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科举改革：清初经学审视

在这股思潮中，李光地不仅提出了比较全面的主张，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他深刻认识到清初的科举存在的弊端，他说：“制义之业其来六百年，至今而沿革未变，然前辈之朴既不足以悦夸靡之心，末流之冗又有以成厌倦之势。”^[25]“前代自洪永之间设科取士，以经义为先。……今择其至者，则不过熟读《章句》《或问》《大全》之书，专精于先儒之说而已。”^[26]又说：“今士子徒诵几篇坊刻时文，又不能辨其美恶高下，但以选者之丹黄为趋舍。浮词填胸，千里一轨。遇题目相近，剽剥不让，公然相袭，不复知有剿说雷同之禁也。间或理致及典宝、题样，与所习相左，则荒疏杜撰，无一语中肯綮者。”^[27]

但他不主张废除科举。他说：科举“然则不可废也。……恒其道者使不厌，通其变者使不倦。革而当者存乎其人而已矣，奚必废之哉！”^[28]他看到科举最重要的是可以选拔遵守孔孟之道的人才。由此，他提出自己几点改革意见，归纳起来就是希望科举走回归经学之路。

第一，主张科举考试应该回归经学，而不应仅仅重视四书、八股文。他说：

八股取士弊坏极矣，离却四书、五经不可。《周礼》经也，《公》《谷》于孔子为近，与左氏当列于学宫。首场试经说五篇，令学者述先儒之异同，而析其孰为是，孰为非。皆所不可，则自出己意。四书说三，经说二，只此足觇穷经，多则敝士子之精力，无谓也。又以五年试大科，俾兼通数经，习三《春秋》、三《礼》者，得殚所长，登斯选者，授以馆职。^[29]

这里说明他把提高五经在科举中的地位作为目的，李光地首先提出八股文对科举的弊端，指出科举应适当改变八股文的考试方式。其次，他认为《周礼》《公羊传》《谷梁传》《左传》都应纳入学校教授的范畴。又认为科举首场应该考试“经说”五篇，让学子对五经各家注疏进行辨析，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一观点来自朱熹，朱熹曾认为科举“当更写卷之式”，应采取“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辩析，以求至当之归”^[30]的答题方式。他又提出仿效汉代招录五经博士的方法，通过专门的经学考试，来选拔人才。考试可以五年一次，内容就考察《春秋》三传与三《礼》。他在自己主持的童生考试中就以经学为主，他说：“科考预戒童蒙，有能诵三经、二经、或经书圈内外注，及小学全部古文百余篇成熟者，文理略通即与入泮。”^[31]他认为学子应该达到“淹该经史”“沉潜经书，使先儒理解融汇通贯”的程度。^[32](www.xing528.com)

第二，提出科举应吸收汉代和唐宋取士制度的优点。他说：“汉唐宋试士之法，明收而兼用之。其初务于是也，专经义守师说，比之诗赋可谓近之矣。”^[33]他更看重汉唐“专经义守师说”优点，而不同意用诗赋取士。他认为科举考试中更应该采用汉唐的注疏而不是宋人传注。他说：“所谓程朱当从者，非谓一字不可异同也。如《礼记》陈澔注，自然不如郑康成；《春秋》胡传，自然不如啖、赵三家之清通简要。”^[34]他猛烈批评了王安石不用汉唐注疏，而用《三经新义》作为标准。他说：“荆公变科举之制亦是如何，将孔子所定之经竟欲重加去取，去《仪礼》，又去《春秋》，至诋为断烂朝报，而自己作《三经新义》，尽废前人之说，几几欲夺孔子之席，狂妄孰甚焉。”^[35]

第三，指出科举应更加重视经学，但同时也应兼顾经世之学。他说：“殿一甲之例，亦不过数人而已。即以其年，试天文、律历，专门名家，分别录用，如此则士皆务实学”。^[36]又说：“顾宁人之音学，梅定九之历算，居然可以待王者之设科。”^[37]李光地指出在考试策论时，出题内容应侧重时务、实学、天文、律例、音韵、历算等方面的内容。

第四，对八股文的写作方法进行改造。他说：“制义之根，本六经也。”^[38]因此八股文的作用应该是“羽翼经传”，同时他认为八股文的写作应该模仿经传。他说：“盖制义无论为一代取士之制，其精者羽翼经传，至者语皆如经。……精于经学，而其辞又能补经之所未备，而不悖于经，亦可为经矣。”^[39]又说：“制举而能有发于圣贤之意，有助于儒先之说，虽与义疏注解佐佑六经可也。”^[40]“时文要字字可以讲得方妙，一片雪白。虚字体贴虚神，实字如铁板般搬不动，如经传一般。”^[41]他认为八股文的文风应该以“清醇”作为标准，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通经”。他说：“己丑会试，予与同事者极力欲返之清淳。……夫极清淳之至，必也通经、学古，理明而气盛。”^[42]“汉唐宋明之盛，未有不泽于经术，使其文雅驯者也。故大为斯世之休征，上为国家之和应，然要不出于经明行修，则文不期醇而自醇。”^[43]其次，他认为时文写作应该以“理”为核心，不要追求辞藻的华丽。他说：“小学生初作文，要得有词。有了词又要有气，有词气再要他有法，终之要他有理。成人不如是，第一须求理，理足而法气词具焉。此正法也，百余年不讲矣。”^[44]“时文之坏，由于不肯看书。书理懵然而思以词采胜，则必求新奇灵变，以悦人之耳目，遂至离经叛道而不可止矣。”^[45]“时文名句与诗词不同，要从性命道理上出。经义之文，主于明理。明理之文，主于深厚、简切、平易、疏畅，而恶乎以才乱之，使人务为文词之华而不尽心理义之实，又岂设科之初旨哉？”^[46]最后，八股文写作应该改变过去“代圣贤立言”的写作方法，他认为这样做的原因是“圣贤说话，不过数言可了，正须以我意论断耳。如今之描画口角以求拟肖，圣贤肯为之哉！我所以欲变经义，意正如此。”^[47]

李光地提出的这些措施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其科举改革的总体思路完全是以崇尚经学为主的。他希望无论是对科举本身的改变还是对八股文的改变都要建立在经学复兴的基础之上。他尊崇宋学，但也不排斥汉唐注疏。作为具有政府高级官员和程朱理学派学者双重的身份，李光地试图在清政府的上层和国家制度层面，推动清初科举的改革和经学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