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一战中角色及耶路撒冷问题研究

圣城耶路撒冷对英国一直都有很强的吸引力，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就与之建立了联系。英国曾与法国等欧洲列强联手干涉中东事务，迫使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将已经占领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归还给奥斯曼帝国，并在耶路撒冷设立领事馆。随着奥斯曼帝国衰落，英国不仅在耶路撒冷倾销其工业品，而且还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外侨权利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全方位地渗透其权力。

1．“一战”中英国对阿犹双方的双重承诺

英国控制埃及后，魏茨曼曾于1906年向英国人陈述了支持犹太人的好处：“一个与埃及一翼接壤的、强大的犹太社团的存在，将对可能来自北方的任何危险形成有效的防御。”^[1]巴勒斯坦对于英国极其重要，控制巴勒斯坦地区就意味着既掌握了从欧洲通往亚洲的关口，确保英国和印度殖民地的联系，又在中东地区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突破口，从而有效遏制德国和法国等列强扩大势力。为了控制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地区，英国人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许下了诺言。

1914年8月“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站在同盟国一方，英国出兵中东。因为同盟国一旦控制了巴勒斯坦这个欧洲通往亚洲的咽喉要道，那么英国本土和印度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就会被掐断。

但是，英国在中东驻扎的兵力不足，为了取得阿拉伯人的武装支持，促使阿拉伯人和英国一起对付奥斯曼土耳其，“为承认和确定阿拉伯的独立曾许下多次诺言”。^[2]

1915年10月24日，英国驻开罗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致函麦加的圣裔侯赛因·伊本·阿里，即《麦克马洪信函》（The McMahon Letter），其主要内容如下：

①大不列颠准备承认和支持麦加的圣裔对界限内的所有阿拉伯地区提出的独立要求。

②大不列颠将保证圣地不受外来侵略并充分认识到其神圣不可侵犯。

③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大不列颠将给予阿拉伯人建议和协助以建立一个最适合其多样性领土的政府形式。

④可以理解的是阿拉伯人决定仅仅寻求大不列颠的建议和指导，而为建立稳定的统治结构而来的上述欧洲顾问及文官将是英国人。

⑤就巴格达省和巴士拉省而言，阿拉伯人应承认大不列颠的安全形势和利益使得其需要特殊的行政安排以保障这些领土不受外来侵略，促进当地人民的福利并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3]

这样，在阿拉伯人的配合下，英军占领了肥沃新月地带的部分地区。

为了瓜分土耳其的阿拉伯行省，英国与法国进行了一系列磋商。英国的中东专家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和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皮柯（François Georges-Picot）制定了一份协议的草案，故称《赛克斯—皮柯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1916年5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与法国大使保罗·坎伯尔签订了该协定，其主要的内容有：

①法国和英国准备承认和保护附属的地图上所标记的A区和B区在一个阿拉伯酋长管辖下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国家联盟。在A区的法国和在B区的英国应享有进入该地区发放贷款的优先权。在A区的法国和在B区的英国有权应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国家联盟请求单独派出顾问和外交人员。

②在划分法国的蓝色区域与划分英国的红色区域，英法两国有权实行直接或间接的管辖，两国政府认为可安排建立一些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国家联盟。

③在棕色的区域设立国际共管区，其形式应随后与俄罗斯，其他盟国及麦加的圣裔代表协商后决定。

④英国被授权：管理海法港和阿卡港；保障A区能从B区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获得供水，国王陛下的政府申明立场并保证在没有取得法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不与任何第三方讨论塞浦路斯的割让问题。^[4]

然而，对于巴勒斯坦地区，两国的诉求都超出了《赛克斯—皮柯协定》。英国为实现战后向南的扩展，试图以巴勒斯坦为中心。法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土耳其境内基督徒的保护者，力图占据巴勒斯坦。最终，“《赛克斯—皮柯协定》明确耶路撒冷是一个国际城市，并且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也表示同意：‘我们想让圣地国际化。’魏茨曼写道。”^[5]

1916年12月，英国劳合·乔治内阁上台，决定加强对中东的军事行动。鉴于巴勒斯坦在中东地区咽喉的核心地位，英国决定以埃及为跳板，自西奈半岛进攻巴勒斯坦。为了争夺巴勒斯坦的控制权，英国政府迫切需要得到犹太人的支持。犹太人除了可以提供财力支持外，还有技术上的支持。1911年，魏茨曼发现了一种利用特殊菌种发酵谷物然后合成丙酮的新方法，而丙酮是生产无烟火药的重要原料。“一战”爆发后，魏茨曼担任英国海军部化学实验室主任，大大提高了他在英国政府中的地位。1914年，在魏茨曼的鼓动下，英国的犹太人成立“英国巴勒斯坦委员会”，提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崭新的英国自治领地、在获得自由中恢复犹太民族的古代光荣的口号。巴勒斯坦委员会在魏茨曼的领导下，开始正式与英国政府谈判，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此外，英国还力图彻底消除犹太人对德国的幻想。大战爆发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等犹太国际协会宣布中立，然而大多数犹太人领袖逐渐转而同情德国与奥匈帝国。^[6]“德国外交部门意识到这一点，在战争最初的年代里，试图利用这点扩大德国的利益。全世界的德国犹太人组建了‘东方委员会’，在波兰犹太人中进行亲德宣传。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同外交部门就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合作进行谈判。1915年，犹太哲学家赫尔曼·科亨前往美国，请求那里的犹太人说服美国政府站在德国一边参战。”^[7]这些行为无疑也刺激了英国人，使其孤注一掷。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代表英国政府致信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副主席莱昂奈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即发表了《贝尔福宣言》：

