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高潮

在战争的顶点，罗斯福总统离世——整个世界的悼念——在议会里我发表的悼词 ——我控制自己不去参与葬礼——在圣保罗教堂进行的追悼会 ——跟杜鲁门总统首次通信——哈利法克斯伯爵来信，帮助很大——我在4月14日致电斯大林——艾登于4月15日、16日从华盛顿发来电文

4月12日，星期四，在佐治亚温泉，罗斯福总统忽然离世，终年六十三岁。那天下午，他正让人画像，忽然就倒下了，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昏迷不醒，过了几个小时便离世了。

前面几章我曾经说过各种因为即将出现的成功而引发的问题，它们是那样的复杂，就是和战争期间最大的危机相比也毫不逊色。确实，罗斯福离世的时候，可谓是战争发展到顶点，而且美国的政治策略正最需要他的威信进行指引。13日，星期五，当我在早上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仿佛一个重锤打到身上。这个伟大的人，从前我和他的关系在我们一起做事的长期且满是风险的时光里，发挥的作用非常大。这些关系目前已经结束了。我被一种沉重、再也无法追回的遗失感压垮了。我去了下议院，原本打算在十一点开会的，我说了很短的几句话作为提议：我主张马上停会，好纪念我们伟大的友人。所有的议员都认可了这种以前从未采用的因为一个国外领导人离世的行为，他们的会议只进行了八分钟，就按顺序慢慢地离开了会议室。

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来纪念罗斯福。莫斯科升起了一面又一面带有黑边的旗子。在苏维埃最高会议开会时，他们起身志哀。对于失了领导人的美国人，日本首相表示“深重的怜悯”，他说“美国人能有现在的良好地位”是因为这个领导人的功劳。德国无线电的播音正好反过来，“在历史上，罗斯福会是什么样的人呢？会是一个这样的人，现在的战斗就是因为他的鼓动才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一个这样的总统：最终让他的敌人——布尔什维克苏联占据了上风。”

在发给罗斯福夫人的电文里，我是这样说的：

请允许我对你的令人悲痛的失去，致以最深情的问候，望你接受。这对英国和整个世界的独立事业来说，都是一种损失。从我自己来讲，我失去了某种珍稀的历经战火淬炼的友情。我坚信，在他崇高的成绩和荣耀的名声里，你会获得慰藉。

哈利·霍普金斯以前在很多地方当过我珍贵的联络员。我发了下面的电报给他：

你的心绪有多悲伤，我是清楚的。我和你都意识到我们失去了我们最崇高的友人，他是为我们一致工作拼搏奋战的斗士。我感觉到的那种失去，不仅仅是将我们紧密相连在公务活动上的，还有一种自身痛彻心扉的感受。对于富兰克林，我的情感是诚挚的。

4月17日，星期二，议会开始的时候，我提出将议会沉痛的悼念和对罗斯福夫人，美国政府、民众深切的同情，上奏给英国国王。按照旧例，这样的提案应该由各个党派的领导人表明赞同。不过那时候一种无法克制的激动情绪在我心里奔涌，我觉得我需要自己替下议院讲话。那件痛苦的事所产生的情绪，当我身处其中，我所说的话，现在也找不到比它更恰当的。

我说：“因为这场战争，我和这个伟大的人产生了友情，并成熟起来的。现在，让我们向他致敬。当上一场战争告结之后，我和他曾经见过面，不过只是几分钟的时间。1939年9月，我才进入海军单位，他就发电报给我，说只要我认为必要，海军的事或者别的事，我可以在任何时间，直接跟他沟通。在获得了首相的同意后，我便这般行事了。因为知道罗斯福总统非常喜欢海战，所以我给他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我们海军活动以及各类战斗活动的信息，特别是普拉特河口一战，也在其中，这一活动为战争中首个黑暗的冬天带来了光亮。

