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报副刊》的发刊词中，孙伏园曾提出：“日报附张的主要部分，就是短篇的批评。无论对于社会，对于学术，对于思想，对于文学艺术，对于出版书籍，日报附张本就负有批评的责任。”[161]作为新文化的批评空间，“四大副刊”的确尽到了批评的责任。“四大副刊”上的批评性文字见于许多栏目，并不全是短篇的批评，也有长篇大论。如果对“四大副刊”上繁多的批评性文字进行一番梳理，大致可分为思想文化批评、社会批评、文学批评几个方面，下面我们分别予以论述。
1.思想文化批评
思想文化批评在“四大副刊”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反思。前者构成了“五四”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维度，后者则使得前行中的新文化能够不断地得以纠偏和修正。
（1）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评
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评首先体现为对旧的传统学说进行重估与批判。邵力子在《古训怀疑录》中指出：“我们现在要把社会改造，就不能不先把种种可疑的古训，教各人都能够用新思想去观察，那真理越发明白，社会就越发进步，真正的‘德摩克拉西’也就越发有了希望。”他的《古训怀疑录》在《觉悟》上连载了30期，对于诸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之类的古训层层深入剖析，给予了有力的批驳。王造时的《“孔教”问题》则以理性的态度对孔子学说进行了重估。文章首先分析了“孔教”是否是宗教的问题，然后从孔教与思想、孔教与政治、孔教与经济、孔教与妇女、孔教与伦理五个方面来论述孔教在现代社会的地位与价值，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认为“孔子虽不是‘万世师表’，也不是‘一文不值’，我们可以看做古代的学说，去研究，不可以拿它作为宗教，来支配现代生活”[162]。此外，《学灯》副刊上刊载的张溥泉的演讲《什么是新道德？》对老子的“无为”思想进行了批判，倡导一种“有为”的新道德；腐木的《孔子学说的基本谬误》对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愚民思想进行了抨击。
其次，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评还体现在对种种封建观念的抨击与批判上。比如妇女问题，由于妇女问题与封建的礼教观念、家庭婚姻观念、贞操观念、迷信观念等均有牵连，因此成为五四时期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新青年》曾专门开辟了《女子问题研究》，并就妇女贞操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晨报》副刊、《学灯》副刊、《觉悟》副刊也都曾开设了《妇女问题》栏目，一方面讨论妇女解放的途径，一方面猛烈抨击强加于妇女身上的封建枷锁。比如潘公展的《中国妇女有人格么？》[163]、协农的《我国妇人道德之缺陷》[164]、易家钺的《中国的家庭问题》[165]等都是“四大副刊”上有关妇女问题的重要文章。潘公展的《中国妇女有人格么？》先后发表在《晨报》副刊与《学灯》上。文章从“身体的独立”、“意志的自由”、“智识的健全”、“本能的发展”四个方面来论述中国妇女几千年来人格的不独立，抨击了“重男轻女”、“夫为妻纲”、“三从四德”、“妇者服也”、“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女子无才便是德”、“母鸡司晨”等种种阻碍妇女独立的封建旧观念，最后提出“普及女子教育是妇女根本解放”[166]的途径。
除了长篇的专论，短篇的批评性文字更是一支轻骑兵。比如《觉悟》副刊上《女子的圈套——贞烈》对封建的贞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京报副刊》上《女子无才便是德》一文，则对章士钊提倡的“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167]的陈腐观念进行了无情的讽刺。
（2）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反思
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反思在“四大副刊”上最突出地体现在那场影响广泛的“科玄论战”上。在那场论战中，尽管玄学派处于下风，但玄学派提出的主张，实际上是在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背景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万能思想的一种批评，这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是一种很好的纠偏。除此之外，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反思还体现在对新文化运动自身进行批评。
1920年元旦，《时事新报》出版元旦增刊，发表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蒲伯英、蒋梦麟、王光祈等人的文章，对新文化运动进行集中反思。接下来，《学灯》发表了一系列反思批评文章。蒲伯英在《社会感情与科学信仰》一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还局限于知识阶层，缺乏广泛的“社会感情”认同。罗家伦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中也谈到：新文化运动“根基太薄弱，成熟过早”，“大家真正了解的少，而多半借新思潮当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符咒”[168]。张原挈在《今日文化运动的三大危险》中则认为新文化运动存在三大危险：第一是“绝对的怀疑”[169]，带来的后果是“一减少讨论问题的兴味，二消灭解决问题的勇气，三发生人生悲观的态度”[170]；第二是“反动的论调”[171]，第三是“模糊的思想”[172]，指“许多自称文化健将的人，把欧美的思想、学说，胡乱来介绍，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想、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说；……他们却把时代二个字，看得不大重要，只要是欧美的就是好的，就是当介绍的，却没有抉择的能力，先后次序。因此使一般读者，把欧美百十年前的观念，奉为今日的见解；把在欧美已为人唾弃的理论，当作现代的金科玉律”[173]。李石岑在《学灯之光》一文中亦批评新文化运动“介绍西洋学说，大都首尾不具，或其学说之根据与真价，未能析出，即析出矣，零星散著，乌足以概学说之全体”[174]。此外，陈独秀的《告上海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与宗白华的《我对于新杂志界的希望》对新文化报刊杂志品质不高、较为杂乱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总的来看，上述批评基本上切中新文化运动的时弊。
2.社会批评
社会批评与现实联系得最为紧密，也是报纸副刊的一个优良传统。前面我们曾提到李欧梵认为：《申报》《自由谈》副刊上“上之则暗刺夫朝廷，下之则使社会以为鉴”[175]的游戏文章是一种处于正统言论边缘的批评话语。“四大副刊”上的社会批评同样包括“上之”对国家政治的批评与“下之”对一切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批评。不同的是，“四大副刊”上的批评话语既有正统言论，也有去其游戏成分的讽刺议论。
（1）对国家政治的议论批评