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愉快地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将下述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志向表示同情的宣言转交给您，这个宣言业已送交内阁并为内阁所批准：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

如果您能把这个宣言通知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向您表示感谢。顺致崇高的敬意

阿瑟·詹姆斯·贝尔福^[8]

自从1897年8月29日，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以来，在西奥多·赫茨尔的努力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进一步系统和完善，最终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政治运动。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却一直停滞不前。据统计，“1882年至1914年间的250万欧洲移民中只有少数部分（2%～3%）选择去了巴勒斯坦”。^[9]直到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才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实现了质的飞越。《贝尔福宣言》奠定了英国对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的政策基调，为当代耶路撒冷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贝尔福宣言》一经发表便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贝尔福宣言》是犹太民族在现代史上所获得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外交胜利^[10]”。它的发表“给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和流散在海外的犹太人以巨大的希望”^[11]。而这个“希望”则特别指《贝尔福宣言》中“犹太民族之家（a national home for the Jewish people）”的提法，英国政府使用这个含混不清的字眼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在不给予犹太人实体政治许诺的情况下争取犹太人对英国的支持。在犹太人方面，“《贝尔福宣言》那含混不清的辞句为想象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于是，在流散海外的犹太人中间，流传着立即就要建立犹太国的消息”^[12]。毫无疑问，这正是英国政府想要的效果，英国媒体如《每日电信报》《泰晤士报》和《晨报》皆以“‘犹太人的国家’、‘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作为大字标题，表示庆贺”^[13]，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索科洛夫和魏茨曼等则盛赞《贝尔福宣言》。消息扩展到法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法国政府声明支持《贝尔福宣言》，法国政府则采取了审慎态度，而“德国锡安主义领袖们听到《贝尔福宣言》发表的消息后十分振奋。他们称赞《宣言》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宣言》的发表‘在实现巴塞尔纲领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大的一步’”。^[14]就这样，英国通过发表《贝尔福宣言》，并使用含混的“民族之家”字眼，获得了犹太人的支持，打击了法国的威信，同时拉拢了亲德犹太人。

然而，这个提法同时表现了英国的战略利益。有学者认为“‘一个民族之家’这个提法，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它想要表示的意思是某种形式的避难的地方”，“显而易见，英国政府心目中的那个概念并不是指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否则他就会在贝尔福宣言中那样讲明了”^[15]。从上文对《赛克斯—皮柯协定》的论述和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的动机可以看出，英国政府的用意是控制巴勒斯坦地区，进而有效地在中东地区进行扩张。

1918年11月7日，英法发布联合宣言（The Anglo-French Declaration），其主要内容如下：

法国和大不列颠在东方以诉诸战争的方式动摇德国野心的目的在于完全而明确地解放长久以来受到土耳其人压迫的人民，并建立一个民族的政府和行政机构，其权力来自当地民众自主自由的选举。为了实现这些意图，法国和大不列颠一致支持并协助现在已被协约国解放了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当地人的政府，保障这些解放了的地方的安全，同时尽快承认这些实际建立了的政府。

法国和英国绝非为了给民众施加任何有关宗教的特殊影响，而是为了给予他们足够的援助以协助由当地人自由选举的政府能够正常运转，为了确保公平公正，鼓励地方积极性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为了利于教育的扩展，为了杜绝因使得土耳其受益的政策而引起的纷争。因此两协约国政府乐见这样的政策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实施。^[16]

“霍加斯于1918年元月转达的英国政府为消除阿拉伯人对贝尔福宣言的不安而写给麦加的舍利夫的复信。当时阿拉伯人已经知道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并且对于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前途问题上的意图是否具有诚意感到不安。”^[17]这样，综合来看，英国给阿拉伯人的许诺主要是：战后在土耳其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阿拉伯行省帮助阿拉伯人建立独立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保证阿拉伯人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圣地的权利。

由此可见，很明显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许诺，必然有损于对阿拉伯人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和维护阿拉伯人圣地权利的许诺。而英国政府在战争中的行为，则对因《贝尔福宣言》而对英国态度极为友善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造成了影响。实际上，英国政府和世界上许多犹太人，在委任统治之前，并没有意识到阿拉伯人是巴勒斯坦的世居民族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占有大部分的土地。实际上巴勒斯坦并没有太多空间给予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不侵害阿拉伯人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开发。《贝尔福宣言》的起草者，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曾经宣称：

在巴勒斯坦我们不打算了解这个地区现存居民的愿望，即使通过咨询的形式也罢……四大国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并且，犹太复国主义，不论其对或不对，好还是坏，但他是根植于悠久的传统、现实的需要和未来的希望之中的，因而比居住在这个古老的土地上现存的七十万阿拉伯人的愿望和偏见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18]

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贝尔福当初在向犹太复国主义者许诺的时候，丝毫没有考虑到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据多数的事实。很显然，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府，对于阿拉伯人的作用并不看好，也并不在意。对于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作用的轻视使得英国政府出台《贝尔福宣言》时没有过多顾及阿拉伯人问题，也使得战后英国随意背弃了对阿拉伯人的承诺。前述英国对阿拉伯人的许诺，是阿拉伯民族大起义爆发的诱因，正是由于麦加的侯赛因参与协约国一方作战，阿拉伯各个地区也先后起义支援协约国（主要是英国）军队，英国才能够迅速地攻占中东地区。在《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前，英国已经命令英国驻埃及远征军总司令埃德蒙·艾伦比将军攻占耶路撒冷。《贝尔福宣言》发表一个月后的1917年12月11日，英军攻占耶路撒冷。1918年，土耳其驻巴勒斯坦军队投降，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对耶路撒冷整整400年的统治。

