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方面的情况,用文言的表达形式,应该以“初”开篇,即回到大学时期的接近尾声。前面已经说过,其时文史方面是推重考古。在这样的学风的影响之下,单说我,也是把考证看作大学问,并认为,要想在学术方面出人头地,就应该努力写几篇像样的考证文章。但这很不容易,一方面要熟悉古文献,另一方面还要有逻辑头脑。为了名和名的利,不得不勉为其难。记得还拟了题目,排在前面的是《九鼎考》。未着手,或开了头而进行迟缓,总之八字还没有一撇,心里忽然起了大波澜,是反躬自问:“弄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问这个问题,是来于一种玄远的感觉,我们活着,置身于“人生”之中,总应该先弄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或者说,人生问题是切身的,九鼎问题是身外的,就算作治学吧,也应该先近后远,甚至说先急后缓。何以这个时候会想到“急”?或者有如“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也竟是来于“天命之谓性”?我是直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不能明白的事,不想它也罢。只说有了这想弄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的求知欲望之后,就真是“尽弃其所学而学”。首先要知道的是到哪里去请教,求得答案。得病乱投医,师范学校时期念过一些所谓进步的书,像是常提到世界观,也许可以充当名师吧。于是找政治经济学一类书看。可是不久就失望,因为讲的是如何求得富厚安定,而不问富厚安定有什么价值。这味药不成,改为自己设想离生命更近的。记得读过心理学(包括变态心理)的书,人类学的书,生物学的书。就我的所求而言,三种有个共同的缺点,是有如一切科学知识一样,所讲乃“是”什么,不是如此这般有什么意义。比较起来,生物学还有些启发性,它使我看到一种顽固而普遍的现象,是乐生,甚至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肯放弃生命。这就会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何以会这样?接着还想到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如此乐生,有没有什么意义?自己没有力量解答,想“乞诸其邻”。其时一个念生物系的同学牛满江(入学比我晚一年,后来赴美深造,成为生物学界的名人),功课不坏,正在做孵化双卵鸡的什么试验,有一次我就问他:“生物活着有没有目的?”他想了想,说:“除了传种以外像是没有什么目的。”传种是延续生命的一种方式,其性质还是乐生,所以他的答话虽然没有解决问题,却使问题更加胶着,更加显赫。怎么办?也是秀才人情,只好仍是找书看,找比已经请教过的各种学更为深远的书看。
“迷时师度”,可惜我没有可投之师,只好到书林里乱走,试试能不能在昏暗中瞥见一点曙光。渐渐也就摸索出一条路,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名为喻,是要迈过物理学,走向物理后学。“后”的原意是时间的,即讲完物理的知识之后,还想到一些问题,性质玄远,更根本,已越出物理学的范围,也讲讲,无以名之,姑且在物理学前面加个字头“后”。这个一时权宜之名后来成为一门学问的专名,汉译是“形而上学”或“玄学”。玄学是钻研“存在”(或说“宇宙”,或说“大自然”,或说“有”)之性质的,照一般哲学概论的讲法,还可以分为两支“本体论”和“宇宙论”。本体论是求存在的本原,比如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究竟是什么?宇宙论钻研存在的历程,即自何来,往哪里去。也是照一般哲学概论的讲法,形而上学也是分支,其总名是“哲学”,本义是“爱智”,即凡有所遇,总愿意问问所以然。问就难免深入,追根。根总是比枝叶少,可是凝聚为问题,就成为老大难。还是由分支方面说,形而上学是远望时想到的,我们分明是(凭感觉或直觉)住在一个“有”的世界里,这“有”(包括生命)是怎么回事?眼还可以移近,看人(包括自己),我们活动,有是非,评定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甚至更深追,我们视为“是”,这“是”究竟有什么价值?又,是非之外,我们看外物,还会有美丑的分别,这分别由哪里来,是怎么回事?是非,美丑,是关于价值的评断,所以合起来成为与形而上学并列的一支,曰“价值论”,其下属的两门为“人生哲学”(也称“伦理学”)和“美学”。与形而上学、价值论并列的还有一个分支,是“方法论”。因为无论钻研什么,都是求有所知,所知有对错(或说真假)问题,如何能证明是对的?这就又形成两门学问:“知识论”(也称认识论)和“逻辑”。哲学是追根问柢的思辨学问。与之相类的还有一种,追根问柢时会碰到的,是“科学理论”。各门科学都讲现象及其关系(或称规律),前进一步,钻研规律,就阑入哲学的范围,所以罗素著《哲学中之科学方法》,就主张现代人研究哲学,应该利用科学方法。以上的分类知识,或说布局知识,是阅读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有了这个积累,又是渐渐,就明白:一,想弄清楚人生是怎么回事,应该多读哲学方面的书,尤其是其中的人生哲学;二,西方人治学重分析,各部分清楚之后再综合,即成为系统;三,不管钻研什么,都应该用科学方法,以求能够去伪存真。这样认识之后,很明显,读书的范围就大致确定,总说是西方哲学。可是这总名之下还有大大小小许多门类,单说书,必是浩如烟海,如何选择?我的导师是两位:一位是哲学史;另一位是连类而及,比如看张三著的一种,其中常提到李四著的什么书,就可以找来看。