对国家政治的议论批评在“四大副刊”上最典型地体现在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议论上。我们以“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为例，考察“四大副刊”在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时所发挥的批评空间的作用。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觉悟》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均发表了抗议文章。《觉悟》副刊处于惨案发生地，率先做出反应。6月2日，《谈话》栏发表了惨案亲历者陆京士的《五月三十日南京路的流血惨剧》，陈述了当时英巡捕蛮不讲理、抓人打人的野蛮行径，愤怒地质问道：“这是文明国的举动吗？这是文明国的道德吗？”[176]紧接着6月3日的《杂感》栏发表《大陆报与五卅事件》、《痛上加痛》两篇短文，前者对英文《大陆报》用“Mob”（乱民、暴徒）与“Riot”（骚乱、暴动）来指称爱国学生与整个事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后者则对上海某些报纸竟认为爱国学生是“吃了饭无事做而来送死”[177]甚至殃及行人的谬论感到万分痛心与悲哀。随后《评论》栏接连发表《纪念“五卅惨杀案”我们的死者》、《“五卅流血”的真意义》、《指导五卅事件国民运动的注意点》、《五卅运动的历史的形成与其未来的使命》等文，深切哀悼死难的烈士，同时阐明了“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
《晨报》副刊在7月2日专门推出了《沪案特号》，发表了周鲠生、钱端升等人的文章，对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政府当局的软弱进行了谴责。钱端升在《租界惨杀国人案交涉方法》一文指出：“此次事变之焦点为英人在租界杀捕爱国国人：由法律上言之，为英人违反国际公法，由情理上言之，为英人不顾人道主义，由事实上言之，吾人又不能不承认英人在租界上有相当之武备。”[178]周鲠生在《沪案之目标与步骤》一文中则认为：“沪案不仅是上海一隅的问题，乃是英帝国主义对付被压迫的中国民族的问题。”[179]同时，周鲠生充满义愤地责问道：“如若政府不能负责任，眼见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杀中国人继续不已，而不派兵去保护中国人生命财产，那末，又成何政府，成何国家？”[180]《京报副刊》于6月4日刊发了《上海的空前大残杀》、《燕大与反帝国主义运动》等文，报道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并从6月8日至6月25日陆续出版了由清华学生会主撰的《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1—12期），为爱国学生提供声讨抗议的平台。
再看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后，《京报副刊》刊发了一系列文章，对日本的侵华野心以及段祺瑞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进行揭露和抨击。
“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前，针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阴谋吞并东三省乃至整个中国的企图，《京报副刊》便刊发了不少评论文章。李宗武在《东三省的前途问题》一文中指出：日本在东三省的所作所为，“偏护奉张，干涉中国内政”，“使东三省与中国政府脱离关系”等，是企图像吞并朝鲜那样一步一步地吞并东三省[181]。周作人在《排日——日本是中国的仇敌》中，开篇便提出：“‘日本是中国的仇敌。’请大家要记住这句话。我并不是记日本并琉球朝鲜夺台湾的旧恨，并不是主张报复，我只确信日本是中华民国生存上的一个大威嚇、大敌人，所以我们为要保存中国起见不得不尽力排日。”[182]文章同时声明：“我不是国家主义者”，“我们与日本的人民没有恶感，对于日本的文化有相当的尊重，但这个现在军阀资本家手内的日本，因为与中华民国的生长有大危险，不能不出于抵抗之一途，所以排日一事可以说是中华国民的一种义务”[183]。针对“中日共存”“中日亲善”的言论，文章指出：“中日共存的理论是对的，不过他的前提是先要中国有排日的决心与毅力，没有这个的共存就是合并。中国与日本万万不能亲善，在现今一强一弱的时候。要讲亲善，须等中国有了自觉，能够自强了。”[184]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副刊》于第二天（3月19日）刊发了李宗武的《告辛丑条约关系各国》，用事实说明“大沽事件之责任全在日本”[185]。3月21日的《京报副刊》实际上是“三一八”惨案的专号，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中写道：“三一八”惨案“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上海事件更为野蛮，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曲为谅解”[186]。3月28日，鲁迅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可惨与可笑》，针对“三一八”惨案后政府以抓、杀共产党为理由，残杀三百多无辜的人，以及政府下令通缉“群众领袖”——李大钊等人一事，进行了抨击，揭露了军阀统治的黑暗。
《晨报》则在《诗镌》创刊号上刊发了闻一多的论文《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文章指出新文学运动应和爱国的政治运动携起手来才能有成绩，号召诗人们拿起诗笔来参加反对封建军阀的战斗：“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187]同一天，《诗镌》还刊发了饶孟侃的《天安门》、刘梦苇的《寄语死者》等作品。此后，《诗镌》又陆续刊发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组诗《大帅》、《人变兽》，朱大枬的《黄河哀歌》等，揭露了北洋军阀的暴行，以文艺的形式发出了愤怒的抗议之声。
以上所述表明，在国家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紧要关头，“四大副刊”成为了知识分子们议政的平台。
（2）对不合理社会现象的针砭
“四大副刊”对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揭露与针砭涉及面十分广泛，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妇女问题与教育问题这两大问题上。
前面我们谈到妇女问题是五四时期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除了前面提到的对封建落后的妇女观念进行抨击批判，“四大副刊”上还刊发了不少对现实中妇女地位低下、处境悲惨的揭露批评文章。比如1923年7月，针对四川女子刘廉彬被逼自杀事件，《学灯》副刊专门出了一个“刘廉彬女士惨死问题特号”。首篇《刘廉彬女士传略》介绍了刘女士的一些背景材料，如受过教育、品德优良、工作勤勉、曾两次拒绝封建的包办婚姻，等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职业妇女，最终却没有逃脱旧式妇女被逼婚自杀的悲惨命运。逼迫她的，不仅仅是旧势力，更有直接导致她自杀的现实因素：经济困窘、受制于逼婚者，而这逼婚者也曾受过新式教育。这样一篇传略实在是发人深思，揭示了妇女解放的重重困境。正如“发刊词”所说：“妇女问题中最要紧者为职业自由、教育自由、婚姻自由等等。凡此皆要个人亲身去做，然而一到社会去解决此事，就有谋害惨杀之事，还有人敢到社会去做事吗？所谓职业、教育、婚姻等自由，还能实现吗？”[188]《传略》、“发刊词”之外，特号刊发了《哀哉今日中国女子为此新旧过渡时代之牺牲者》、《女权运动之大障碍》等9篇文章，抨击了社会对刘女士这样的妇女的残害与压迫。
《晨报》副刊、《觉悟》副刊也刊发过类似的文章。例如《觉悟》1920年11月刊载的玄庐的《死在社会面前的一个女子赵瑛》，《晨报》副刊1920年1月刊载的《一九一九年居然有这样可怜的女子》，等等，都是针对现实中妇女受歧视受残害的现象而发出的批评与抗议。
