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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内容和性质:系内课程和讲义解析

时间:2023-08-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所教和所学都不只一种,可以总称为课程。课程有系内的,有系外的,当然主要应该说系内的。课程内容,多数有讲义,少数没有讲义;讲义有详有略;详的,绝大多数也即兴发挥,只有孟森先生例外,总是照讲义宣读,一字不差。课程的进行,要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参加,教师当然是一位,至于学生多少,就可以相差很多,多可以多到二三百,少可以少到一个。一种是课程性质。还有一种,或者说也决定于课程性质和讲课之人,是旁听者的多少。

课程的内容和性质:系内课程和讲义解析

北大不愧为大,单说活动场所就多到若干处,上一篇大致介绍了。在活动场所之内要活动。最重要的活动当然是,由学生方面说是“学”,由教师方面说是“教”,地点主要是在课堂上。所教和所学都不只一种,可以总称为课程。情况如何呢?就还记得的择要说说。

课程有系内的,有系外的,当然主要应该说系内的。系名“中国语言文学”,意思是课程可以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类,如文字学音韵学方言之类是语言,秦汉文、唐诗、元明小说之类是文学。人,性有所近,可以偏于语言,也可以偏于文学。学制容许这有所偏的自由,即如我,总感到象形、指事、开齐合撮之类过于枯燥,长达四年,就没有听,如魏建功先生的古音系研究课,赵荫棠先生的中原音韵课。但语言和文学的分家又不是一刀两断,记得入学时填志愿只写“中国语言文学系”而不更下行,写“语言专业”或“文学专业”。课程也是这样,分必修和选修,如冯沅君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文学),钱玄同先生的中国音韵沿革(语言),记得就都是必修课。还有不属一系的必修课,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基础性质的,如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钟作猷先生的英语,是一年级(文学院?)普修。还有一类是政治性质的,文是(国民)党义,武是军训,是全校学生普修。课程多,人兴趣有别,精力有限,学校的要求有定,上多少,上哪种不上哪种,有个下限,用学分制来调节。一学期最低要修满十六学分,一门课大致是上完,考试及格,得两学分。有些课是必修,比如五门,学分不够,可以再选三门。有精力和兴趣,多选,比如四门、五门、六门,也可以。

必修,没有选择余地,你愿意修也得修,不愿意修也得修。但也藏着个小自由,是可以逃学(详情留到后面说)。选修,容许选,自然就有更多的自由。选,可以因课的性质而选,如我对乐府诗有兴趣,刘复先生开古声律学课,我就选了。也可以因人而选,如顾颉刚先生开《尚书·禹贡》课,我想看看这编古史辨的人物,也就选了。多数是既因课程性质又因人而选,如刘文典先生开六朝文的课,我想听听骈体,又想看看这胆敢顶撞蒋介石的人物,也就选了。以上的选是文献足征的,即校注册科登上文本的。不入文本,自由选听(不算修),自由的范围就更大了。文史哲不分家,现在还记得,史学系,我听过孟森先生的明清史,钱穆先生的古代史,马衡先生的金石学;哲学系,我听过汤用彤先生的哲学概论,马叙伦先生的宋明理学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以上有的可能计学分,记不清了。)因为不愿意把英语完全忘掉,我还听过英文组温源宁先生、应谊先生等用英语讲的课。听课还有看名角性质的,仍以我为例,那是跳出文学院,到理学院的生物馆,听世界著名地质学家美国人葛利普(A.W.Grabau)讲地质学。他下肢瘫痪,坐藤椅,由两个人抬上讲台。人相当胖,用英语讲,话缓慢而清晰。其时还有个由美国来的名角W.F.Osgood(中文译名奥斯谷),据说是世界(数学的)解析学权威,曾任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我本也想去听听,及至看挂在第二院中门过道的课表,课程的名目比佛教密宗的咒语还难懂,胆量不够大,没敢去。