1920年4月24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圣雷莫会议上接受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任命赫伯特·塞缪尔爵士担任首任高级专员。事实上，《贝尔福宣言》是“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巴勒斯坦的主要依据”^[19]。英国通过含混的言辞，为战后占领巴勒斯坦并实行委任统治找到了根据，实现了英国以巴勒斯坦为中心渗透中东的战略目标。然而，对犹太人的许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与英国在之前对阿拉伯人的许诺的矛盾，成为日后阿犹矛盾及英犹矛盾产生的根源。

英国占领巴勒斯坦之后，开始实行军事管制，放弃了给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承诺。一方面，英国当局虽然认为阿拉伯人是英国在中东统治最应该依靠的力量，但并未履行让阿拉伯民族在巴勒斯坦地区独立的协议。英军总司令艾伦比的幕僚则“随着一些曾在印度、非洲或埃及取得经验的殖民官员的加入而得以扩大，而且他们都把这块英国的新领地看做阿拉伯国家”^[20]。“军政府的领导人是总司令艾伦比手下的将军们。开罗总司令部的倾向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并不有利。对于大多数文武官员来说，这问题相当陌生。他们都打算把阿拉伯人视为英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应依靠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英国当局也没有做到在《贝尔福宣言》中对犹太人的承诺。哈伊姆·魏茨曼在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悲伤地表示：巴勒斯坦的英国军政府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甚至可能是反犹主义的。”^[21]英国人埋下英犹关系不和的种子。

在阿拉伯人占绝对多数的中东地区，英国要想取得阿拉伯人的支持，就不得不对犹太移民加以限制，而这又必然有损于英国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英国在中东的战略重点，是尽可能扩大势力范围，维持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因此其既违背了给予阿拉伯人的“独立”承诺，又不给予犹太人建国的许诺，力图在平衡两者利益的同时，取得英国在中东利益的最大化。“一战”结束后，由于法国在战争中受到巨大的削弱，在中东失去了和英国相抗衡的力量，所以英国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管制很快就转变成“委任统治”，而这时距离国际联盟正式下达委任统治书还有两年时间。

从军管时期起，英国当局就着手管理耶路撒冷的各项事务，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城市规划和人口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力图改变其落后面貌。1917年，当英国人接手耶路撒冷时，它“俗气而寒冷，人口已从1914年五万五千左右下降到三万。许多人挣扎在饥饿边缘，和疟疾搏斗，并遭受性病的折磨（城市里游荡着五百多十几岁的犹太妓女），还有三千名犹太孤儿”^[22]。1918年3月，魏茨曼来到耶路撒冷并组成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发展犹太定居点，并加强与英国方面的联系。英国政府微弱的巴勒斯坦第一任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是一位英籍犹太人，耶路撒冷地区的行政长官罗纳德·斯托尔斯、最高移民官阿尔伯特·海姆森都是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一批英籍犹太人官吏分布在委任统治政府的各个部门，犹太人已经主导了耶路撒冷的政治核心。经济上，犹太社团发展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拥有火柴、水泥、烟草、石油、纺织、电力等工业门类。1923年，耶路撒冷已有123个犹太车间和企业。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工业的4/5都是掌握在犹太人手中，耶路撒冷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倡议也是出自耶路撒冷犹太社团。犹太代办处和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还共同建立了一个特殊工业规划的机构，由纳胡姆·威尔什（Nahum Wilbush）领导，其资金来源于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捐助。1921～1939年，40%的资金投入建筑行业。被聘用的犹太人几乎1/4都从事过建筑行业。^[23]为了维护耶路撒冷古城原貌，英国当局规定，建筑物外墙必须使用米色砂岩石材装饰。当然，英国在耶路撒冷实行的统治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英国自身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的，归根结底，政策调整的依据是英国在耶路撒冷的利益。

2．英国与阿犹双方的矛盾(https://www.xing528.com)

在这段时期内英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政策是由原来的和阿拉伯人的合作转变为和犹太人的合作，转折的标志就是《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为了在这一地区取得战争的胜利，争取了当地阿拉伯领袖——谢里夫·侯赛因的帮助，作为回报，英国政府答应侯赛因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并且保证战争结束后立即让阿拉伯人实现独立。^[24]至于阿拉伯国家的国界英国政府答应：“梅尔辛和亚历山大勒塔这两个地区，以及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以西的叙利亚部分地区不能认为是纯粹的阿拉伯地区，因此不应包括在您所要求的疆界之内。”^[25]正是依靠阿拉伯军队的帮助，协约国军队成功地击溃了同盟国一方。但当英国占领这一地区之后，却违背了当初的承诺，驱逐了阿拉伯军队，把巴勒斯坦地区变成自己的“保护地”，把叙利亚地区让给了法国，耶路撒冷也成为英国政府管制之下的城市。

如果说这是英国和阿拉伯矛盾的开始，那么《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就彻底激化了和阿拉伯民族的矛盾。1917年，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共同努力下，英国政府外长贝尔福以复信的方式发表了《贝尔福宣言》，这则宣言最初并没有发表，直到1920年英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稳固之后，才被披露出来，这成为英阿关系的转折点，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也越来越偏向犹太人。宣言的发表引起了阿拉伯人的极大愤怒，1918年，巴勒斯坦各个城市相继建立起由阿拉伯居民组成的“穆斯林—基督徒联合会”，反对《贝尔福宣言》，拥护建立阿拉伯民族政府。但是在英法两国的干预下，巴勒斯坦人的努力未能成功，阿犹两个民族的关系日趋紧张。