“等我做了首相，但战斗在让人极为惊惧的剧烈状态发动的时候，当我们自己还不知生死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和总统在最密切、最快乐的友谊中通信了。这个状况在整个世界战争的全部起伏中，始终持续，直至上周四，他给我发来了最后一份电文才结束。这些电报告诉我们，在处置难题上，他一直具有的精准的主张和生机，并没有减弱。这种信件（当然，在美国加入战斗后迅速增加），我们来往的电文也包含在内，我可以说总数超过了一千七百封。里面有很多很长的电文，多半是对那些在别的阶层无法完满处置，只能让政府的当权阶层来磋商的较为棘手的事进行处置。在这些信件之外，还有我们的九大会议——阿根夏一次，华盛顿三次，卡萨布兰卡一次，德黑兰一次，魁北克两次，在雅尔塔的最后那次也得算上。总共差不多一百二十天密切的私人交流，其中我和他多部分时间在白宫住，或者在他在海德公园的家里，或者在他位于蓝山城中的别墅里——他管那儿叫香格里拉。

“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实干家和军事统帅，让我佩服。他耿直、动人的品质和理念让我非常信任，对他，我还有一种当下没法用言语叙述的私人的敬重——我需要用友谊来称呼它。这些，他热爱他的国家，敬重这个国家的法令，他引导变幻莫测的言论走向的能力，是大家都见到的。在此之外，还得将他那颗激荡着的宽广的心算在其中，这颗心常常会因为看到各样的强国对弱国的侵犯压榨的情况而恼怒起来，并化为行动。现在这颗心再也不会跳了，这确实是一种失去，是一种让人类哀痛的失去。

“罗斯福总统重病缠身。在这么多年的动荡里，他竟然可以忍受住身体上的疾病，这着实是个奇迹。在成千上万的人里，和他一样饱受病痛折磨并致残的人，没有一个会想到要把自己放到那样的生活里，即无论是头脑还是身体都处于紧绷、艰难状态的政治斗争。成千上万的人中，敢试试看的一个都没有，就算谁尝试了，能获得成功的，一代人中也找不到一个。他不但加入了这一范围，还在其中表现活跃，并成为了那一领域中无可置疑的主宰。他在这种不同凡俗的努力中——用精神打败肉身，用心力打败身体残缺——得到了那个高贵的女人，他忠实的爱人的支持和鼓励，她伟大的理想与他的理想一致。今天下议院完全把对她深深的同情和尊重倾吐出来了。

“毫无疑问，在战争爆发之前包围着世界的重大危机，总统已经预先看到了，他比大西洋两边大部分消息敏锐的人都有远见。他竭尽所能以让美国在安定期间的言论能够接受预防性的军事准备。当争端开始显露，他把怜惜放在哪边，完全没有疑问。他因为法国沦陷以及除了本岛之外大部分人相信的英国会沦陷的这件事，而觉得非常难过，尽管他一直相信我们。他为什么会因为这些事难过，不光是因为欧洲，也因为只要我们被打垮或在德国的压迫中苟活，美国自己也会袒露在重大的危机中。在我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危急时刻，英国承受的苦难让他和他同国的人对我们国家的民众满是最浓烈的情感。希特勒在1940年到1941年的那个严酷的冬天决定用空军以激烈的雷电般的战斗将我们的城镇铲平，他和他本国的民众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有着切身的感受，由于艰难在想象中往往比现实中更激烈，所以有可能感触更深。相比于我们受到的大型火灾，美国人心里因为英国人，特别是伦敦人承受的苦难而烧起的愤怒之火，要更难扑灭。此外，尽管韦维尔将军在那个时候取胜了（真的是因为我国派兵援助他的原因），不过美国却普遍有着这样一种担心——觉得德国经过1941年春天的充足的准备，必然会进犯我们。总统在一月的时候，派了现在已经离世的温德尔·威尔基先生到访英国。虽然温德尔·威尔基先生是在野党的候选者，是总统的政治对手，但他和总统在很多重大事项上都有同样的主张。罗斯福总统自己写了一封信让威尔基先生带来了，在信里有几行有名的诗，是朗费罗的所作：

