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教学：历史因素对字体的影响

这里说的书指的是法书，即不同时代流传下来的经典碑帖作品。如果说一部书法史是一条长长的线索，那么，不同时期的作品，就是这条线索上的珍珠。对于书法教育而言，介绍、展示、欣赏这些经典性的作品，不仅可以展示不同时代的不同字体，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也可以展示同一时期的时代风貌和同一作者不同时期的风格差异。

汉《夏承碑》（局部）

汉《张迁碑》（局部）

晋《好太王碑》（局部）

汉《孔宙碑》（局部）

汉《曹全碑》

汉《石门颂》(www.xing528.com)

晋《爨宝子碑》（局部）

比如汉隶。两汉的历史较长，共历407年，这期间的隶体成为通用文字。在我国汉字字体演变的历史上，隶书的意义重大，完成了由篆而隶、由曲向直的重大变化，并定型了今天所用的汉字。在此基础上，汉末成就了时至今日仍然承续未变的所有体式。在400多年的演变过程中，除时间因素外，包括地域因素、实用需要、物质材料等，都对字体的变化过程产生过影响，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审美趣味的变化，书写者个人追求的不同。所以，笼统地讲隶书如何，便会忽略了这些历史性因素。而如果把隶书做一个划分，便会因风格的不同而突出不同的特色。如《祀三公山碑》《裴岑纪功碑》，明显带有篆书的笔画意态，为一类。汉简，帛书，由于材料的限定，形成了另一种风范，为一类。《石门颂》为一类，不仅仅因为刻在崖壁上的材料原因，工艺限定，更因为其展现了一种雄劲野逸的风貌而自成一格。还有《夏承碑》，以近于夸张的手法强调蚕头雁尾，自为一路。在汉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蔡中郎《熹平石经》一路，成为近于官方书体的主流，如《乙瑛碑》《礼器碑》《曹全碑》《史晨碑》《封龙山碑》《西岳华山碑》《韩仁铭碑》《孔宙碑》等，风格均以典雅、秀美见称，有庙堂之气。《张迁碑》自为一路，以方笔见胜。后有晋《爨宝子碑》《好太王碑》，一个西南，一个东北，虽时代晚出，但边疆远僻，仍是汉隶风致，均以古拙见长。如此，学汉隶，讲隶书，不囿于一碑一路，不讲则不得全体，不得全体则不尽知一体。

唐·颜真卿《竹山堂联句》（局部）、《郭虚己墓志铭》（局部）

又如颜真卿。唐之后，学颜者众。以宋四家苏、黄、米、蔡言，均从颜楷入手，虽深浅不同，但途不二径。对颜书有微词的是那个口无遮拦的米元章，但看看现在传为颜真卿书的《湖州帖》，可能就是他的手笔。时至今日，学颜书的人仍然很多。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楷书的影响比王羲之为大，行书也有第二之称。这样一个从人品到书艺都为后人称道的书家，存世作品又多，怎么讲颜书呢？其实颜书的不同时期风格是有很大区别的。1997年在河南偃师出土的《郭虚己墓志铭》，是天宝八年（749）的作品，当时颜真卿只有40岁，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风格，笔画气韵，明显带着唐初四家的痕迹，与《多宝塔碑》《东方朔画像赞》两碑不出五年，但风格各有不同。至其晚年，《竹山堂联句诗帖》66岁时书，《颜勤礼碑》70岁书，《自书告身帖》71岁书，时又在五年之内，但风格已成，特点彰显。至于行书三稿，时隔在六年之内，又是别一番风致。对于学颜书的人而言，从哪一帖入手，选择什么发展方向，了解颜书的内在差异和发展脉络及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在当代的学习生活条件下，人们获取法书信息的渠道甚多，能博览而广见识，能见全貌而图一人一帖，是学习书法的一条重要渠道。眼界一开，便有了见识选择。对于那些对各代各体法帖不甚了了的学生而言，老师的讲便是洞开的一扇门。明人赵宦光《寒山帚谈》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鉴赏法书之乐，声色美好一不足以当之。玩好虽佳，无益于我。惟法书时时作我师范，不可斯须去身。尝谓博古之士而不好法帖，是未尝博一古；善书之士而不好法帖，是未尝写一字。名家亦有但择墨迹而不贵拓本者，此正不知真好者也。墨迹故佳不可得，而善帖为稀世之宝矣。善拓又不可得，而常拓亦为不可阙之物矣。即使其家多藏墨迹，或一帖不具，则刻本终不可少也。如是鉴赏，方是好古，方是知书，方是识去取，方是识好恶。不然皆浮慕也。”^[4]

今人获取碑帖的渠道太多了，是时，老师之讲，又有甄别引导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