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状：西方理性主义与中国宗法伦理的政治文化比较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对于西方立宪的文化基础——理性主义，已经有比较充分的阐述。德国宪法学家卡尔·曼海姆认为，支配思想启蒙运动的认识论，就是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对于理性的思维模式，叶秀山将其归结为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思维。[1]诺尔贝·埃利亚斯也指出: “这种人的自我认识经常理所当然地认为，在人的‘内部’和‘外部’之间存在着一条严格的界限。此外，在欧洲的思维和谈吐的传统中，这种观点也是根深蒂固的。”[2]西方文化理性思维的传统，直接影响了西方宪政文化中价值体系的建立。正是基于理性主义的逻辑论证，形成了宪政文化中的价值体系，譬如法治、人权、民主等，奠定了近现代立宪主义的文化基础。陈晓枫教授也指出: “欧洲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把理性的逻辑思维作为主要的致思途径。”“西方哲人具有对思维的反省和反思的传统，使得关于思维活动的形式和规律的科学发展得完备而精密。西方文化中这种重视思辨的理性思维的结果，必然着重于外在的、个人的、权利的、功利的、对立的、逻辑的理性、思索、原则等。西方宪政文化中的正义、自由等价值，正是这种理性思维的结果。”[3]“注重外在的、权利的思维，必然会导致正义的价值; 注重个人的思维，必然会导致自由的价值。”[4]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法伦理特质，以及被传统宗法伦理整合而成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体系，目前也有比较充分的论述。“亲亲、尊尊”的宗法伦理塑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 家国一体、君权至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甚至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激变，由于文化基础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革，因此都不曾打破此种家国合一的大一统格局。梁治平教授指出: “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泛道德化，先王观，贤人政治，‘政教合一’等许多堪称为特色的东西，或者渊源于这一传统，或者与它有密切的联系。”[5]“正是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品格，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民族及其各项政制安排的命运。”[6]然而，传统文化是如何决定我们民族的各项政制安排? 传统文化究竟又是如何影响近现代中国立宪的? 有没有可能突破这种被文化安排的“命运”而走上宪政之道? 如果有可能，途径又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梁教授没有回答，而这也正是本书的重要创新之处。

[1] 魏敦友: 《回返理性之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2] ［德］诺贝尔·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 文明社会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1卷，王佩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页。参见朱海波: 《论现代立宪主义的文化基础——理性主义与自然法哲学》，武汉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6页。

[3] 陈晓枫: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www.xing528.com)

[4] 陈晓枫: 《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

[5] 梁治平: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6] 梁治平: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