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
当马克思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之后，从充满争论的政坛回到家中时，他确实打算闭门谢客、潜心书房，把已经耽搁了好几年的《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尽快整理出来。
但他似乎没有充分估计到，毕竟一切方面都今非昔比了，能归他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远远不如以前多了。
海牙大会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马克思虽忙，但他仍充满信心，想着在完成大会交给他的工作后，将能完全退回到书房。不久他就看明白了，事情非但没有减少，反倒越积越多了：
需要用大力气来修改《资本论》法译本；
需要同英国联合会内的反对者们做斗争；
需要补充、校改《资本论》德文新版；
需要不时参加各种社会集会和纪念活动；
还要阅读世界各地寄来的各种信件，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
还要准备出版自己早先著作的新版本；
……
多年来使用过度、早已严重耗损的身体，显然经受不住这种压力。脑充血、严重失眠又来折磨他，而且这一次比以前哪一次都严重。马克思很快发觉，越是勉强工作，工作能力就越弱。他已经处于很危险的境地了，弄不好便可能中风。
这一次他是真的紧张起来了。听从恩格斯的劝说，他专程去曼彻斯特找了龚佩尔特医生——恩格斯和他的多年朋友。医生诊断之后，郑重地给他立下了一条严格的规定：工作时间上午不能超过两小时，下午也不能超过两小时；必须早餐，早餐后必须散步，多活动。马克思这次是个模范病人，由于他知道情况严重，所以，用恩格斯的话说，“他几乎是过分严格地在执行规定”[6]。
可是病情刚缓，他又忍不住干起事来，起初是试探着读、写，很快便忘乎所以地读起俄国书籍、校改起《资本论》法文版了。于是几个月后，他再次落入灾难。头已经疼得不那么厉害了，但是大脑出现了一种慢性抑制状态，使他痛苦之至，完全没有办法写作。终于只有去疗养——到哈罗格特去见医生。龚佩尔特医生给他做了检查，发现马克思除上述症状外，肝也有些大。医生要他喝矿泉水，完全不做工作，并“命令”他去中欧的卡尔斯巴德——那是个最适宜的疗养地。
经过一番波折，马克思在1874年和小女儿一起去了卡尔斯巴德。
由于担心奥匈政府找麻烦，马克思在行前考虑申请加入英国国籍。必需的文件送上去了，证人也都找好了，但正像马克思担心的那样，申请被内务大臣拒绝了，理由是马克思“对自己的君主不忠”。
不管怎样，原定计划不变。1874年8月15日，马克思父女从伦敦起程，前去卡尔斯巴德。库格曼医生全家也正在那里休养，已经把旅馆都订好了。
卡尔斯巴德的矿泉远近闻名，来休养治疗的人很多。马克思在这里的一个多月很轻松，也很开心。他暂时忘掉了观察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观察起不同国籍的人们的疗养生活来。按照他的“老习惯”，他给那些引人注目的疗养者们分别起了外号。(www.xing528.com)
卡尔斯巴德疗养地
白天，他陶醉在绿树成荫的山间。艾盖尔山谷里有怪岩奇石，人们根据想象，把它们当作各式各样的传奇人物，称它们为汉斯·海林岩石。这里面有个动人的传说。汉斯·海林是个年轻的牧童，他得到了美丽的河神艾盖尔的爱情。艾盖尔要他起誓永不变心，否则便会遭到可怕的报应。牧童照办了，但后来他忘掉了誓言，和一个年轻的村姑结了婚。婚礼那天，河神从汹涌愤怒的河水中出现，婚礼上的所有人被变成了石头。
马克思在泛着泡沫的河流边，倾听淙淙的水声。他津津有味地从岩石的形状中辨认着，认出了走在前面的乐队中吹号的和吹喇叭的，认出了婚礼用的马车，认出了身着节日盛装小心翼翼地撩起衣裙准备进入马车的老太太。
他还参观了艾赫的一个有名的瓷器制造场，观看了瓷器制造的整个过程：灰色泥块被压进模型，在工人的操作下，最后变成精美的杯子。焙烧，着色，描金，再焙烧，最后成品出炉。这让这位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大师想起了协作分工。