针对妇女问题的议论式杂感在“四大副刊”上也有不少。比如《京报副刊》第133期上李继宣的杂感《函数式的中国妇女》。文章以一个简单的数学函数公式y=f（x）来比喻中国妇女地位的低下及对男人的依附性。文章将妇女比作变量y，男人比作变量x，f则可是随意的数字，以此来说明经济上不独立的妇女（y）是随着男人（x）的改变而改变的，因此妇女完全丧失了自主性，“事事都仰承男子的意旨”[189]。文章最后呼吁女同胞们起来反对这种“单一性的函数式的生活，促成女子=f（男子）；男子=f（女子）互为‘函数’的生活！”[190]
教育问题亦是“四大副刊”上批评性文字涉及较多的一个领域。“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为宗旨的《学灯》原本就是面向教育界的，创刊之初尤其重视对教育界的批评。《学灯》创刊第二天（3月5日）刊发的《本报学灯栏六大征求》中的第四条便是“征求对于全国各学校之批评”[191]。不到一个月，又刊发了《本栏特别启事一》：“近来吾国教育弊端百出，如学制之荒谬，教员之堕落，学风之卑下，此外邪说披猖，道德陵夷，尤为伤心之象。苟有人焉，以铸鼎燃犀之笔，为之一一揭发，与此缪之主义激战，以其文字投诸本报，当敬业为披露，并愿以优厚之酬资，为定交之纪念。此启。”[192]9月30日，《学灯》栏刊出的《本栏之提倡》中，在第三条再次强调：“于教育事情，揭穿各种教育流弊。”[193]有人统计：“在1918年的‘教育小言’中，共刊登文章72篇，其中持反思或批判现实角度的37篇；‘青年俱乐部’刊登文章59篇，对现实持反思或批判角度的占18篇。”[194]这些反思批评文章对教育界的种种弊端进行了针砭。比如，隐青的《吾国国民教育之实况》、章鑫的《中国之教育》等文揭露了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君潜的《今之办学者》、好学的《教育家不当自行标榜》、《二大病》等文将矛头指向了教育家、教育者；君潜的《青年之今昔》、好学的《青年之堕落》则对青年学生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批评。
1919年《学灯》由教育性副刊转为综合性副刊之后，有关教育问题的批评性文字尽管不像过去那么集中，但始终是《学灯》社会批评的一个关注点。有针对教育者的《学界的败类》、《今日中学校的国文教员》、《告小学教师》；有针对学风的《今日学生之通弊》、《学风谈》，有针对教育制度的《对于义务学校的意见》、《打破包办式的校长制度》，有针对教科书的《对于国音读本的批评》、《国语教科书一三五册的批评》、《评小学教科书》、《批评世界书局出版之国文教科书》，等等。
《觉悟》副刊并未开设专门的教育性栏目，但对教育问题的重视并不亚于《学灯》副刊。《觉悟》的《评论》、《随感录》、《通信》等栏目关于教育界的批评性文章不下百篇，涉及地方教育、平民教育、女子教育、义务教育等诸多问题。比如1924年，《觉悟》发表的仅仅是有关平民教育的批评性文章就有《办平民教育的请注意》、《平民教育问题》、《平民教育的危机》、《对于南京平民教育的两点怀疑》、《摧残平民教育的怪事》，等等，对平民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猛烈抨击。
《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也有不少关于教育问题的批评性文章。比如1922年9月至12月，《晨报》副刊相继刊发《革新湖北教育的一个提议》、《湖北教育之实际情形及其改进方法刍议》、《改进湖北教育的讨论》等文章，对湖北教育界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抨击。其中楚生的《湖北教育之实际情形及其改进方法刍议》从教育厅长、校长、教职员，小学教育、教授及课程、经费及薪资六个方面对湖北教育界进行了批评。文中写道：“民国八年，湖北始有教育厅之设”，第一任厅长“虽未能改良教育，而知改良教育之必要也”，后继者则不是“古董先生”就是“安福余孽”；“湖北各校校长之职，多为省议员所窃取”；小学教育腐败更甚，办理者“对于小学教育，既无研究，又无兴趣，非安心于教育，实为糊口计耳”；教授方法多为“念书式”，且因教员知识有限，“教授老书尚不能胜任”；课程设置及所用课本都十分陈旧；教育经费“较各省为最少”；教员“薪资之微薄”，致使教员“安心教职者，实乏专人”[195]。张光人的《改进湖北教育的讨论》则认为湖北教育腐败的病根在于“武人的阻制与老辈的盘踞”[196]，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才能谈得上改革湖北教育。
3.文学批评
“四大副刊”上的文学批评十分丰富多样，从批评主体来看既有经验读者的评论，也有一般读者的批评；从批评内容看既有对整个文坛的批评，也有对单个作家作品的评价；从批评形式看则既有论文体，也有随笔体、书信体等。
（1）批评主体：经验读者与一般读者
相对于一般读者，经验读者往往具备了较为深厚的文学素养与根底，因而他们的批评往往更敏锐、更深刻、更精准，周作人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自己的园地》中的许多批评文章，便是这一类批评的典型代表。另外，像《情诗》、《沉沦》等文，都显示出周作人作为经验读者的敏锐与深刻。在《情诗》一文中，周作人为汪静之辩护说：《蕙的风》里的“放情地唱”，正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197]。在《沉沦》一文中，周作人指出：《沉沦》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化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198]，同时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199]
又比如徐志摩的《得林克华德的〈林肯〉》，徐志摩评价说：“《林肯》是一篇历史戏，但他的效用决不仅在写出历史，我们要知道《林肯》是艺术，艺术的目的在于实现美和美的实现里所阐明的真。这就是《林肯》的作者的目的。”[200]《林肯》是“真纯的艺术”，“真纯艺术——戏剧亦艺术之一——最高的效用，在于扩大净化人道与同情、戟动，解放心灵中潜伏的天才赋与最醇澈的美感，使于生命自觉中得一新境界，于人生观中得一新意趣”[201]。徐志摩此言，可谓是对艺术最透彻的阐释，也是对《林肯》一剧的最高评价。
当然，“四大副刊”上并非所有经验读者的文学批评都能达到周作人、徐志摩那样的高度，也有一些偏激或幼稚之作。比如梁实秋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朱湘发表在《诗镌》上的《新诗评》等文。梁实秋在《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竭力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完全站在古典美学的立场上来批评现代白话新诗，自然有失偏颇，但梁实秋提出的“民间的诗和作家的诗，有不同的性质，各有相当的价值”[202]等观点还是合理的。朱湘在《新诗评》中说胡适的《尝试集》“内容粗浅，艺术幼稚”[203]，康白情的《草儿》与郭沫若的《女神》共同之处在于“反抗的精神与单调的字句”[204]。这样的持论未必公允，但也自有一种片面的深刻。
较之经验读者的批评，一般读者的批评或许没有那么专业、敏锐、深刻，却能够及时反映受众对新文学的接受情况，其中既有误读，也不乏一些真知灼见。冰心的作品是“四大副刊”上读者评论得最多的，下面我们以读者对冰心作品的批评为例。
冰心的《去国》在《晨报》副刊发表一星期之后，便有一位读者写了《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位读者主要谈自己的感想，只在篇末评论了几句，坦言自己并没有把《去国》当作是“一篇小说”，而认为它是“研究人材问题的一个引子”[205]。这位读者显然不是从审美的视角来评论《去国》的，但也感觉到了作为“问题小说”的《去国》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再比如《学灯》上枝荣的《批评〈超人〉》。这位叫枝荣的读者指出了小说主人公何彬“思想的不彻底和矛盾”[206]，但却认为“超人”的命名“极滑稽”，“如果何彬值得做超人，世界上底人们，就哪一个不是呢？”[207]这位读者对小说名“超人”的理解显然有偏差。