无论由客观条件方面考虑还是由主观条件方面考虑,找书,都是以就地取材为简便,即用中文写的(主要指重要的外文哲学著作的中文译本)。这要感谢商务印书馆,西方名著的中文译本单是收入“汉译世界名著”的,数量就很不少。但找来看,连类而及,就知道有不少重要著作还没有中文译本。怎么办?上策是通外文,直接看原著。可惜我只学过一种,英语,还没有学好。远水不解近渴,只好就找出这把仅有的钝刀,磨磨,看能不能割鸡;当然,能解牛就更好。师范学校学的那一点点,加上大学学的那一点点(大一普修一年),以及听英文组教师讲课的一点点,总起来还远远不够半瓶醋,而且阔别了将近十年,啃英文原著,困难很大。但又没有别的路,只好下决心,补课。办法很简单,是每天早晨拿出一个多小时,怀抱商务印书馆新编的《综合英汉大辞典》,读英文哲学原著,遇见不认识的字,或意思拿不准的词语,就查。哲学著作,正如其他专业的书一样,所用词语和句式都是某范围之内的,于是一遭生,两遭熟,大概不到两年吧,离开辞典也可以读下去了。这样,读英文书(包括英译的哲学著作)多了,才知道这仅有的钝刀磨磨,还真可以解牛。证据可以举两种。其一是英国人吸收外来的知识比我们早,而且勤,而且慎重,由希腊、罗马起,直到欧洲大陆(主要是德、法)的名家名著,几乎都有权威译本。有的还不只一种,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单说我买到的就有三种(1896年F.M.Müller译本,1897年J.M.D.Meiklejohn译本,1929年N.K.Smith译本)。这样,比如不能读希腊、拉丁、德、法等文字,就可以读英文译本,哲学著作非文学作品,所求是“辞达”,也就可以凑合了。其二,仍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我是借了英译本的光才勉强读懂的。这本书有胡仁源(1913—1916年,蔡元培任校长之前,他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推想曾留学德国)译本,语言未能汉化,记得买到,啃了整整三个月,印象是莫知所云。心里想,难怪许多人说康德难读,果然不能悟入。很巧,啃完这本不久(估计是1940年秋天),游东安市场就遇见Müller的英译本,1902年的修订版。买回来,试试这一本,原来意思并不晦涩。读罗素(我搜集他的著作,原本和译本都不少)的书,有时也有这种感觉,是读原文比较清爽、顺遂。总之,靠我这半通不通的英语程度,连续几年,没有汉译的西方哲学著作,我也读了不少。
读的是英文原著,要讲讲书的来源。其时母校迁往西南,北京图书馆如何,不知道,总之“借”这条路难通,只好买。幸而这是革文化的命之前,又时当乱世,旧书来源很多,而且价不高,节衣缩食,常到旧书店旧书摊转转,几乎想找的都有机会遇见。东安市场内还有个专卖外文旧书的,是中原书店(在丹桂商场近南口路西),书多,而且常有新货上架,我得到的英文哲学著作,绝大多数是由那里买的。中原书店之外,东安市场内的其他旧书店,以及西单商场内的一些旧书店,或再扩充,天津天祥市场三楼的一些旧书摊,有时也会碰到一些想看的书,价钱还比较便宜。这情况颇像钓鱼,看不起的一泓水,也许会钓出一条大的。仍说书,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是由西单商场买的。还有一次,游东安市场,遇见洛克的《人之悟性论》,上下两册,只有上册,买了,不久之后游西单商场,在一个不起眼的旧书店里居然遇见下册,这也是破镜重圆,心里特别高兴。且说常买外文书也会成为一种癖,癖则必扩张,于是有时也就买一些上述范围之外的书。仅举三种为例。一种是蔼理斯的《性心理研究》(六册,补编一册),也想看看,未遇见六卷本或七卷本,只好买单本凑,而居然就凑齐了六卷本。都看了,并参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知识,我觉得对了解人生有不少帮助。另一种是小说,记得买过《维克菲牧师传》,英译本《堂吉诃德》等,所为呢,只是好玩。还有一种是名著的原本,如一次游旧书店,遇见《纯粹理性批判》德文袖珍本,价不高,也就买了。顺便说说,多年费精力和财力搜集的英文本,“文化大革命”中也毁了不少。但究竟是小家小户,与江陵陷落梁元帝烧的十四万卷相比,就不值一笑了。(www.xing528.com)