课程门类多,可以不可以分高下?依理,天之生材不齐,是应该有高下的。可是真要评定就很难。标准难定,一也。比如实用不实用是个标准,提出一门,问甲,说实用,问乙,可能说不实用,问丙,还可能说,不实用的反而有较高的价值。其二,还要看由谁讲。同样一门课,由甲讲,也许庸庸碌碌,换为乙讲,就可能大有新意。其三,还要看由谁评定。比如党义,由官方看是最重要的,在学生眼里就正好相反。有此多种不易解决的困难,学校和学生只好都用陶渊明的不求甚解法,比如唐诗是老字号,就开讲唐诗的课;甲乙丙三位先生都能讲唐诗,就安排一位去讲;学生呢,唐诗是必修,就修,是选修,就凭灵机一动,或选或不选。就是这样,四年,我上了不少门,也丢了不少门,得失呢?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教法,即我们师范学校教学法课所讲求的,也可以说说。当孩子王,大概要讲究点方法;教我们这样头顶大学生帽子早已非孩子的人呢,有法比无法同样会好一些吧?但我推想,在红楼讲台之上口讲指画的诸多人物,大概都是没学过甚至未想到还有什么教学法的,于是表现在课堂之上就成为各行其是,五花八门。五,八,过于多,难说,只说二,南其辕而北其辙的。由课堂外说起。一堂课五十分钟,上课下课都有钟声报时,绝大多数教师遵守规定;但也竟有例外,据说讲目 录学的伦明先生就不知道,上课要工友通知,下课要学生通知。上课,走入课堂,绝大多数教师是头上空空,记得只有也是讲目 录学的余嘉锡先生总是戴着瓜皮小帽。讲课时立或坐也不一样,绝大多数是立着讲,可是刘文典先生不然,总是坐着,而且目半闭,像沉思的样子。有的口才好,如胡适先生,谈笑风生,有的人口才很差,如顾颉刚先生,有时嗫嚅一会儿,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课程内容,多数有讲义,少数没有讲义;讲义有详有略;详的,绝大多数也即兴发挥,只有孟森先生例外,总是照讲义宣读,一字不差。即兴发挥,绝大多数有条理,有规矩,如钱玄同先生,讲义只是个纲要,上课讲,往广、深处发挥,范围不离开纲要;林损先生就不同,比如课是唐诗,上课前喝葡萄酒半瓶,脸红红地走上讲台,也许由骂胡适之的新式标点开场,半堂过去还回不到唐诗。

课程的进行,要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参加,教师当然是一位,至于学生多少,就可以相差很多,多可以多到二三百,少可以少到一个。记得胡适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第二院大讲堂可容二百多人,总是坐得满满的;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课,据说常常只有一两个人选。上课人数多少,决定的因素有多种。一种是课程性质。有来于外的,如必修,尤其普修,人就不会少,选修就不成,要取决于愿者上钩。还有来于内的,如过偏,多数人不感兴趣,听课的人就少,反之就多。另一种是讲课之人是不是名角,有没有叫座能力,如胡适先生,人有大名,登上讲台,风度和言谈都风流潇洒,听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还有一种,或者说也决定于课程性质和讲课之人,是旁听者的多少。北大,除女生宿舍之外,门(包括教室的门)都是敞着的,非本校学生(本校的当然更不在话下),愿意听,可以推门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听,没有人管,也没有人因惊异而看一眼。这样,显然,某门课旁听者多,上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上课的人多少,是否如演员演出,情绪受影响或高或低呢?推想是会这样。但又有什么办法?只能说是曲高和寡罢了。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就真是曲高和寡,据说有一次只有一个人选,如果二人之中有一个人不来上课,另一个人就会白跑一趟,先通知也麻烦,后来索性就到先生家里去上了。(www.xing528.com)

北大的自由主义也或说更多地表现在课堂上。教师只要有学识(能成一家之言更好),上课可以任意抒己见,甚至胡说八道也没有人管。典型的例子是林损先生讲杜诗《赠卫八处士》,据同系不同年级的田春霖同学告诉我,解“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为慢待,所以诗结尾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吹。当然,学生也有自由,积极行使是反驳,消极行使是不信。还是说上课。必修,或选某种,比如每周二课时,照规定,至时要走进课堂,坐在排定的位子上。可是,也可能因为觉得听不听两可,或进一步,觉得不如到图书馆去钻故纸,就可以不上。也是照规定,课中间,注册科的人去点名,看座位号,空着画一个铅笔线,算缺席;缺席超过三分之一,不得参加期考,也就没有学分。这样说,照规定是没有不上课的自由,其实不然,办法是找管点名的盛先生把铅笔线擦去几个。推想学校必是默许,所以盛先生总是有求必应。还有不点名的课,是党义,记得一学期只去一次,参加期考;评分也宽大,只要有考卷交上去就及格。还有参加考试就及格的,是钱玄同先生的课,他照自己的旧习不看考卷,学校也就只好默认,为他刻一个木戳,考完,他把考卷交到注册科,由注册科的人在卷面加盖一个,曰“及格”。但学生考这门课,出于对钱先生的尊重,比如出四道题,就答三道,一不多思索,二不多写,走走过场,送上讲桌了事。考试还有必及格的,是军训。可是平时也要上,因为,白雄远教官能够以一贯客气树立表面的严格,我们都跟他好,不好意思不去。

