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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美学:爱与责任,不是愚孝

时间:2023-08-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此大背景下,“孝顺”是为人儿女者最大责任和最大荣光,“不孝”则被看作是为人儿女者最大的失职和最重的耻辱。倡导子女孝顺父母是理所应当的,不过凡事都不能走极端,如果以此作为道德绑架,将孝道异化成了“愚孝”,那就需要正视和反思了。可是做父母的,往往不会直接说出这些焦虑,而是想方设法让孩子变得孝顺。一个健康的家庭中,存在的应该是正常共生关系,而非病态共生关系。

家庭美学:爱与责任,不是愚孝

还有什么比父母心中蕴藏着的情感更为神圣的呢?父母的心,是最仁慈的法官,是最贴心的朋友,是爱的太阳,它的光焰照耀、温暖着凝聚在我们心灵深处的意向。

——[德]卡尔·马克思

中国的孝文化由来已久,大约在商代就产生了。

孝的原初意义与殷商时代盛行的祖先崇拜密不可分。从文字学意义来看,“孝”在《尔雅·释训》中解释为“善事父母为孝”。《说文解字》则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承老也。”也就是说“孝”是个会意字,上半部分是“老”字的省写,下半部分是“子”字,意思是“子”能够承担起对家中“老”人的养护之责。

因此,有学者说:“儒家的孝道,有其历史上的依据,这根据,是在殷商时代就已盛行的崇拜祖先的宗教。上古的祖先教,演变出儒家的孝道,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儒家的孝道,又维系了这个古老的宗教。”(5)

孝文化的内核,既有生命本能和宗法意义上的生生不息,又有家庭维护与绵延的亲情伦理,还有“善事父母”的行动指向。这使得“孝”几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被赋予各种文化意义,取得重要地位,并经历代儒家的规范完善,推波助澜,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

就家国层面而言,孝文化一直都被用以调节亲子关系,规范子女行为,凝聚家国精神,稳定家庭和社会。因此,孝道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美德,是每个人必须具备和遵守的道德伦理与做人原则。

在此大背景下,“孝顺”是为人儿女者最大责任和最大荣光,“不孝”则被看作是为人儿女者最大的失职和最重的耻辱。一个人只要背上了“不孝”的恶名,他的任何成功都会被抵消,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咒骂与唾弃。

即便是进入现代社会,在全世界都在积极推进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制度的当下,我们还是大力倡导子女孝顺父母。

倡导子女孝顺父母是理所应当的,不过凡事都不能走极端,如果以此作为道德绑架,将孝道异化成了“愚孝”,那就需要正视和反思了。

当父母期望子女孝顺或责怪子女不孝的时候,其实是在表达什么呢?这其实是父母害怕孤独寂寞,害怕失去家的温情,担心孩子远离自己,抛弃自己。

可是做父母的,往往不会直接说出这些焦虑,而是想方设法让孩子变得孝顺。

我们未曾深思,要子女孝顺的背后,除了要子女背负自己与小家庭生存发展的重负之外,还可能要他们背叛自己的感受和意见,为了让父母感觉良好而负重前行。我们也未曾懂得,父母总是在意识深处,期望通过孝顺的儿女,获得自我的父母身份确认。

父母和子女自然而然的亲密关系,应建立在互相欣赏和帮助上,而不应建立在牺牲(6)一方、成全一方上。

共生是一种不同生物体间相互依赖、共同生存的关系,它又分为正常共生与病态共生两种。在正常共生中,不同生物体间的相互依存以互利共进为特征,而病态共生则相反。

毋庸讳言,在多数中国式家庭中,都存在这种共生关系——尤其是在父母和儿女之间。其中,多数家庭的共生关系是正常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中存在着病态共生的现象。

病态共生式家庭的一个常态,是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界限不清。尽管一代人早已成年,且有了孩子,可是并不真的具备独立的自我。其表现是:常常抱怨父母自私,不帮自己带孩子;抱怨父母不管儿女,只顾他们自己去旅游、去工作;抱怨父母给的资助少了,还应该多给一些;认为父母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照顾儿女了,是不应该的;等等。(www.xing528.com)

这种病态共生关系的简单表述就是:我的事也是你的事,你的事也是我的事,一切事都是我们的事。

与之相应,父母对孩子常见的要求模式是:我的愿望你来实现,我的梦想就靠你了;你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愿望诉求,都由我做主;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家的事,都为光宗耀祖、功名富贵。

孩子对父母常见的要求模式则是:我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买房买车、生儿育女、生活发展,是我的事,更是你们的事,因为我在实现你的愿望,在为你脸上增光,在为光耀门楣、光宗耀祖而努力。

病态共生关系中有两组我们很少能够觉察的心理矛盾:付出与剥削,控制与服从。也就是谁剥削,谁被剥削;谁说了算,而谁只能顺从。

病态共生的本质是剥削。心理学家玛格丽特·马勒将六个月前的婴儿期称为正常共生期。她认为只有这个阶段的共生才是正常共生,以后的共生都是病态共生。病态共生导致父母和成年儿女缺少边界意识。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分不清什么是你的事,什么是我的事,什么是我们的事。

所以,一些子女纵然到了成年之后,依然会设定在自己的当下生活中,理想的父母是什么样子,理想的公婆是什么样子,理想的伴侣是什么样子,理想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同样,也有一些父母,纵然在子女成年之后,依然试图事无巨细地掌控子女的生活。

这两种情况,都是病态共生的表现。

一个健康的家庭中,存在的应该是正常共生关系,而非病态共生关系。

哲学家莫里斯在他的《开放的自我》(7)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说:“亲子关系上的专横,是最最疏忽不得和最最普遍的一种专横。在爱的名义下,它播下了仇恨和挫败的种子。”

许多中国年轻人对此有深刻的体验,有个网上帖子获得很多人的点赞:父母讲得过你的时候,跟你讲道理;讲不过你的时候,就跟你讲伦理。

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里,中国父母对子女似乎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不管对错,他们说的你就得听,就得去做,否则就是不孝,这种过于极端的观念,事实上宣传的是一种“愚孝”。

事实上,直至今日,依然有些父母不仅要决定孩子读什么书,学什么业余专长,上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就连找什么样的人结婚,都要说了算。孩子如果不听不照办,说孩子不孝倒是小事,有的父母还会以生气、哭闹、撒泼等各种行为,让孩子投降屈服。

他们不知道,这是在强行左右儿女的人生。这些人年龄大了,老了,生病了,在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也往往不是满怀感恩,体恤儿女的不易,而是觉得理所当然。

某著名导演曾对此有令人敬佩的温馨反思,他说:“与父母的关系,能够彼此相爱就够了,不必要制造一个阶级观念。你一定要小的服从大的,但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你都要尊重他,……在我的思想里面,我已经不教小孩‘孝顺’(8)这个东西,只要他感受到我的爱,同时也爱我就够了。”(9)

因此,当下社会智慧父母应有的行动,是不要孩子愚孝,要孩子会爱。父母应在自己的期望与孩子的愿望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有时和孩子通力合作,有时选择自然退场。实在需要孩子帮忙时,也是以一种平等感谢的态度提出要求,而非命令与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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