（2）批评内容：整体批评与个案批评
“四大副刊”上针对整个文坛的文学批评并不是太多，主要出自经验读者之手，重要的有周作人的《论小诗》、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等。
周作人的《论小诗》，是当时有关小诗的评论文章中最有见地的一篇。周作人在文章开篇便对小诗进行了界定：“所谓小诗，是指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这种小诗在形式上似乎有点新奇，其实只是一种很普通的抒情诗。”[208]周作人认为小诗最适合表达“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209]，同时指出：“中国的新诗在各方面都受欧洲的影响，独有小诗仿佛是在例外，因为他的来源是在东方的，这里边又有两种潮流，便是印度与日本，在思想上是冥想与享乐。”[210]周作人还特别提到冰心的《繁星》之七十五、冯雪峰的《清明日》等小诗，认为它们是小诗中的佳者。
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寄自美国，文章开篇便表明此文的主旨“在说明‘新文学运动’的几个特点，以证明这全运动之趋向于‘浪漫主义’”[211]。文章从“外国的影响”、“情感的推崇”、“印象主义”、“自然与独创”四个方面批评了中国文学界盛行的浪漫主义。文章认为：在外国的影响方面，新文学从语体文、诗歌、小说、戏剧、文学翻译、文学观念等各方面都极端的承受外国的影响，新文学运动“就全部看，是‘浪漫的混乱’”[212]；在情感方面，新文学“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对于情感“推崇过分”，结果导致文学“流于颓废主义”和“假理想主义”，“许多近人的作品，无论是散文，还是韵文，无论其为记述，或是描写，到处情感横溢。情感不但是做了文学的原料，简直的就是文学”[213]；在印象主义方面，新文学被“印象主义所支配”，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是印象主义的，而印象主义是“浪漫主义的末流”[214]；在自然与独创方面，新文学主张“皈返自然”，主张“独创”，“全部的新文学作品都可以说是这两种主张的收获”，但“凡是自然的便不是独创的，这似乎是浪漫主义者的冲突”，“矛盾冲突正是浪漫主义的一大特色”[215]。
梁实秋的这篇文章采用的是新古典主义的美学标准，用这一标准来评价“五四”新文学，自然得出现代中国文学趋向浪漫主义的结论。另外，要对整个“五四”新文学做出评价并不容易，梁实秋的这篇文章写于美国，与国内文坛多少有些隔阂，因而有些以偏概全，但梁实秋指出的新文学的问题有些还是切合实际的。
除了周作人、梁实秋这样的论文似的批评，“四大副刊”上也有一些对文坛创作进行批评的杂感似短文。比如《学灯》上西谛的《文学的危机》、顾仲起的《对于国内创作坛之诤言》等。前者批评了文坛上“六辨士的小说和黑幕式礼拜六式的小说的流行”[216]，后者批评了当时文坛创作的“枯燥沉闷”[217]。
较之整体批评，个案批评在“四大副刊”上则较多一些。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周作人的《情诗》、《沉沦》、《阿Q正传》，徐志摩的《得林克华德的〈林肯〉》，鹃魂的《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枝荣的《批评〈超人〉》等。此外，《晨报》副刊上张嘉铸的《评“艺专演习”》、涵庐的《看过“英雄与美人”新剧的感想》，《学灯》上施蛰存的《〈流云〉我见》、性天的《落花生的小说》、杨邨人《读鲁迅的〈呐喊〉》、周开庆的《读了郭沫若的〈星空〉以后》、李士魁的《评〈春水〉》，《京报副刊》上周振禹的《读鲁迅先生的〈忽然想到〉》等都是个案批评的文字。这其中，即包括经验读者的批评，也包括一般读者的批评。周作人的《情诗》、《沉沦》、《阿Q正传》，徐志摩的《得林克华德的〈林肯〉》以及鹃魂的《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枝荣的《批评〈超人〉》等，我们前面已经论及，这里不再展开。
（3）批评形式：论文体、随笔体、书信体
“四大副刊”上文学批评的形式也较为多样，我们大致分为论文体、随笔体、书信体。梁实秋的《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都是典型的论文体，尤其是后者，十分严密。开篇首先解释关键词：“‘现代中国文学’系指我们通常所谓的‘新文学’而言。‘浪漫的’系指西洋文学的‘浪漫主义’而言。”[218]接着申明：“我的批评方法是把一切西洋文学分为两个主要的类别，一是古典的，一是浪漫的。”[219]并特别说明“这个方法可否施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留待下文细说”[220]。接下来，文章从“外国的影响”、“情感的推崇”、“印象主义”、“自然与独创”四个方面来说明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而现代中国文学这四个特点都具备，最后得出结论：现今中国文学是趋向于浪漫主义。
周作人的《论小诗》、《阿Q正传》也都属于论文体。《阿Q正传》的开头与结尾有点像随笔体，实际上是逻辑性极强的论文。周作人首先指出：“《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讽刺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的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不尽是破坏。”[221]接着说明：“《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他是反语（irony），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222]再接着点明：“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223]最后提出作品的不足：作者“想撞倒阿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倒将他扶起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的失败的地方”[224]。整篇文章可以说是层层深入。
周作人的《情诗》、《沉沦》则是典型的随笔体。《情诗》从什么是“情”谈起，然后谈什么是“情诗”，最后才落脚到汪静之的情诗《蕙的风》。《沉沦》亦如此，先从不道德的文学谈起，然后落脚到《沉沦》。
书信体在“四大副刊”上也是一种批评式样。比如冰心的《春水》发表后，梁实秋在《创造周报》上发表了《〈繁星〉与〈春水〉》一文，文中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我们若觉得这人生是冷漠的，我们若须求同情和快慰，那么闯进冰心女士的园地恐怕没有不废然而返的，因为在那里只能遇到一位冷若冰霜的教训者。”[225]针对梁实秋的这番批评，一位叫萧保璜的读者致信孙伏园，表达了不同意见。萧保璜将诗人比作探险家，认为：“探险家的使命不过是寻求新的境地给一般人居处，诗人所负的使命又何尝不是寻求新的境地给一般人享乐呢……《春水》是诗国的探险家”，“她是极自然的，又是极低弱冷峭的，然而我也只取她这两点，字句的优美次之”[226]。
无论是经验读者的批评还是一般读者的批评，无论是对整个文坛的批评还是对单个作家作品的批评，无论是论文体还是随笔体、书信体，它们共同体现了新文学批评空间的开放性与多元性。
【注释】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2]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25页。
[3]J.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4]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
