共同的心愿。磋商的结论是,我们对如何才能建成这样的——被三国认可的、全国统一的——波兰临时政权达成了共识。
下面是形成的条款:
波兰因为被红军解放了全境,而有了一种新的局势。相比于因为这种局势而需要建立的波兰临时政权,西面还没解放时可能成立的临时政府,在基础上要更窄。所以当下在波兰施行权限的临时政权进行重组的时候,应该基于更广泛的基础,把波兰国内的民主领导者和波兰国外的民主领导者都包括进去。因此,新的政权应该叫做波兰全民族临时政权。
为了按照上面所有的路线进行政府重组,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克拉克·科尔爵士被下令组成一个组委会,这个组委会被授权先在莫斯科和当下临时政权的人以及波兰内外别的波兰民主领导者举行谈判。波兰全民族临时政权应该确保:尽可能早地举办自由的、不被制约的选举,这个选举还要基于普选和不记名投票。任何民主、抵制纳粹的党派都有参与那些选举,以及指定参选者的权利。
一旦波兰全民族临时政权按照上面的准则建成,联合国、美国以及现在和波兰正在主政的临时政权保有邦交的苏联,都要和新的波兰全民族临时政权建立邦交,并互相派遣使臣,波兰的情形,三个国家的政府将通过使臣的汇报时常知道。
在三个国家的政府领袖看来,波兰东部应该以寇松线为边界,不过在部分地区,要划出五到八公里的好处给波兰。他们同意:必须在北部和西部给波兰大面积土地。在他们看来,该给波兰多少领土,应在恰当的时候问问波兰全民族临时政权的意思。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处理波兰西部边疆最终的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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