1920年4月20日早上，在侯赛尼家族的领导下，6万阿拉伯人集结在耶路撒冷准备庆祝先知穆萨节。他们唱歌抗议《贝尔福宣言》，紧接着“愤怒变成疯狂”，人群高喊着“杀光犹太人”，最终引发了一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暴力冲突。截至骚乱平息，共有5名犹太人和4名阿拉伯人死亡，216名犹太人和23名阿拉伯人受伤。39名犹太人和161名阿拉伯人因为参与这场骚乱，被英国当局以先知穆萨节的叛乱者名义判刑。^[26]

1920年，英、法等国在意大利的圣雷莫举行会议，划定了英、法等国的“委任统治”范围，即英国统治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法国统治叙利亚（包括黎巴嫩）。^[27]同时在与土耳其签订的《色佛尔条约》中，迫使土耳其分割上述地区，但遭到土耳其议会的拒绝。然而，在英法操纵下的国联并未顾及土耳其的利益，最终在1922年的7月24日向英国颁发了委任统治书，将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权交给了英国。委任统治书一年后正式生效，即1923 年7月24日，届时英国对巴勒斯坦统治已达四年之久。但无论如何，英国可以名正言顺地统治巴勒斯坦，控制了这片三大洲交会的咽喉地带。

委任统治的开始似乎就预示了英国对阿犹两个民族的态度，确定了实行政策的基调：放任犹太民族发展，压制阿拉伯民族。这也可以从委任统治当局的设置和人员组成表现出来。英国的首任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是一位英籍犹太人，曾在英国政府中担任国务大臣，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他的副手、主任秘书温特姆·迪兹虽不是犹太人，但却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监察总长诺尔曼·本特威奇是一位英籍犹太律师兼学者，也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另外，耶路撒冷的行政长官罗纳德·斯托尔斯、最高移民官阿尔伯特·海姆森都是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一批英籍犹太人官吏分布在委任统治政府的各个部门。这一地区的行政和立法权都掌握在这些人手里，他们是这一地区的主宰者。同时，还组成了一个咨询委员会，由10名英国官员、4名穆斯林、3名基督徒和3名犹太人组成。从表面上看很公平，但是人口占80%的穆斯林只比人口占10%的犹太人多一名代表，委任政府偏袒哪一方是很明显的。^[28]另外，代表两个民族的分别是犹太民族委员会和阿拉伯执行委员会，委任统治政府对这两个机构的态度也是截然相反的，不但承认犹太民族委员会，在这座城市和这一地区的政策都受到这个机构的影响；对于后者不但不承认其合法性，还设立了另外一个组织——穆斯林最高委员会来制衡它。

然而，巴勒斯坦动荡不安的局势，迫使英国人重新考量其委任统治政策。从1920年春天到1921年，巴勒斯坦发生多起阿犹冲突：1920年年初耶路撒冷发生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的事件；1920年4月阿犹双方又在耶路撒冷爆发流血骚乱；1920年冬巴勒斯坦各地持续爆发阿拉伯人反犹冲突；1921 年5月在雅法爆发规模最大的冲突，造成95人死亡和220人受伤。此时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寇松，“反对全力支持复国主义，并淡化贝尔福的许诺。这里会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但不一定会有一个国家。魏茨曼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但阿拉伯人也将这看成是灾难”^[29]。事实证明，英国上层对阿犹双方的态度并不一致。1921年春，塞缪尔的上司殖民部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其顾问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的陪同下到达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前市长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引见下，丘吉尔接见了一群请愿的阿拉伯人，但他坚持认为“犹太人应该拥有一个民族家园，那是天经地义的权利，是影响世界命运的一件大事。”^[30]

为了安抚阿拉伯人，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塞缪尔甚至宣称巴勒斯坦“将停止迁入犹太人”^[31]，并宣布外约旦不属于“犹太民族之家”的范围。到1921年，共有1．85万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接下来的8年内，塞缪尔共允许7万人进入。^[32]英国在这一时期内发表了两个白皮书：《丘吉尔白皮书》和《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则开始修正完全倒向犹太人的政策。　《丘吉尔白皮书》声称委任统治政府将继续执行《贝尔福宣言》；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是出于一种权力而非默许。另外还建议成立一个立法委员会，拟成立的委员会由10名英国官员和12名非官员组成，其中穆斯林代表8名，基督教和犹太人各两名。这个拟议中的立法委员会看似对阿拉伯人有利，但是由于英国对犹太人的偏袒，阿拉伯人选出的10名委员同10名英国官员和2名犹太人委员相比处于少数，阿拉伯人的意见很容易被否决。^[33]由此可以看出英国委任统治政府对阿犹两个民族的态度。

然而，白皮书在肯定《贝尔福宣言》的基础上在两个方面对犹太人进行了限制。一方面，为了取得犹太人的支持，备忘录称“宣言应当被遵守”并满足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目标，但在肯定《贝尔福宣言》的同时，又宣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紧张关系来源于“对1917年11月2日代表国王政府发表的宣言的无授权声明的扩大化解释，并给人以宣言预计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犹太化的巴勒斯坦的印象”^[34]，从而明确地反对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主张。另一方面，备忘录对于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角色定位：“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并不是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政部门，它既不期望，也实际不掌握这片土地上任何普遍性的行政权力。”^[35]备忘录里还提及了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不得超过巴勒斯坦经济承载能力，从而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做出了限制。同时，备忘录严格地限制了《贝尔福宣言》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范围：