再说说旁听的自由。在我上北大时期及其前,红楼是学术界大名人的聚集之所,沙滩(名很大,面积却很小,只是北池子北口以东、汉花园西口以西,半径几十米一个小圆块,也许原来真有沙成滩?)是成年穷学生聚集之所,穷而仍想学,就正好利用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主义,选自己爱听的去听。又,有不少人考北大、清华等大学未录取,入了私立大学,仍愿意亲近一下知名学者,看风采,取学识,也就来听课。学校的高风是,不说欢迎,也不说不欢迎,默许,视而不见。于是有时就出现奇异的景观,只说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一件是1933年暑后,刘复先生开古声律学课,我选了。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末考试,应考的只我一个人,才知道那十几个都是旁听的。另一件是1949年春季,梁思成先生在红楼后面一个教室里讲中国建筑史,听说是最后一课,我伴同曹君家琪去了。记得放映幻灯片,有桥、小花园等。讲完,梁先生问怎么考,没有人答话,再问,还是没有人答话,最后才明白,原来讲台之下都是旁听的。

以上说的都是正式课,此外非正式,即不计学分的,也能学点什么,学识或技能,有没有?我惭愧,没有寻求和尝试精神,只知道红楼后面西部风雨操场,有个武术教师每周下午课后来两次或三次,教武术。我去看过,教师为满族,名恒寿山,人称恒大力,其时已经六十岁以上。人很好,武术方面造诣很高。可是来学的不多,只三两个人。其中一个山东学生,身体瘦小,学太极拳,据说成绩不坏。他听说我是京东香河县人,谈起我们县的武术名家张秀林(名策),同我很亲近。他健谈,常说些昔年武术界的轶事,颇有小说意味。有一次他说,他走这条路,本来是想当侍卫,没想到国体改变,皇帝没了,只好靠教课挣点饭吃。近水楼台,又因为当年看《七侠五义》一类小说还有些余荫,我说我也想学一点。他有知人之明,说太极不容易,“教你一套威虎拳吧。”威虎,出手出脚要是武松式,快而硬,离图书馆里的故纸太远,我不能适应,学得不多就不去了,以后也就没有再见到这位大力先生。

听讲,还有临时性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连续几次,讲一个专题,如章太炎讲《广论语骈枝》就是。听说地点是研究所国学门,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但听去听的人说,确是多有不同于常的见解,如解《季康子馈药》篇“丘未达,不敢尝”之“达”为扎针,且不管对不对,总是闻所未闻。另一类是名流的讲演,一次讲一个题目,两三个小时结束。这样的讲演,现在还记得,在第三院的体育馆,听过章太炎的;在第二院的大讲堂,听过张东荪的。名人讲话,还有座谈会的形式,记得一次是在第二院的某室,谈诗,讲话的有周作人郑振铎和谢冰心,学生参加的不多。

上堂讲之外,还有些学术活动,多称为什么学会,由教师主持,学生随意参加。早年有征集歌谣的歌谣研究会,我没赶上。我上学时期,顾颉刚先生讲《禹贡》课(研究古代地理),成立了禹贡学会,并出版期刊名《禹贡》(?)。我因为选了这门课,也就参加了禹贡学会,成为会员。记得还写过一篇小文,名《香河小志》,内容贫乏,顾先生为提携后学,也收入会刊。另有一次机会,幸或不幸错过,是听俞平伯先生课,有一次,下课之前他说,他正在研究《红楼梦》,如果谁有兴趣,可以找他,合作。其时我正在迷恋《古史辨》式的考古,觉得钗黛等没有尧舜禹等个头儿大,就没去找俞先生,如果去找,真就扔开尧舜禹,改为考曹雪芹佩刀质酒,这酒是北京二锅头还是绍兴加饭,因而就未想到西方的边沁罗素,情况也许要比现在好得多吧?人间没有卖后悔药的,不想它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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