[5]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5页。
[6]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1—262页。
[7]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6页。
[8]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0页。
[9]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10]张志东：《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现状与思考》，《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1]闵杰：《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10年回顾》，《史林》，2005年第1期。
[12]朱英：《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3]伍国：《探寻近代中国的公共空间》，《新世纪周刊》，2006年第4期。
[14]许纪霖：《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总序》，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
[15]许纪霖：《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总序》，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页。
[16]许纪霖：《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总序》，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
[17]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18]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19]汪晖：《公共领域》，《读书》，1995年第6期。
[20]许纪霖：《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总序》，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
[21]许纪霖：《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总序》，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
[22]许纪霖：《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总序》，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23]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七章新文化运动的扩展，七“对新文化运动不断加强的支持”。他所举的“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出处是《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1日）上记者答读者问。
[2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25]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26]郑师渠：《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27]郑师渠：《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28]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29]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30]《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31]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16页。
[3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第333页。
[33]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9页。
[34]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35]沈永宝：《钱玄同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54页。
[36]蔡元培：《复林琴南书》，《公言报》，1919年4月1日。
[37]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8]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9]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
[40]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41]参见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42]汪孟邹：《汪孟邹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0页。
[43]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
[44]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45]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改革》，《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第5期。
[46]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47]雁冰：《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第9期。
[48]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35页。
[49]冯至：《我读〈女神〉的时候》，《诗刊》，1959年第4期。
[50]钟敬文：《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54页。
[51]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280页。
[52]注：《新青年》自1919年5月至11月被迫停刊，《新潮》自1919年5月至1919年10月被迫停刊。
[5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9页。
[54]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文集》第5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8页。
[5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56]陈平原：《文学的周边》，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
[57]《学灯》，《晨报副镌》，1922年4月27日。
[58]《觉悟汇刊》，《晨报副镌》，1922年5月10日。