国家之船，扬起帆，向前进发吧！

扬起帆，向前进发，强大的邦国！

愁绪中的人，

正聚精会神地把他们以后所有的期望，

依傍于你生命的桅杆。

“他差不多就在那段时间，想了一种特别的救援办法，称为租借法案。自古以来，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财政法令，都不能像它这样无私大方。因为它的影响，英国的作战能力变强了，它作用于一切作战努力，让我们的人数似乎变多了，力气变大了。我和总统在那一年的秋天，首次在在战斗中于纽芬兰的阿根夏见面，我们一起拟定了之后被叫做《大西洋宪章》的声明。我认为它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我们两个国家的民众以及其他世界各地民众的导引。

“在所有的这一个时间段里，日本人在不为人知的极致私密中隐藏着，为他们的背信和贪心的勾当做着准备。等我们再次在华盛顿见面，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已经跟美国开战了，而我们两个国家也已经开始一同战斗。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尽管我们历经艰辛磨难和沮丧，但成果一直在变大，在陆地上和海上向前挺进。在这，我用不着对发生在西半球的一连串大规模战争进行过多的说明，正在地球另一面开展的其他大规模战争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和我们崇高的同盟国俄国在德黑兰拟定的方案，现在已经全都施行了，所以我也不用谈及。

“不过在雅尔塔的时候，我发现了总统的病症。虽然他打动人心的笑容，愉悦、洒脱的气度还在，但他的脸色极为灰白，体型外貌瘦弱，眼神常常给人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当我在亚历山大港和他道别的时候，我得说，我已经模模糊糊有了一种焦虑的感觉，我意识到他的健康和精力正减退着。不过所有事都无法让他顽强的责任心发生变化。他直至弥留之际，还半步不退地对着不计其数的工作……当死神忽然来临，他已经做完了自己的工作。他这辈子应该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就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他因公殉职，并且我们本可以说得更贴切一些，说他就如同那些和我们的士兵一同在世界的各个地区一起作战，将使命彻底完成的他的战士、水兵和空军在战场上牺牲一般。他的离世确实让人敬仰！他的国家已经被他从最重大的危机、最深沉的苦痛中解救出来。他的坚韧的光辉，成功地普洒大地。

“安定时期，他曾将美国的生活和凝聚的基石拓展加固了。战斗中，他将崇高的共和国的力量、威势和名誉上升到了史上所有国家都没到达过的高度。美国以左手带领取胜的联盟军队进军德国腹地，以右手在另一个半球势不可挡地将日本势力绞碎，并且在所有的这段时间里，始终将船、军备、给养和各类食物大量地提供给它的小同盟国作为救援……

“不过，他要是没将一辈子这样多的心力投入到人民独立与社会公义的工作中，让它更加了一层华光……而让大家永远知道它的话，那所有的这些，最多也只是人世的权柄和威势而已。他背后为美国战斗的机制里不计其数相互联系的每个单位，留下了众多果决有能力的人来管理它们。他留有一个继承者，为了达成原本的目标，这个人承担责任的时候步调稳健、信心十足。我们能够说的，只有这样：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我们失去的，是以前从来没有的最崇高的美国友人，是最崇高的守护自由的斗士，他将支援和慰藉从新世界带进了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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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斯福离世的消息让人觉得惊讶、突然，但之前我已经说了，自从雅尔塔会谈，我们在亚历山大港分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精力在减弱了。我们之间来去的公务文件因为苏联摆出了敌对姿态出现了严重的政策矛盾，我曾经在我个人的电文里努力让这种紧绷得到缓解，不过总统的健康状况到底严重到了什么地步，我并不是非常清楚。我了解他没有自己写公务电文的习惯，所以我无法从自己收到的那些电文里，看出有什么格调上的变化。3月29日，奥利弗·利特尔顿见到了他，30日发电文过来说：“我被他的容貌神色吓了一大跳。”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希望可以坐飞机去参加他的葬礼，并且我已经吩咐过给我预备好飞机了。哈利法克斯伯爵发电报过来，说我或许会去的提议极大地触动了霍普金斯和斯退丁纽斯，而且他们都十分赞同我关于到那里去会受益颇多的观点。之后杜鲁门又托他告诉我，对于和我见面的机会，他本人有多么看重，在他看来，我要是愿意去，祭奠这个时机对访问来说是非常合理且便利的。按照杜鲁门先生的观点，我在葬礼完成后，能够和他进行一个为期两到三天的洽谈。