他们应当注意到宣言的条文中提到并不准备将整个巴勒斯坦转变为犹太民族家园这个事实，只不过这个家园应当建立在巴勒斯坦。为此，宣言应当被遵守并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最高管理组织——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于1921年在卡尔斯班会议通过的以官方声明形式表达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决定关于犹太人应和阿拉伯人在团结一致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友好共处，一起将他们共同的家园创造成一个繁荣的共同体。对于土地的共有将确保两个民族的民众都将有不被干涉的民族发展权利”之方案。^[36]

英国政府严格限定了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从而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持的限度。对于犹太人来说，不满于白皮书中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限制，但白皮书毕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对犹太移民的限制，因此犹太人方面接受了白皮书。总之，《丘吉尔备忘录》除了在言辞上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些限制外，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基本上秉承《贝尔福宣言》的原则而予以支持。

不过白皮书在内容上还是开始多少顾及阿拉伯人的利益，相比《贝尔福宣言》中简单的一句“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其他任何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所描述的英国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权利的保证，《丘吉尔备忘录》要详尽得多。备忘录提及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社团的权利：“国务大臣指出，现政权将移交给一个由穆斯林社团选举产生的最高委员会以全面控制巴勒斯坦穆斯林宗教捐献（瓦合甫）以及宗教法庭的权利。”^[37]并指出在不会让犹太人占据支配地位：

这些至今仍为阿拉伯人所关心的忧虑，部分起因是对国王陛下政府所发表于1917年11月2日的宣言的扩大化解释，毫无授权声明。它们给人以一种印象即宣言早已计划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完全的犹太化巴勒斯坦。有人使用不当的措辞诸如“巴勒斯坦之于犹太人就像英格兰之于英国人”。国王陛下政府对此种不切实际的语气表示关切并表示从无与此类似的任何计划目标，且无论何时都没有准备进行那种引起阿拉伯代表团忧虑的行为，即消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语言和文化，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38]

阿拉伯人担心，犹太移民对阿拉伯人耕地的挤占与移民增多后，势必会侵犯阿拉伯人的利益，并对其构成威胁。为此，《丘吉尔备忘录》宣称将设立一个立法会议来处理相关纠纷，并暗示将会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多数的情况下设立一个自治政府，从而满足了阿拉伯人的部分要求：

其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而新的立法会议的全部成员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并授予其管理调整移民事务的权力。该委员会和政府间产生的任何意见分歧都将提交国王陛下政府给予特殊考虑。此外，根据起草的《巴勒斯坦立法会章程》，巴勒斯坦任何宗教社团或相当部分的人口将拥有普遍的诉权，通过高级专员和国务大臣，就任何巴勒斯坦政府未满足委任书条款而应予考虑的问题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

……

虽然国王陛下政府的意图是促进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建立，但政府认为，鉴于该地的特殊情况，自治应当通过逐步而非突然的措施来实现。第一步是建立公务员管理制度，从现有的咨询委员会中提名，并由高级专员规定，这成为发展自治机构的第一步。然后可提出采取第二步，及立法会建立并包含相当大比例的通过广泛选举产生的成员。在公布的草案中曾建议立法会的三名成员应由高级专员提名的非官方人士担任。但代表团对此提出了异议。给予令人信服的考虑，国务大臣决定删除此条。立法会将由高级专员担任的主席和十二名选举产生的成员组成，其中十名为官员。国务大臣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治政府的进一步措施及最终集合于统一政令之下之前，给予一段过渡时间将是明智的。在此期间，国家各种机构将得到较好的建立；财政信用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巴勒斯坦的官员将获得治理政府的可靠经验。如按其工作经验建立被授权的宪政制度，则人民选举的代表将能分享更大的权力。^[39]

备忘录的措辞含糊而缺乏可操作性，对于阿拉伯人关心的犹太移民与土地问题，备忘录并未正面回答，而是措辞含糊地给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经济承载力”限制，对于阿拉伯人政治权利的要求，虽然同意建立立法会和自治政府，但其不定期而漫长的历程，也仅仅给出了一个政治发展的愿景。然而对于阿拉伯人来说，虽然白皮书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却给了阿拉伯人一个想象的空间，从而服从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从《丘吉尔备忘录》的措辞看，虽然敷衍阿拉伯人的意思很明显，但却已经开始注意到阿拉伯人的存在，并较为细致地思考解决阿拉伯人问题的方法了。

这一点在1930年因“西墙”事件影响而发表的《帕斯菲尔德白皮书》中更为明显。1929年8月15日是犹太人纪念圣殿被毁的日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修正派（即激进派）举行示威活动，示威者高唱颂歌（即现在的以色列国歌），在西墙上升起了他们的旗帜（即现在的以色列国旗），还提出对西墙的主权诉求。这些行为无疑刺激了阿拉伯人。第二天，巴勒斯坦穆斯林在同一地点举行仪式，进而演变成一场小规模的骚乱。正当阿犹双方群情激愤、剑拔弩张之时，一个犹太小男孩把球踢进了一家阿拉伯人的菜园。阿拉伯人杀死男孩，英国警察逮捕了凶手。这件事成为阿犹大规模冲突的导火线。