[59]《本刊特别启事》，《晨报副镌》，1922年6月15日。
[60]陈捷：《民国文艺副刊合订本的出现及其文化意义——以〈京报副刊〉为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61]《通告》，《京报副刊》，1925年3月11日。
[62]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35页。
[63]陈独秀：《随感录七五·新出版物》，《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
[64]邵飘萍：《京报》，1925年2月7日。
[65]《学灯宣言》，《时事新报·学灯》，1918年3月4日。
[66]《本报改良预告》，《晨报》，1919年1月31日。
[67]记者：《“中国的托尔斯泰”》，《晨报副镌》，1922年8月18日。
[68]《青年杂志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69]《通告二》，《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70]《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
[71]郭沫若：《郭沫若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03—104页。
[72]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25页。
[73]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74]蔡元培：《复林琴南书》，《公言报》，1919年4月1日。
[75]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晨报》第七版，1919年3月4日—5日。
[76]匡僧：《辩论者之态度》，《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3月20日。
[77]匡僧：《辩论者之态度》，《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3月20日。
[78]匡僧：《思想之生命》，《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4月10日。
[79]张东荪：《答胡适之书》，《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3月15日。
[80]张东荪：《答胡适之书》，《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3月15日。
[81]《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一）、（二），《每周评论》第17、19号，1919年4月13、27日。
[82]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7页。
[83]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84]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85]胡先骕：《论批评家之责任》，《学衡》，第3期，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86]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87]周作人：《〈评尝试集〉匡谬》，《晨报副镌》，1922年2月4日。
[88]周作人：《文艺上的宽容》，《晨报副镌》，1922年2月5日。(https://www.xing528.com)
[89]鲁迅：《估〈学衡〉》，《晨报副镌》，1922年2月9日。
[90]魏建、贾振勇：《“学衡派”再评价》，《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
[91]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92]《本刊启事》，《甲寅》，1925年第1期，转引自童龙超、黄秀蓉《“甲寅派”考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
[93]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新闻报》，1925年8月13日。
[94]章士钊：《答适之》，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20页。
[95]瞿宣颖：《文体说》，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02页。
[96]瞿宣颖：《文体说》，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02页。
[97]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5页。
[98]胡适：《老章又反叛了》，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04页。
[99]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5页。
[100]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参见阿英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第41页。
[101]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参见阿英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第41页。
[102]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103]袁伟时：《重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104]刘钝、方在庆：《“两种文化”：“冷战”坚冰何时打破？——关于“斯诺命题”的对话》，《中华读书报》第24版，2002年2月6日。
[10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59页。
[106]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59页。
[107]刘钝、方在庆：《“两种文化”：“冷战”坚冰何时打破？——关于“斯诺命题”的对话》，《中华读书报》第24版，2002年2月6日。
[108]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晨报副镌》，1923年5月9日；《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5月13日。
[109]《编辑室》，《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6月10日。
[110]张竞生：《“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晨报副镌》，1923年4月29日。
[111]维心：《爱情定则的讨论之十》，《晨报副镌》，1923年5月25日。
[112]彭小妍：《性启蒙与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张竞生与五四的色欲小说》，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2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1页。