不过我最后还是没能实现朋友们的期望，因为我身上担负了非常多的忙乱的公事，导致我无法在这一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候离开自己的国家。

我给总统发的电文如下：

非常可惜，今天早上内阁和英国的国王陛下批准了我的行动方案，现在我没办法改动了。这些方案将所有事都布置好了，预备在下周的会谈中展开磋商，里面有我在周二向已经离世的总统发表悼词，还有在圣保罗大教堂和英国国王一起开追悼会等等事情。我真挚期盼能够及早与你见面。同时，我们共同事业的所有情况，外交大臣都了解。

后来我回想这件事的时候，都为当时没能接受新总统的提议而感到遗憾。以前我没有看到过他。在我看来，很多事，要是能和他面对面地商讨会很有价值，特别是分几天，从容、大方地谈。让我尤为惊异的是，罗斯福在最后的那几个月里，没有让他的副总统以及或许会成为继承者的人对事情的所有步骤彻底了解，也没能让他参与到正施行的议案之中。对我们的工作来说，这看上去非常糟糕。对于掌握情况来说，亲身参与、自己做一件事和事情发生了一段时间之后凭借翻阅档案文书是无法比拟的。比如，所有的事，我的同事艾登先生都知道，所以无论是什么时候，他都能接手我的一切统领任务，虽然当下我身体非常健康，精神也非常充足。不过，美国的副总统的位置，却是从原本了解得非常有限，权力相对不大，一下子掌控了顶级的权限。在战争处于顶峰的时候，对于关乎生死的问题，杜鲁门先生如何掌握、估计呢？我们以后了解的他所有事都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果敢且无畏的人，可以采用最大的决定。不过在最开始那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所处的环境是极为艰难的，这让他无法将其卓绝的才华彻底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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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的首次官方吊祭、致意的电文，新任总统发来的回复电文十分友善。

我是这样写的：

1945年4月13日

你和美国民众，因为我们最优秀的友人的离世而遭受损失，希望我私人的致意能够被接受。我们所有人在为大家共同事业努力时，所形成的密切的战友情，期望我有权和你一同回想。这种战友情是我和总统在那段艰苦的时期共同享有的。在你在联合国得胜者之列，并出任重要职务的时候，请允许我向你致以最诚挚的尊敬和祝贺。

杜鲁门先生对我承诺说，罗斯福总统倾身奉献的工作，他会竭尽所能让其得到发展，罗斯福总统和我为两国建造的密切稳固的关系，他也会对其进行维护，并促其发展。他想要和我会面，与此同时，他还同意给我发一封关于斯大林发给他的有关波兰问题的电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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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我们的使者给我发了一份非常有帮助的电报。(www.xing528.com)

哈利法克斯伯爵致首相　1945年4月16日

今天早上，我和安东尼看见了哈利·霍普金斯。我们都认为他看上去非常衰弱、瘦削……对于总统的离世，他多少有点感觉，还说，幸好他和威尔逊不一样，没有中风，一败涂地。他早就发现总统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只能做一点事了。