之后，双方相互袭击的事件时有发生，并不断向耶路撒冷以外地区扩散。8月23日，阿拉伯人举行了有穆夫提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袭击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人。8月26日，犹太人袭击了耶路撒冷的一所清真寺，杀死了伊玛目。同一天，另一所穆斯林的礼拜殿被毁，先知的坟墓受到了亵渎。在这次事件中，犹太人死133名，伤339人，在医院治疗的有198人；阿拉伯人死116名，他们几乎全部是被委任统治当局的士兵和警察所杀。在医院治疗的受伤者仅有23人。8月29日，当英国的高级专员约翰·钱塞勒回到巴勒斯坦时却宣布，阿拉伯领导人应对此事件负责，明显在偏袒犹太人。上千人接受了英国委任当局的审讯，其中的90%是阿拉伯人，25名阿拉伯人和1名犹太人被判处死刑。^[40]

鉴于此事件的严重性，英国和国联都派出了调查团，并受国联委托组成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耶路撒冷停留一个月，听取无数人的证词之后，发表如下裁决：“穆斯林拥有西墙的专属所有权和专属财产权，因为西墙构成谢里夫圣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谢里夫圣地是穆斯林的教产”；“穆斯林也拥有西墙前面的路面以及附近在西墙对面称为穆哈拉比（摩洛哥）区的所有权，因为上述后一项财产专用于慈善事业，根据穆斯林教法视为教产”；“犹太人按照本裁决的规定或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有权在西墙附近放置的礼拜器具和（或）其他物品，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视为——或实际上——赋予他们对西墙或附近路面的任何业权……”；“犹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自由前往西墙祈祷……”。^[41]

1930年10月，英国殖民大臣综合各调查团的报告，发表了《帕斯菲尔德白皮书》。重新确认了《丘吉尔白皮书》的要点，并强调英国对阿犹所承担的义务同等重要并可以协调一致，建议按照以前拟议的方针成立一个立法议会。^[42]但是，英国政府因为各种原因在这一时期态度已经开始有所转变，开始更多地关注阿拉伯人。例如，在白皮书中提出委任统治政府的迫切任务是应该协助阿拉伯人发展农业，还指出如果犹太移民活动阻碍了任何阿拉伯人就业，则应停止移民。^[43]但是这遭到犹太人的反对，阿拉伯人也不太满意。魏茨曼从刚成立的犹太代办处辞职，并在欧洲多国展开外交攻势，使得英国政府态度软化。1930年11月，委任统治政府告知阿拉伯人，声称同意发放1500名移民入境证书。1931年2月，首相麦克唐纳致信魏茨曼，重申了英国政府对于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支持。在信中，他坚称高级专员政府欲遵守“委任统治的立场”，他承诺继续“奉行犹太民族之家的政策，继续扩大定居区和增加移民”；他还对“坚持犹太劳工在犹太企业工作的政策表示宽恕（犹太企业排除阿拉伯劳工）”。^[44]这相当于完全否定了白皮书的内容，使得《帕斯菲尔德白皮书》的主要措施付诸东流。一方面，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国际上制造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英国政府内部，亲犹派依然占据多数。因此，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英国首相麦克唐纳通过书信的方式宣布停止实施《帕斯菲尔德白皮书》中对犹太人的限制措施。

虽然说《丘吉尔白皮书》和《帕斯菲尔德白皮书》都有偏向以色列的地方，但是后者明显比前者更为公允。这说明英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由完全倒向犹太民族向平等对待两个民族发展。但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对英国政府的长期影响和复杂的现实原因，公平的趋势并不明显。然而，虽然英国并未真正实行限制犹太人的政策，英犹关系依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因为白皮书造成了巴勒斯坦犹太移民土地交易的一些困难，“麦克唐纳的信避免了彻底冻结犹太人买地一事的危险。但由于白皮书在当地政府和阿拉伯人中造成的气氛，买地遭遇到更多的障碍。甚至当一桩土地买卖被法律认可后，还要经过几个月乃至几年，买主才能完全享有地权。这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反对，加上非法侵入私人土地的案件以及昂贵、费时的法庭程序所致”^[45]。虽然英国政府最终收回成命，但是由于曾经出台过对犹太人不利政策，使得犹太人对英国政府一直充满疑虑，对英国人更加不信任。“在麦克唐纳的信之后，犹英双方进入了一种休战状态。英国的政策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在一种既不友好、也不敌视的气氛中共处了。”^[46]

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欧洲的反犹主义浪潮高涨。欧洲犹太人再次被排斥和驱逐，甚至面临惨遭屠杀的命运。他们被迫外迁，逃离欧洲。一些人迁往巴勒斯坦地区，聚集在耶路撒冷，从而改变了该城的人口结构。1933年，3．7万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1934年，又有4．5万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截至1936年，耶路撒冷有10万犹太人，而基督徒及穆斯林阿拉伯人总共只有6万。^[47]