他愉快地欣赏着疗养所乐队的演奏，他参加人们的交谈，但不谈严肃的政治，只谈轻松的话题，谈得最多的是艺术。
他兴致勃勃地从这里给留在伦敦的恩格斯写信，讲述了此地的一切：
到星期三我来这里就满两个星期了……我们两人严格遵守生活制度。早晨六点到各自的矿泉去，在那里我必须喝七杯水。每喝完一杯就休息十五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可以来回散散步；喝完最后一杯以后，散步一个来小时，最后喝咖啡。晚上临睡以前，还要喝一杯凉水。
……
我是用伦敦的“食利者”查理·马克思这个名义登记的。这个“食利者”带来的后果是，我必须替自己，还要替爱琳娜向可敬的市财库交双份疗养税，然而却清除了我是恶名昭著的卡尔·马克思的嫌疑。但是，昨天我的身份被维也纳爱造谣的《喷泉报》（疗养区的报纸）揭露了，跟我一起的波兰的爱国者普拉特伯爵（善良的天主教徒，自由派贵族）被当作“俄国虚无主义者的首领”。但现在这样做大概已经晚了，因为我已有市里的交付疗养税的收据。
他描述此地的景色说：
这里的近郊很美丽，在绿树成林的花岗石山上散步，是不会感到厌倦的。然而，树林中没有一只鸟。鸟儿是健康的，因而不喜欢矿泉的水蒸气。[7]
有一件煞风景的事，让马克思兴趣大减：他和库格曼之间发生了不快，原因并不十分清楚。按照库格曼的女儿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后来的回忆，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库格曼企图劝说马克思放弃一切政治宣传，集中精力来从事《资本论》的著述。他过于热心的劝说，使得马克思不能容忍，于是发生了争执。这是很可能的：马克思一向让自己的学术活动自觉地从属于政治事业（尽管他不会为了政治信念去歪曲学术结论），把自己首先看作是为无产阶级解放而斗争的战士，因而他从来都热情地参加政治活动；库格曼之景仰马克思，却完全是着迷于他的学术成就。在库格曼看来，政治活动只会损害马克思的学术活动。这是一个政治家和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派”之间的分歧。马克思当然会感到恼火。
但按照马克思给恩格斯信中的解释，情况似乎是另一个样子：
由于矿泉水的作用，我变得极易动怒。因此你可以理解，很长时期来库格曼使我难以忍受。出于好意，他把我的房间安排在他和杜西的房间之间，这样，不仅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当我单独一人的时候，我都感到有他在场。我对他那种用热情的声调郑重其事地发表的滔滔不绝的无稽之谈还能忍受，而对那帮纠缠不休的汉堡——不来梅——汉诺威的庸俗男女，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但当他因闹家庭纠纷使我过于厌烦时，我就再也忍受不住了。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资产阶级浅薄之徒认为，他的妻子似乎不懂得、不理解他那专注于最高宇宙问题的浮士德式的禀性，因而以极其恶劣的方式来折磨这个在各方面都比他强的女人。因此，我们之间终于发生了一场争吵；我搬到了上一层楼，完全摆脱了他。[8]
这样说来，争吵是纯私人性质的：库格曼过于自负，挑剔他的妻子；而马克思由于矿泉治疗变得脾气暴躁，于是他那路见不平、保护妇女的老习惯又发作了。不管怎样，这两位多年的老友后来关系就冷淡下来，此后再也不通信了。
卡尔斯巴德的矿泉对治马克思的病有奇效：体重减轻了，肝肿大消失了，失眠和头痛也都大有好转。当他回到伦敦时，简直像一个容光焕发的健康人了。
后来两年，这个地方他又去了两次，直到1877年俾斯麦迫害社会党人导致他去不成了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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