在他看来，总统离世导致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局势。因为这种局势，我们只能完全重来。能有确定的一件事是，从今往后，参议院决议对于政策会有更大的影响。不过，还没法预料这件事会如何展开。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于他那些需要应付的人，他自己是如何看待的。

哈利觉得，从全局上看，你确定现在不过来反而是好办法。给杜鲁门几星期的时间，单独行事是很有益的。与此同时，你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和他进行信件往来，让他慢慢熟悉你。安东尼也觉得这样相对好一些，尤其是以后随着时局的变化，要是有希望，杜鲁门来检阅美军的时候，最好能让他中间来一趟伦敦，站一站。按照通常的原因，我们也希望他来，并且以前罗斯福也同意要这么做的。哈利支持这一提议……

而杜鲁门自己，他已经让哈利将与外交政策、国际政策有关事项的概要拿给他了，哈利正做这一工作，不过，哈利可能没法继续当下的职务了。杜鲁门或许不会用他，而哈利，他不管怎么样也都不会再做这份工作了。杜鲁门的办法和罗斯福的相差巨大：自己的工作，他愿意自己完成。所以哈利擅长的事失去了施展的地方。他们在昨天谈过一次，曾经说起以后，不过，仅仅是说，他们必定会在哈利身体好转之后，再谈一谈……

杜鲁门喜欢分析军事战术的历史，传闻他看了不少这类书籍。或许这是件有意思的事情。有天晚上，他在这里展现出了他对于汉尼拔一战毫无疑问的让人吃惊的了解。对于马歇尔，他非常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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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说：

首相致斯大林元帅　1945年4月14日

你在4月7日发来的电报，我已经收到了。多谢你在电文里再次说明承诺所用的语气。我认为现在已经可以理解为终结了“纵横字谜”的误解。

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离世，我觉得非常难过，在最近的五年半的时间里，我和他的私人关系非常密切。

经过了这件痛苦的事情，将我们两个人连到一起的不少让人高兴的礼尚往来和回忆，如同我们已经征服了的所有危机和困苦中一样，让我觉得分外珍贵。

借此机会，我们要向你和莫洛托夫表示感谢，多谢你们在我的夫人到访莫斯科的时候，周到热情的款待，和她在俄国旅行时给予的所有关照。为了让勇敢的红军伤兵所遭受的剧痛得到一些缓解，她做了一些事情，并因此得到了劳动红旗勋章^[2]，我们觉得这是非常荣耀的事。她筹到的钱或许并不多，但这种奉献是出于爱，有钱人出了，穷苦人也出了，并且主要是他们出的为数不多的钱，每个星期，他们捐献一些小钱，这让他们感到骄傲。在我们两国民众的友谊里，在两个国家政府的相互体谅里，在我们两个国家军队的相互敬重里，寄予了世界将来的曙光。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5年4月15日

你因为罗斯福总统离世发过来的电文，我已经收到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苏联民众的眼里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一个努力让三个国家紧密协作的坚毅的^[3]斗士。

苏联民众将永远记得罗斯福总统对苏联友善的姿态，并给予其最高的评判。我自身也分外觉得失去这个崇高的伟人，让人心情压抑，他是我们共同的友人。

这个时候，艾登正在华盛顿，他发电过来说：

外交大臣（在华盛顿）致首相　1945年4月15日

1．我在今天早上到达这里之后，和大使与斯退丁纽斯进行了一次会谈。斯退丁纽斯表示，对于总统的离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感到非常难过。斯大林曾经向哈里曼询问过，他是否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为伟大同盟国间凝聚的进一步加强提供某些帮助。斯退丁纽斯说，多亏哈里曼没当即以“波兰”作答，不过曾经提出“莫洛托夫要是可以到旧金山参会，会是一件好事”的提议。斯退丁纽斯没让这一机会溜走，他发电报过去敦促，说除了旧金山，莫洛托夫还应该先去华盛顿参与磋商。一个小时之前，斯退丁纽斯已经打电话告诉我，俄国人已经同意这么做了，且莫洛托夫就快来了，他已经坐上了去接他的美国飞机。因此，我估计他将在周二到这儿。到了那个时候，按照我的计划，我们得开始跟他说波兰的事了。