对此，阿拉伯人表示强烈不满。1936年4月25日，耶路撒冷市成立了以阿明·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委员会发出结束委任统治、停止移民、禁止购买阿拉伯土地和实现民族独立等号召，并发动了一场持续了6个月的总罢工，并演化为骚乱。这场暴力活动在1938年10月中旬达到高潮，侯赛尼集团控制了耶路撒冷老城和一部分郊区，纳沙比集团的阿拉伯武装同犹太武装“哈加纳”一起协助两万英军进行镇压，^[48]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被平息下去。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英国出台了《皮尔调查报告》以及分治计划。《皮尔调查报告》源于英国不愿意因处理阿犹关系不当而丧失在中东的影响力。从皮尔的分治方案来看，英国并不愿意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取得独立。通过控制耶路撒冷、伯利恒、拿撒勒和通向雅法的走廊，英国人实际上控制住了巴勒斯坦地区的重点城市，可以随时对分治之后的犹太国和阿拉伯国施加影响力。同时，英国继续对阿犹双方奉行又打又拉的政策，将巴勒斯坦最肥沃的土地划归犹太国，又将绝大多数土地划归了阿拉伯国。虽然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因为分治方案对犹太国土地的限制而大为不满，甚至分裂，然而因欧洲排犹浪潮高涨，而犹太国的建立毕竟能吸收欧洲犹太难民，促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因此得到了魏茨曼的支持。阿拉伯方面，则对分割巴勒斯坦国土大为不满，直接拒绝了分治方案。持续动乱最终引起英国对阿拉伯人的镇压，并派出查尔斯·伍德赫德调查团，该调查团最终认定皮尔的分治方案不可行。这样，英国既没有让阿拉伯人获得独立，同时借口分治方案限制犹太移民。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英国的态度愈加不信任，而从《皮尔调查报告》的出台来看，英国政府中也出现了对犹太人采取措施的呼声，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在英国委任统治中作用的积极评价越来越少。这样，便最终导致了英犹关系的破裂。从此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同犹太人的“蜜月”就结束了，双方关系已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白皮书成为双方关系恶化的促进剂。^[49]

从1917～1922年的军管政府，到1923～1939年的委任统治政府，英国大体上是在实行“扶犹抑阿”的政策。从《贝尔福宣言》到数个白皮书出台的曲折反复的过程，很明显都是在照顾犹太人的要求，而对于阿拉伯人的多数合理要求则置之不理。在处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纠纷冲突中也是对阿拉伯人比较苛刻，对犹太人则较宽容。然而，即使这样也难以改变其在政策方面的失误，最终不但使阿犹两个民族反目成仇，为当今的耶路撒冷问题埋下前因。同时，也使本为亲密盟友的英犹关系开始破裂，并使得英国也开始改变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政策。

3．1939年白皮书与英犹关系恶化

1939年3月，随着纳粹德国对慕尼黑协定的撕毁，欧洲笼罩在战争爆发的阴影下，作为英国重要战略补给线的苏伊士运河成为英国在中东防守的重点，而取得中东优势人口——阿拉伯人对英国的支持至关重要。虽然英国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的主要任务依然是维护巴勒斯坦的稳定，但是英国寻求中东广泛支持的大气候决定了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当局在政策上开始偏向阿拉伯人，并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活动加以限制。如同在“一战”中英国曾经做过的那样，对阿拉伯人的安抚促使其支持英国的战争，同时，由于英国政府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长期积累的矛盾，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殖民利益开始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谋求建立独立的犹太国的目标发生矛盾，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再符合英国利益。同时，1939年初英国政府在伦敦召集阿犹双方举行圆桌会议，试图调和双方矛盾，然而却以失败而告终，英国政府既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又维持巴勒斯坦稳定的措施宣告失败，在此基础上，英国政府调整了其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态度。

1939年5月17日，英国政府发布《对巴勒斯坦的政策》白皮书，时任殖民大臣为麦克唐纳，故又称《麦克唐纳白皮书》。白皮书对犹政策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对于移民的限制与对土地交易的限制。“对于移民问题，白皮书估计当时的犹太人约为45万，占人口总数的近1/3，规定在5年内再接收移民7．5万人，从而使犹太人达到1/3，其后犹太人的移入须经阿拉伯人同意。”^[50]这些问题在1930年的《帕斯菲尔德白皮书》中就曾出现过，《帕斯菲尔德白皮书》的主要精神即如果犹太移民使得阿拉伯人失业增加，则应该限制移民。然而更重要的是，白皮书承诺10年后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样一个国家必定是阿拉伯人占多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犹太国的目标将难以达成。《麦克唐纳白皮书》的出台，标志着英国政府全面背弃了《贝尔福宣言》对犹太人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承诺。同时，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政府“一丝不苟”地坚定执行着《白皮书》，甚至拦截犹太难民船只。因此，《麦克唐纳白皮书》避免了《帕斯菲尔德白皮书》最终流产的命运，然而却导致了英犹关系的全面破裂。

《麦克唐纳白皮书》的发表，引起了犹太人的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执行机构——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向国联递交了抗议书，并发表声明：

委任当局在刚发表的《白皮书》里出台了新的巴勒斯坦政策，否定了犹太民族在他们祖先的国土上重建民族家园的权利。……犹太民族认为，这是纯粹的背信弃义以及对阿拉伯恐怖主义的投降。……三代犹太先驱者已经显示了他们在建立民族国家方面的力量，而且从现在起，他们要以同样的力量来捍卫犹太移民、捍卫犹太家园、捍卫犹太人的自由！^[51]

虽然白皮书引起了犹太人的激烈反对，英犹关系也受到伤害，但英国人很清楚：即使犹太人被激怒，但他们绝不会去投靠大肆屠杀犹太人的法西斯国家，从全局考量，犹太人最终还是其盟友。犹太人也清楚这一点，所以在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人物大卫·本-古里安就号召：“不因有白皮书而影响战争，不因有战争而影响反对白皮书”。^[52]这样在“二战”中，英国和犹太人的关系是既合作又对抗，在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中合作，在巴勒斯坦地区乃至耶路撒冷的政策实施上对抗。

