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叔(1901-1972)，笔名巴人等。奉化大堰村人。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投身革命，历经艰险，曾三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和监禁。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任叔在“孤岛”上海领导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之后他一度流亡印度尼西亚，坚持战斗，又遭日本占领军的通缉和荷兰殖民者的监禁。他的一生勇于追求真理，虽历经磨难，而初衷不改。他不但是革命洪流中的坚强斗土，更是文化领域的全才。他一生留下了上千万字的著述，其涉足的文化范围超常广阔。
就文学领域而言，他是小说家、诗人、杂文家和剧作家。他早年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后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他发表了大量的小说，题材之广泛，人物之庞杂，产量之丰富，在文学研究会中无人能出其右。其中，尤以描写浙东农村人民的乡土小说最为人称道。据不完全统计，他在1940年以前发表的短篇小说就有150篇。他在后期创作的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描写宁海秀才王锡彤反教起义的故事，颇具艺术深度。在“孤岛”时期，王任叔撰写了数百篇投枪匕首式的杂文，替爱国青年喊出了愤怒和痛苦，高扬了磅礴的不可遏止的民气，让敌人暴跳如雷。他以“巴人”为笔名发表的杂文，风靡了整个上海的青年人。他自己也曾说过：“处屠夫与恶魔共同统治的旧时代，心仪革命，专事破坏，杂文似乎也成为我战斗的武器了。”王任叔结集出版的杂文有く常识以下》、《横眉集》等，可以说是坚决地捍卫和弘扬了“鲁迅风”杂文。
王任叔对鲁迅非常崇敬，他在《鲁迅风》发刊词中写道：“我们为文艺学徒，总觉得鲁迅先生是文坛的宗匠，处处值得我们取法。”鲁迅逝世后，他与许广平一起组织了一个编辑鲁迅全集的班子。1938年夏，皇皇20卷600万字的《鲁迅全集》问世，为抗战中的人民及时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王任叔不但对《鲁迅全集》的问世出力最多，而且他通过编校工作研读了鲁迅的全部原著，个人的收获亦非常之大。他还反复强调杂文的战斗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广泛性与严谨性的统一，认为鲁迅的杂文虽是“功利的目的超过了艺术的要求”，但它却是“用另一艺术的手腕熔铸出来，依然是最好的艺术作品”。在鲁迅去世以后，他旗帜鲜明地提出，“鲁迅的艺术的战斗的力”必须“活在后一代的笔端”，并明确表示：“我以后还要“鲁迅'下去！”为了探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奥秘,1940年，他出版了《论鲁迅的杂文》一书，这是学术史上最早的一部鲁迅杂文综合研究专著，也是我国第一本杂文理论专著。他特别指出鲁迅杂文是一种“民族形式的发展和创造”，“是综合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最优美的形式，予以熔铸、表现”。这样的见解发人深省。此外他还奉献了一大批研究鲁迅的学术论文，遂成为卓有成就的鲁迅研究专家。
王任叔既重创作，也重理论，他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之一。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去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和文艺现象，去从事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他深入地研究了高尔基等人的作品，积极思考文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始终在探索一条深入反映人生和积极改造人生的文学道路。他从开始就特别强调作品的人格力量，认为任何作品都渗入了作者的人格，作者的人格在作品里渗透得越深切，那作品便也越使人感动，作者的人格的社会性越大，那么被其人格所滲透的作品的价值也越高。王任叔不但特别重视作家的主观人格力量，而且还加入了“自己的生命力”，要求以“我”的力量来透视社会现实，以此来保证现实主义作品的感染力。他说：“人生、艺术、自己的生命力，这是艺术家的三位一体，以人生养育自己的生命カ，以生命力来光大艺术，而以艺术来照映人生。”他还强调好的作品应该“写的是人生'，不是“故事'；是思索的人，行动的人”，“完全撇却故事，而为人生血淋淋的生活的写照，那才是艺术的最高的使命。”为此，作家应该对于生活中每一个发生的事件加以思考，“在每一行动中显示他内心曲折的有骨有肉的人物”，以使读者“感到一种极其深刻的心境”。这样的美学追求，表明王任叔的文艺理论善于在把握文艺的审美规律的同时，和社会的历史的要求很好地结合起来。他对文学的长期思考，最后凝结成系统的专著(文学读本》和《文学论稿》，作为文艺概论著作，具有开山的性质。新中国以后，王任叔有感于当时文艺作品中“政治味太浓、人情味太少”，他想用“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出乎人类本性”的“人情”来矫补文坛之弊。于是他发表了《论人情》一文，批评人们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的原理，创造不出“有典型性的、有生命的、有性格的人物来”。于是他热切地呼唤：“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呵！”这本是一篇“石破天惊”、切中时弊的杂文但王任叔却因为宣扬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而遭到了非正常的批判。(www.xing528.com)
王任叔不但在文艺领域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同时他还是印度尼西亚历史研究方面首屈一指的中国学者。1942年，王任叔与郁达夫等人流亡到苏门答腊岛，从此便与印度尼西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相当恶劣的环境下，王任叔开始广泛地搜集有关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文献资料，并加以分析研究。他创作的长诗《印度尼西亚歌》，对自己“曾赤足地踏过你榛莽的土地”倾注了无限的深情，并随时“准备着这无所寄托的身躯，在你的黑土之下埋葬”。这首长诗以其丰富多彩的历史知识，“展览你古代的图画”，而被誉为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印度尼西亚史诗”。1948年，王任叔在香港出版了《印尼社会发展概观》，次年又写成《群岛之国—印尼》一书，这些都是中国学者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和分析印度尼西亚社会和历史的最初尝试。新中国成立之初，王任叔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为他深入研究印度尼西亚社会历史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后来，在政治的强烈冲击下，王任叔不得不从文学创作领域退出，转而倾力于印度尼西亚史的研究。他写下了总计达二百余万字的相关专著、论文和译著，包括《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印度尼西亚近代史》、《关于印度尼西亚民族的起源及其形成过程》等，多数是在他生命晚期的逆境中以惊人的毅力完成的。王任叔研究印尼的历史、社会结构、民族运动、华侨问题和其他各种政治问题，注意历史的纵横关系，能充分运用所掌握的资料做出独立的论断，在这一学术领域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张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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