“尽弃其所学而学”,时间不短,读的书不少。所得呢,可以总括为两项:一是对于宇宙、人生的许多大问题,知道许多先哲是怎么想的;二是这诸多想法,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取得的。我个人以为,这第二种尤其重要,因为想求得可靠的知识,就不能离开科学方法,或者说,不得不熟悉并遵守因果、求证、推理等等规律。我说句狂妄的话,费力念了些西方的,自信对于复杂现象和诸多思想,有了分析和评价的能力。我的兴趣主要还是研讨人生,所以念了西方的之后,甚至之中,间或还是念些本土的,举其大宗是儒、道、佛。这三家讲的都是人生之道,从消极方面说是看到世间有问题,认为应该如何解决,或从积极方面说,认为怎样生活就最好。戴上西方的眼镜再念这三家,印象与昔年就不尽同,主要是发现有不少缺漏。只举一两个微末的例。儒家大谈其性善性恶问题,由孟子到谭嗣同,两千多年也说不清楚,戴上西方的眼镜看才知道文不对题,因为善恶的评断只是对意志统辖的行为,性来于天命,非人的意志所能左右,就无所谓善恶。又如佛家《心经》说“不生不灭”,“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戴上西方的眼镜就会看出都说不过去,因为前者违反排中律(两个矛盾的判断不能都错),后者违反矛盾律(皆空就不能有苦厄)。总之,专由思想方法方面看,我的经验,我们应该多念些西方的。
行文要照应题目,题目说在知的方面探险,那么,到最后,是否就真变无所知为有所知了呢?答这样的问题,难得一言以蔽之。还是说如意的,如果我们承认孔老夫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可以大胆地说,多年摸索,精力没有白费,结果是有所知。这所知是什么?说来可怜,是零零星星的,不迷惑;大问题,确信只能安于胡涂。这论断需要解释一下。先说零零星星的。比如孔、孟以及许多人,都相信尧舜时期曾有禅让(传贤不传子)之事,了解人之所以为人之后,可以知道这必是幻想,因为纵观古今,没有一个统治权是“主动”让出来的。又如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相信钻研《易经》,就能知道自己想知道的未来的命运,这更是幻想,因为《易经》的卦辞、爻辞所讲,与某人的未来的生活情况没有因果关系。再如直到现在,有些人还在宣扬灵魂不灭,我们就可以问:一,不灭,能够像其他存在物一样,指给我们看看,或用仪器测知吗?二,如果如过去的迷信所说,有托生之事,那么,人口不断增加,这新灵魂是哪里来的?我们的知识所理解的世界是个调和系统,灵魂的设想不能与这个系统调和,所以是假的。再说大问题的不能不安于胡涂。安于,不是来于愿意,而是来于我们的认知能力“有限”。我有时想,我们的知识系统,是根据我们的觉知所能及,主要用归纳法,组织起来的,这觉知的所及是有限的,而我们想了解的“实”很可能是无限,这是说,不是从有限总结出来的规律所能解说、所能拘束的。举例说,有不能变为无是我们承认的一个规律,可是想想我们的宇宙,它就不能忽而成为无吗?你说不能,怎么知道的?谁能保证?退一步,单说规律,它来于事物活动的归纳,而归纳法则不能反转来统辖事物活动,这是说,事物的活动也可能变为不规律。还是从有限方面说,康德早已感到这一点,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分析纯粹理性(认知的能力)的性质和能力,认为深入到某种地方,如四律背反所述说,理性就无能为力。记得其中有“存在”的“最初”问题(总该有个开始;可是还有开始之前,结果就成为没有开始),“存在”的“边界”问题(凡物总要有个边;可是边界之外仍有物,结果就成为没有边界),两个相反的判断,纯粹理性都承认是对的,就成为不合理,所以只好承认,纯粹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或者说,还有些大而根本的问题,我们不能明白。康德的这种态度,有人讥讽为不可知论。我自知浅陋,又多患杞人忧天之病,对于有些大问题,限于生也有涯的己身,总是认为难得明白,也就只能安于“不知为不知”。大问题也不少,说一点点一时想到的。一个,我们都承认是住在“有”的世界里,何以会“有”,不是“无”?有,依照我们的常识,总当有个来由,可是这来由,我们无法知道。另一个,我们的宇宙正在膨胀,未来,是无尽地膨胀下去呢,还是到某限度,改为收缩,直到变为零?我们也无法知道。再一个,正如康德所认识,我们理解外物,都是把它放在时空的框架里,时间和空间是怎么回事?其本然是同于我们想象的吗?至少是颇为可疑。再一个,缩小到己身,我们有生命,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何以会出现生命?又,生命都有自我保存和向外展延的趋势,这是怎么回事?或更进一步问,有没有什么价值?显然也无法知道。再一个,还是就“人”说,自由意志的信念与因果规律不能协调,我们只能都接受,理论上如何能够取得圆通?不好办,也就只得装作没有那么回事。
幸而大问题离日常生活很远,我们可以不管它。不能不管的是接受“天命之谓性”之后不得不饮食男女,要如何处理?这,就我自己说,到不惑之年像是略有所知,也是改行学哲学,多读,继以思,慢慢悟出来的。所有这些,以后有机会还会谈到,这里就不说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