[113]彭小妍：《性启蒙与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张竞生与五四的色欲小说》，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2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1页。
[114]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晨报副镌》，1923年5月9日。
[115]胡适：《孙行者与张君劢》，《晨报副镌》，1923年5月22日。
[116]记者：《爱情定则的讨论》，《晨报副镌》，1923年5月18日。
[117]陈锡畴：《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一），《晨报副镌》，1923年6月12日。
[118]陈锡畴：《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一），《晨报副镌》，1923年6月12日。
[119]钟孟公：《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二），《晨报副镌》，1923年6月12日。
[120]鲁迅：《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四），《晨报副镌》，1923年6月16日。
[121]周作人：《无条件的爱情》，《晨报副镌》，1923年6月20日。
[12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6页。
[12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7页。
[124]涤寰、平平：《青年必读书的疑问二则》，《京报副刊》，1925年2月26日。
[125]涤寰、平平：《青年必读书的疑问二则》，《京报副刊》，1925年2月26日。
[126]周十力：《呜呼中国的青年》，《京报副刊》，1925年3月10日。
[127]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第31期。
[128]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第31期。
[129]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第35期。
[130]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第35期。
[131]施存统：《为什么要从事根本改造？》，《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5月27日。
[132]邵力子：《主义与时代》，《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2月21日。
[133]张东荪：《自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
[134]张东荪：《自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
[135]邵力子：《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8日。
[136]太朴：《太朴答存统的信》，《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5月18日。
[137]施存统：《一封答复“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7月15日。
[138]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31页。
[139]孔刘辉：《“五四”时期的戏剧论争探源——以〈新青年〉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期。
[140]孔刘辉：《“五四”时期的戏剧论争探源——以〈新青年〉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期。
[141]胡适：《胡适致东荪》，《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5月12日。
[142]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143]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144]胡怀琛：《胡怀琛致石岑》，《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7月20日。
[145]胡怀琛：《评论尝试集最后的解决》，《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9月1日。
[146]胡适：《答胡怀琛先生九月一日的信》，《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9月12日。
[147]胡怀琛：《胡怀琛致石岑》，《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7月20日。
[148]梁实秋：《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晨报副镌》，1922年5月29日。
[149]梁实秋：《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晨报副镌》，1922年5月29日。
[150]梁实秋：《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晨报副镌》，1922年5月29日。
[151]仲密：《丑的字句》，《晨报副镌》，1922年6月2日。
[152]参见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6页。
[153]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24日。
[154]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24日。
[155]胡梦华：《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1月3日。
[156]周作人：《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晨报副镌》，1922年11月1日；《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1月5日。
[157]鲁迅：《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晨报副镌》，1922年11月17日。
[158]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1月18日。
[159]李怡提出：“摹仿”是“‘学衡派’最基本的文学主张”。参见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160]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5页。
[161]孙伏园：《理想的日报附张》，《京报副刊》，1924年12月5日。
[162]王造时：《“孔教”问题》，《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3月26日。
[163]潘公展：《中国妇女有人格么？》，《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6月12日—17日；《晨报》第七版，1919年6月24日—28日。
[164]协农：《我国妇人道德之缺陷》，《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5月29日—6月2日。
[165]易家钺：《中国的家庭问题》，《晨报》第七版，1920年8月18日—9月7日。
