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宪政文化：五权宪法的探索

相对于西方文化中主客体二元分立的理性思维而言，在思维模式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主客体的“合一”，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何谓“天人合一”? 按照董仲舒的解释: “天”就是指自然界，“人”就是指人类。“合一”就是指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他说: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将“天人合一”的命题明确表述出来的则是宋代的理学家张载。他说: “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圣……”[2]此后，几乎历代都有学者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进行阐述。

“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理念不仅强调自然界—— “天”，与人类“合一”于“天道”中，还强调人对于“天”——自然界的依附，因此在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人其实就成了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传统看来，人要依附于自然，并遵从自然界的运行和发展规律，于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成了一个具有极大权威的哲学范畴。如果“逆天而行”，将会受到“天”的严厉惩罚。“天”将会降临各种灾难以示惩罚。这一点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天人二元界分”的理性主义哲学。在西方二元对立的理性文化中，“天人界分”之后，人成了自然界的主宰，自然界是客体，是被人改造的对象，因此，依据理性主义思维，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界依附于人的哲学理念。

“天”的运行并非毫无章法，而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3]这个规律就被称为“天道”或“道”。由于“天”的权威性，使得“天道”或者“道”这一哲学范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同样具有权威性。例如，老子就曾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所有的一切——包括政治权力在内，都是从其中派生出来的。“道”化万物为阴阳，阴阳相交而生万物。君臣之“道”不过是阴阳之“道”中的一个环节。“道”化育万物，又主宰万物，是万物得以存续的依据。“道”的作用无所不在，然而“道”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独立自主起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圣人”、“圣王”就是道施化万物，特别是施化人类所不可缺少的助手。甚至于没有了“圣人”，“道”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那么，“圣人”是谁? 依据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由于人类要依附于自然界，所以人的行为必须遵循“天道”的运行规则，顺天而行。而要遵循“天道”之运行规则，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它的规则内涵。承担这项任务的人就是那些能够“体道”、“得道”、“知道”的人，即那些能够沟通“天”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人。这些人就是不同于一般人的“圣人”。《白虎通义·圣人》说: “圣人者何? 圣也，通也，道也。道无所不通。”[5]“圣人”无所不通的核心是通“道”。在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中，都是以是否通“道”来定位“圣人”。在《老子》一书中，“圣人”是“道”的人格体现。[6]孔子则提出: “朝闻道，夕死可矣。”[7]由此可知，发现、揭示“道”的运行规律是最为神圣的事业，能完成的这个事业的人不是别人，只能是“圣人”。“圣人”和“道”是一种一体的关系。“道”与“圣人”相依相成，“圣人”是“道”的体现者，“道”要靠圣人来发现。因为“道”虽然无处不在，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只能通过“圣人”的传播才能有所悟得。“圣人”主要表现在通晓一切事物的道理和规律。“圣人”通过对“道”的体悟来“制礼作乐”开化百姓。

然而，要想成为“圣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主体(人) 通过心性修养从而达到“仁”的极境，即必须经过一番切磋琢磨的精神修养的深功夫才能达到。理学家张载所说的“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圣”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8]对此，孔子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孔子认为，一个人能否成为具有仁德的人，关键在于自我能否努力修养。他要求人们兢兢业业地学习以“死守善道”，坚定不移地实践成仁成圣的人生最高理想。[9]正因为如此，孔子把“好学”在道德修养中的地位看得很高。[10]然而，并不是一般人都能成为“圣人”的，只有修炼到最高境界的人才能成为“圣人”，或者说，圣化程度必须达到最高层次才可称之为“圣人”，[11]因此，“圣人”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是具有唯一性的范畴。(www.xing528.com)

“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就在于“悟道”。由于“道”本身的权威性，从而使得作为“悟道”之人的“圣人”也具有了权威性，即儒家学说中的“内圣”而“外王”。由此可知，在传统的政治哲学中， “圣人”由于具有“悟道”的功能，因而获得了“道”的授权、具有了依据“道”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权力。“圣人”按照“道”的指令和规律来对人类社会进行治理。“圣人”所具有的“体道”功能以及“道”的权威性使得“圣人”治理国家、享有政治权力具有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合法性。自春秋战国时代起，虽然诸子百家对“圣人”的论述各式各样，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都把“圣人”与治理国家联系在一起。例如，在老子的思想中，“圣人”虽然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功能，但其最主要的职责就是治理天下。“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12]孔子认为，“圣人”也同样是以政治为主要功能的。“圣人”的政治功能就在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3]在先秦诸子以及以后的整个思想界，凡是提到“圣人”和论及“圣人”的社会功能的，没有不同治理天下的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由“圣人”来当君王成为了当时一股强大的思潮和君子们的共识。

因“圣”而“王”，打通了知识、道德与权力之间的通道，这对当时甚至以后，都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既然人们把“圣人”作为君王的唯一条件，甚至是作为合法性的唯一根据，那么在逻辑上就出现了这样一条思路: 谁最拥有知识，谁的道德水平最高，谁就能“体道”、“知道”，谁就能成为“圣人”，谁也就能掌控国家的最高权力。反过来，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成了“得道”的“圣人”。他的言行就比别人高明、正确。人们也就不应该制约他，因此，在这种理念中不可能产生对最高权力的执掌者进行制约的制度机制。

由此可知，“道”本身是具有唯一性的( “道”即是“一”)，所有的国家权力都是从“道”中派生出来的，而且“圣人”也是具有唯一性的，( “圣人”是在内心道德情操方面修炼水平达致最高境界之人)。由于只有圣人才能“体道”，从而具有被“道”授权的资格。“道”通过把权力授予“圣人”，从而使得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只可能是唯一的。“圣人”是“道”的人格化。反过来，一个人如果获得了最高权力，他就成了“道”的体悟者和“得道”者，成了“圣人”。故而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必将导致“圣王合一”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使得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国家在最高权力的设置上始终保持一元化，即国家的权力始终是趋向于权力一元化。国家的最高权力始终缺乏有效监督。在“圣王合一”的这一观念中，既包含了政治理想，又把政治理想与权力结合为一体。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从一开始就是专制政治的体现，不管历史经过多少沧桑之变，专制体制都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