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大家全祖望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亦作裔)，号谢山，亦自署鲒埼亭长。世称谢山先生。浙江宁波府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故居原在宁波城外沙港口(今鄞州区洞桥镇沙港村)，出生于宁波城区月湖西畔全天叙(祖望之高祖)进士旧宅。雍正七年(1729)贡生，三年后中举。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同年中进土，选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即返里，后未出仕，专事著述。曾主讲于浙江玻山书院、广东端溪书院。
全祖望是生活于清代“康乾盛世”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作为浙东学派的第三代大家，学识渊博，其学术在浙东学术文化发展史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全祖望在学术上推崇黄宗羲，并受万斯同影响；研治宋末及南明史事最精，并留心乡邦文献。所著《鲒埼亭文集》、《鲒埼亭文集外编》，收明清际碑传，富史料价值。以十年工夫续成黄宗羲、黄百家父子仅完成约十之三四的《宋元学案》，又成《七校水经注》、《困学纪闻三笺》。另著有《经史问答》、《汉书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等。尤有功于宁波地方文献，搜求、抄录宋《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集》、《开庆四明志》。他一生著述颇丰，有30余种,400余卷。计有《困学纪闻三笺》、《七校水经注》、《续雨上耆旧诗》、《经史问答》、《读易别录》、《汉书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鲒埼亭集》；又补辑南雷黄氏《宋元学案》，编成100卷。其中以《鲒埼亭集》为其最主要著作。
全祖望秉承浙东学派的优良传统，年少时就有民族节气。14岁补博士弟子员，与诸生共谒学宫时，看到乡贤祠中有谢太仆神主(谢三宾，明末献雨城降清的第一人)，还有张军门牌位(降清明将张杰，后出任清军的浙江提督)。他怒不可遏，厉声痛斥说：“此反复卖主之乱贼，奈何污宮墙也！”遂捶碎二人神位，投之池畔。全祖望的一生之所以值得人们称道，首先就在于他是个具有“不伏命”的有骨气之人。在全祖望看来，浙东抗清诸义士，敢于“逆天”而勿顾，则“感人者深矣”。“图恢复，成败尚听诸天，非立命之学也。”"宋明理学把人的富贵寿夭看成“都是天所命”，全祖望则认为人的富贵寿夭的“命”，只是“一时之祸福”，是“変”(偶然性)；而人的千百世是非功过，则是“一定之祸福”，是“常”(必然性)。他认为：“天能操其常而不能操其变”(天決定的是历史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然其变也，亦未尝合乎常”。因此，全祖望认为，命既不足为凭，天亦有时而穷，“若求其足凭，则惟尽其在我，而他无须焉”。他在《论门生》一文中，曾这样说：“要之，君子立身行己，各有本末。不妄求人之附我以自尊，亦不肯附人以自贬。不求人之尊，而非失之逊不附人，而非失之亢。”全祖望正是遵循这样一条“君子立身行己”处世准则，因此，他自绝了“进取之阶”，在清朝盛世难逃“拓落者”的命运。
浙东史学家往往得益于浙东藏书丰富，全祖望也是如此。他19岁时曾数登天一阁读书抄书，又至同诚谢家巷天赐国传抄杨诚斋《易传》，带河巷陈氏云在楼传抄《春秋纂言》，复往偃月街陆氏南轩借读藏书。次年，赴杭城赵氏小山堂，借未见之书读之。由是学问大进。他在翰林院任职，总共只一年多时间，但抓住了这个难得的良机，与友李绂共借读《永乐大典》，每天必尽20卷，亲自摘抄有关资料。他抄录的这些资料，对后来学术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人们逐渐注意到《永乐大典》中保存着许多早已失传的史籍，实际上开了清代辑佚学的先河。今传世的纪宗德、李孝谦纂修的永乐《宁波府志》，就是全靠全祖望传抄才得以保存下来的。
全祖望辞翰林院任职归故里后，父母年老多病，家计极为困难，但他修学不倦，著作日富。他又重登天一阁，搜研金石旧拓，编为《天一阁碑目》；重撰《天一阁藏书记》，并亲自抄录阁中所藏秘本。乾隆五年(1740)，因贫迁居青石街胡御史旧第的宅后小屋适可轩，自称为“双韭山房”。虽家境清贫，全祖望唯藏书不肯捐弃，双韭山房仍不失为一著名藏书室。(https://www.xing528.com)
艰苦的生活锻炼全祖望的意志，继李果堂辑《甬上耆旧诗》之后，他续辑《续雨上耆旧诗》凡80卷，并补撰作者列传附于诗集内。这两部诗集是研究明州地方史的很好资料。44岁那年，应绍兴太守杜甲之邀去載山书院主讲。全祖望讲学，教规颇严，会稽士子初皆不服。但过了一月，无不钦佩先生的学问渊博精湛，听讲人数日益增多，竟至书院的讲堂容纳不下。晚年的全祖望，境遇更趋困窘，竟至饔飨不继，御寒乏衣，到了除夕，只得忍痛割爱兑去书籍数部，聊度年关。乾隆十七年(1752)，应邀赴肇庆端溪书院讲学。期间游光孝寺、七星岩，登阅江楼，写下了很多才气横溢的诗文。次年，自觉病情转重，决意辞归。乾隆二十年(1755)，全祖望病重，命弟子董秉纯整理文稿，付学生张炳、卢镐、蒋学镛等日夜钞录。七月，病卒于青石街双韭山房，时年51岁。
全祖望作为一个在学术上有多方面杰出成就的思想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没有过多地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对于如何为政处世，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提出了“循吏”的要求，标准有三：“立身有学术”；“立朝有节概”；做地方官“有惠政”。这样的循吏，他认为历史上并不鲜见。他赞美平凉(今甘肃平凉市)知府蒋兆龙是“真循吏”。因蒋为官，一能“以学道爱人为先务”；二能制服奸吏，不让他们为非作歹残害百姓；三能廉洁奉公、生活清贫；四能以平等待人，胸有雅量。全祖望把“民命”置于“社稷”之上。他高度称颂史可法为百姓着想，不采纳“决高沙湖水以当背城之借”的事迹，从而推崇当权者应树立百姓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提出了“社稷终输民命重”的观点，体现了鲜明的民本主义思想。全祖望尝言“以学道爱人为先务”，这其实也是他一生的最好写照。
全祖望的经史研究和诗文创作，始终贯穿一个宗旨：为明清易代之际坚持抗清斗争的“故国忠义”，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对于家乡的“尚节义”之志士仁人，全祖望无限祟敬，他为自己“生也晚”而深感遗憾。全祖望所写的大量的明末忠义人物的碑铭传记，充满热爱民族之激情，对晚清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志士仁人有很大鼓舞作用。梁启超就说过他一生最爱读《鲒埼亭集》，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说：“他(指全祖望)生当清代盛世，对于清廷并没有什么愤恨。但他最乐道晚明仗节死义之土与夫抗志高蹈不事异姓者，真是“其心好之，不啻若目其口出”…真可谓情深文明。其文能曲折尽情，使读者自然会起同情感，所以晚清革命家，受他暗示的不少。”
(潘起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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