2．虽然这绝对是个好消息，但我们也不必期望太高，因为还得看莫洛托夫过来之后抱有的姿态。不管怎么样，有对事情进行全力讨论的机会真让人高兴……

3．斯退丁纽斯在今天下午又一次和我谈起了下议院在这周对波兰问题的争论，他还说，想让你说明，事情因为三国外交部长的会谈，已经有了新的机会。我答应了，不过我跟他说，按照我的想法，让俄国人知道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坏处，即莫斯科组委会到现在还不能按照雅尔塔协议得到成绩，让我们非常在意。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非继续向俄国人施加强压不可。现下还没道理可以乐观，而在这儿，一切谈判想要获得成功，最有可能的就是让俄国人清楚地明白，要是会谈失败，我们所有人都要迎来惨重的结局。

第二天，他再次发来电报说道：

外交大臣（在华盛顿）致首相　1945年4月16日

我和爱德华今天早上第一次拜见总统。他给我们的感觉不错。我对他说，他初次发给你的电报，你收到了，觉得十分开心、感动。我多次谈起，你难过于不能在离世总统举办葬礼的时候亲自过来华盛顿，不过，我说你想早些和他相见。总统表示，对于这些情感，他非常感怀。我们应该明白，他承袭了沉重繁杂的工作。广泛领域中各式各样的问题，他都要清楚了解。但他的目标是将已辞世总统的外交策略，丝毫不变地接着施行下去……

之后，我又将谈话的主题变到你和总统见面的事上，总统可能会想起当初罗斯福总统计划尽早到欧洲考察，并将伦敦当作首个到访地。我清楚，要是杜鲁门总统认为这个方案可以施行，你、英王陛下和全英国政府都会非常开心的。总统表示要是能如此，他会很开心的，不过我们得想到，他现在在这儿有一些紧要的工作要做。他不得不处理一些国内的要紧事。他还得自己将已离世总统在很多事项上的策略弄清楚。所以，当下他没办法做出确切的回复。不管怎么样，他给我的感觉是，他是希望来的，尽管来的时间和罗斯福总统原本预计的相比，可能要晚一点……

你针对米科莱齐柯的电文，以及米科莱齐柯说的原件，我都给总统了。他让我感谢你，还说他好像认为米科莱齐柯评断“非常有理”。我清楚，对于这样的进程，国务院非常满意……

我拜见总统，他给我的感觉是：新任总统诚挚友善。他清楚自己新工作的艰难，但并未被吓住。说到你的时候，他真的是激动不已。

我认为他会成为我们的忠实伙伴。首次会谈让我备受鼓励。

以下是我的回答：

首相致艾登先生（华盛顿）　1945年4月24日

尽管我希望能亲自和总统相见，不过在以后的六十天里，我并不想去美国。大选有很大的可能会在那个时间段之前展开。这件事我们无法明确表态，得等我们可以把眼下的军事终结看得更明白。我觉得英王陛下和英国政府一定会给总统送上最诚挚的请帖。在我看来，从现在开始算，九十天之后的时间，由于那个时候，选举要么已经展开，要么推到了十月，所以应该没什么麻烦了。现在还无法将这个问题定下来。

就这样，我们在所有人都深觉遭受一致损失的情形下，再次开始走向艰难的征程。

【注释】

[1]本书第六章。——原注

[2]劳动红旗勋章：因为列宁的提议在1920年12月28日设立的，给那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显示出非凡忘我精神、爱劳动和具有很强的组织观念的个人或者劳动集体的奖励。——译注

[3]在我看来“坚定不移”是更准确的译法。——丘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