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文化：五权宪法视角

一元化的权力设计在训政时期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集中体现在“以党训政”上。1928年6月3日，正在欧洲考察的胡汉民、孙科从法国巴黎联名致电谭延闿等人，提出训政时期国家发展的原则，并明确要求“以党统一”、 “以党训政，培植宪政深厚之基”。“本党重心，必求完固，党应担发动宪政之权。”[10]同年9月，胡汉民发表《训政大纲说明书》，宣称: 训政时期实行“以党治国”，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政府由国民党“负其保姆之责，故由党指挥，由党拥护”。还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总握训政时期一切根本方针之抉择权”，是训政发动与指导机关，国民党拥有发动训政之全权，国民政府是训政的执行者。[11]

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常委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孙科和戴季陶五人召开常务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追认通过。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通过并由国民政府颁布了“试行五权制度”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时期约法》。此《国民政府组织法》与《训政纲领》、《训政时期约法》，在训政时期，均不得不视为“根本法”，标志着训政的法律化。[12]《训政纲领》的基本宗旨就是“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第1条)。因此，总的来说，训政时期就是要使国民党包办全国的政权、治权。对于国民党在训政时期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在同年10月3日致国民党中央的一份电文中毫不隐讳地说: “本党……暂定一党专政之制。”

关于“训政体制”下的权力设置，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理解: “第一，就党与政府关系而言，党必求其完固之中心，政府必求其有适宜之组织。”[13]“第二，就权与能之关系言，党为训政之发动者，须有发动训政之全权，政府为训政之执行者，须有执行训政之全责。”[14]“第三，就党与政府二者在训政时期与人民的关系而言，则党之目的在以政权逐步授诸全国之人民，政府之目的在于逐步受国民党之指示对国民全体进行训导。”[15]总之，训政时期，就是要将国家政权托付于中国国民党，由国民党的权力机关代表国民行使国民大会的职权，以“保姆”身份训练国民“学会行使政权”。国家政治权力的发动程序，是由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由中央政治会议而达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则在国民党的指导及监督之下。国民党“总揽统治权”，并分别托付于政府五院分行之。同时，通过政治会议的设置，使得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厘然有序”。整个训政制度的设计，就是要保证政府对执政党的政纲、政策“有政必施，有令必行”。[16]也就是说，在训政体制下，人民要接受国民政府的“训导”，而国民政府又要受到国民党的“指导”、“监督”。国家的权力传递模式仍然是自上而下，国家的权力设置仍然是以一元化为本质。(www.xing528.com)

关于“以党训政”，将国家权力集中于国民党中央，对这一点蒋介石于1931年5月10日在国民会议上就《训政时期约法》所作的阐释性讲演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蒋说: “国民党在训政时期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可知国民党在训政时期是一个最高机关。”他还说: “一切权力全操于中国国民党，由国民党决定后，才交给国民政府去执行，没有一件事可以经国民政府自由去活动。”“非本党同志完全管政，主义是不易实行的。”[17]“希望在两年以内，政治人员由中央政府至各地高级政府，全是本党的党员。如此主义方可实行，革命方可完成。”[18]这一点也在《训政时期约法》的“附则”中得到了反映。附则中规定: “本约法之解释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透过这种权力设计，就使得在训政时期始终贯彻“以党训政”。国民党中央完全可以利用解释权任意解释各条款，当然也就可以任意解释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国家权力集中于国民党，从而继续维护权力一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