[166]潘公展：《中国妇女有人格么？》，《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6月17日；《晨报》第七版，1919年6月28日。
[167]汪质：《女子无才便是德》，《京报副刊》，1926年2月3日。
[168]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5月7日—9日。
[169]张原絜：《今日文化运动的三大危险》，《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8月18日。
[170]张原絜：《今日文化运动的三大危险》，《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8月18日。
[171]张原絜：《今日文化运动的三大危险》，《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8月18日。
[172]张原絜：《今日文化运动的三大危险》，《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8月18日。
[173]张原絜：《今日文化运动的三大危险》，《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8月18日。
[174]李石岑：《学灯之光》，《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5月22日。
[175]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李欧梵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8页。
[176]陆京士：《五月三十日南京路的流血惨剧》，《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6月2日。
[177]止一：《痛上加痛》，《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6月3日。
[178]钱端升：《租界惨杀国人案交涉方法》，《晨报副镌》，1925年7月2日。
[179]周鲠生：《沪案之目标与步骤》，《晨报副镌》，1925年7月2日。
[180]周鲠生：《沪案之目标与步骤》，《晨报副镌》，1925年7月2日。
[181]李宗武：《东三省的前途》，《京报副刊》，1926年3月14日。
[182]周作人：《排日——日本是中国的仇敌》，《京报副刊》，1926年3月16日。
[183]周作人：《排日——日本是中国的仇敌》，《京报副刊》，1926年3月16日。
[184]周作人：《排日——日本是中国的仇敌》，《京报副刊》，1926年3月16日。
[185]李宗武：《告辛丑条约关系各国》，《京报副刊》，1926年3月19日。
[186]周作人：《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京报副刊》，1926年3月21日。
[187]闻一多：《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晨报·诗镌〈创刊号〉》，1926年4月1日。
[188]《刘廉彬女士惨死问题特号·发刊词》，《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7月29日。
[189]李继宣：《函数式的中国妇女》，《京报副刊》，1925年4月29日。
[190]李继宣：《函数式的中国妇女》，《京报副刊》，1925年4月29日。
[191]《本报学灯栏六大征求》，《时事新报·学灯》，1918年3月5日。
[192]《本栏特别启事一》，《时事新报·学灯》，1918年4月1日。
[193]《本栏之提倡》，《时事新报·学灯》，1918年9月30日。
[194]吴静：《〈学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56页。
[195]楚生：《湖北教育之实际情形及其改进方法刍议》，《晨报副镌》，1922年11月14日—15日。
[196]张光人：《改进湖北教育的讨论》，《晨报副镌》，1922年12月30日。
[197]周作人：《情诗》，《晨报副镌》，1922年10月12日。
[198]周作人：《沉沦》，《晨报副镌》，1922年3月26日。
[199]周作人：《沉沦》，《晨报副镌》，1922年3月26日。
[200]徐志摩：《得林克华德的〈林肯〉》，《晨报副镌》，1923年5月6日。
[201]徐志摩：《得林克华德的〈林肯〉》，《晨报副镌》，1923年5月3日。
[202]梁实秋：《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晨报副镌》，1922年5月29日。
[203]朱湘：《新诗评》，《晨报副刊》，1926年4月1日。
[204]朱湘：《新诗评》，《晨报副刊》，1926年4月1日。
[205]鹃魂：《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晨报》第七版，1919年12月4日。
[206]枝荣：《批评〈超人〉》，《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6月21日。
[207]枝荣：《批评〈超人〉》，《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6月21日。
[208]周作人：《论小诗》，《晨报副镌》，1922年6月21日。
[209]周作人：《论小诗》，《晨报副镌》，1922年6月21日。
[210]周作人：《论小诗》，《晨报副镌》，1922年6月21日。
[211]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刊》，1926年3月25日。
[212]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刊》，1926年3月25日。
[213]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刊》，1926年3月27日。
[214]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刊》，1926年3月29日。
[215]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刊》，1926年3月31日。
[216]西谛：《文学的危机》，《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5月16日。
[217]顾仲起：《对于国内创作坛之诤言》，《时事新报·学灯》，1925年9月8日。
[218]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刊》，1926年3月25日。
[219]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刊》，1926年3月25日。
[220]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刊》，1926年3月25日。
[221]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镌》，1922年3月19日。
[222]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镌》，1922年3月19日。
[223]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镌》，1922年3月19日。
[224]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镌》，1922年3月19日。
[225]梁实秋：《〈繁星〉与〈春水〉》，引自萧保璜的《〈春水〉的回响》，《晨报副镌》，1924年3月26日。
[226]萧保璜：《〈春水〉的回响》，《晨报副镌》，1924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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