客观地说，《麦克唐纳白皮书》在内容上与《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差别并不大，其限制措施也主要集中在土地和移民问题上，然而其得到了委任统治当局的坚决贯彻。而《麦克唐纳白皮书》与《帕斯菲尔德白皮书》不同之处，则在于限定犹太移民的数量为巴勒斯坦当地人口的1/3，并不仅仅是为了防止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经济竞争，更为重要的是，它承诺“国王陛下政府将尽一切力量创造条件，以期在十年内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53]。这个十年后建立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一个以阿拉伯人口占多数而犹太人口占少数的国家。这样，英国政府通过调整巴勒斯坦政策而取得了阿拉伯人的支持。在整个“二战”期间，中东一直牢牢控制在英国手中，为战争助力不少，不得不说是英国对阿拉伯人重视和依靠的结果。然而对阿拉伯人的偏向并不能解决巴勒斯坦犹太人问题，而这一时期的犹太人在委任统治前期的充分发展下，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实力，俨然成为巴勒斯坦的国中之国，阿犹冲突和英犹冲突都最终不可避免。

英国政府对阿拉伯人的态度其实正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态度的反照。最初英国政府对阿拉伯人毫不在意，随着1920年开始，伴随着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阿里亚，犹太移民对阿拉伯人在经济上的侵夺愈趋严重，阿拉伯人掀起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骚乱时，英国对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地位才开始逐渐重视。1930年前，犹太移民问题在巴勒斯坦还并不是很突出，流血冲突也仅限于有限的几个主要城市，规模不大，阿拉伯人的反抗只被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看作是不合作行为。然而，1929年英犹矛盾以“西墙事件”为标志大规模爆发，英国才注意到阿拉伯人在维护巴勒斯坦统治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在数次对阿犹双方关系的调解失败后，英国政府不得不以限制犹太人的方式来寻求阿拉伯人的一定支持，以维护在战时对英国至关重要的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这是利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对阿拉伯人作用现实认识的结果。

英国拉拢阿拉伯人的最重要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保护阿拉伯农民的土地，另一个是阻止犹太移民的涌入巴勒斯坦。首先，为了保护阿拉伯人的土地，防止无地农民的继续增加，在1940年2月28日委任统治政府按照1939年公布的白皮书制定了土地转让条例。条例把巴勒斯坦分为三个地区：第一个地区称A区，禁止土地转让，犹太人不能在此区购买土地。第二个地区称B区，这个地区的土地转让须经高级专员书面批准。第三个地区称C区，这个地区的土地转让不受限制。^[54]但是这个条例遭到犹太人的极大反对，因为他们认为给予他们自由买卖土地的地区面积太小，仅占巴勒斯坦地区总面积的5%，禁止土地买卖的地区却占63%。这对于他们迫切得到“祖地”的心情是个沉重的打击。这份条例又加深了犹太人和英国委任统治政府之间的矛盾。

英国拉拢阿拉伯人的第二个方式是限制犹太移民的入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犹太移民大量涌入巴勒斯坦，其中很大一部分没有入境许可证。1939年7月20日，英国殖民大臣宣布，自4月1日以来，非法移民人数已达到5500人。从1939年7月1日到9月30日这段时间内查明属实的非法移民人数为6320人。^[55]这就引起了阿拉伯人的极大不满和恐慌，为了安抚当地的阿拉伯人，同时也为了自身在这一地区的安全，英国政府不再签发入境的证件，这引起了犹太人的强烈抗议，英国和犹太人的关系处于反目的边缘。由移民问题引发的“佩塔利亚”轮船事件和比尔莫特纲领的实施使英国和犹太人的关系彻底破裂，犹太复国主义开始抛弃英国，转而投向美国，两者关系开始转向对抗。

1945年，德国投降，英国人和犹太人之间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双方开始转向全面对抗，其方式则从游行对抗发展到暴力行动。犹太复国主义的武装分子开始袭击英国的军事机构、交通和通信设施，造成多个地方的交通和通信瘫痪，多名委任统治政府官员伤亡，最著名的事件就是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爆炸事件^[56]。这个恐怖事件也把犹太人的反英情绪推到了高潮，之后类似的事件时有发生，据统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7年10月20日期间，英国驻巴勒斯坦的士兵已有127人死于犹太恐怖分子之手，另有331人受伤。^[57]

在这段时间内，英国、美国和联合国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过多项分治议案和修正案，但是耶路撒冷在这些议案中都处于特殊地位，这些议案不仅没有解决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而且还加深了阿犹之间的矛盾，武装冲突不断加剧。1947年12月2日，阿拉伯人开始袭击和焚烧犹太商业街。翌年2月，“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的部队“救世军”开始对犹太区和郊区的犹太定居点发动袭击，这一时期的双方在冲突中死亡人数在千人之上。之后冲突更加剧烈，犹太人发动了以报复为目的的“纳赫森”行动，并在1948年4月9日血洗“阿拉伯解放军”据点代尔亚辛村，屠杀了200多村民。阿拉伯人为了报复，五天后伏击了开往斯科普斯山的班车队，88名希伯来大学教师和哈达萨医院医护人员被杀。此时，英国委任统治政府已无法控制巴勒斯坦的局势。

总之，英国人的到来打破了耶路撒冷原有的宁静和平衡，催生了耶路撒冷问题，激化阿犹两个民族的矛盾。耶路撒冷问题是英国战前的欺骗与战后统治政策的偏向所造成的。英国政府为控制中东战略要地而使用的分而治之、分别扶持的统治技巧，竟然在英国人撤走后引起大规模的冲突，而且持续时间之长、烈度之强、影响之深远，是英国人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